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是如何构成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关于清朝前期商业发展，已注意到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阶段性特点，即前期比较保守，后期则相对包容与开放。
明清之际的中朝贸易既有每个王朝的基本内容，又有过渡时期转瞬即逝的鲜明特点。后金统治阶层多直接占有人口、土地、粮食等财富，剥削方式相对直接。其外贸易活动有部族时期传统，即强调边市贸易，积极售卖所俘人口。
后金进入清朝纪元后，与朝鲜确立了君臣关系，其所需的军事、生产、生活等丰富资源主要通过岁币或官方贸易的方式从属国输送而来。朝鲜进入恢复生产阶段，使臣与商人开始在清朝统治区域贸换耕牛等生产资料。
后金与朝鲜的官方贸易
“两国货物，相资贸易”成为朝鲜与后金“和好”的必要条件之一。朝鲜至少于春秋两季携带国书、方物拜见金国大汗。后金亦遣派使节与差官频繁赴朝赠送礼物、传递消息。朝鲜与后金使臣每行辎重颇厚，“礼尚往来”式的物资交换成为此时官方贸易的重要内容。
后金所赠貂皮、马匹、橐驼等在朝鲜看来皆为“通好象征”。而朝鲜赠与后金物品中除绸缎、人参、彩席、刀具等礼品外，很多是后金必需的军备及生活物资，且数额十分庞大。
朝鲜与后金的贡贸物资颇具规模，毛文龙曾欲遣三百余名官兵在凤凰城处劫夺朝鲜使臣回程驮载物资。此时，后金与朝鲜间的“赠礼”品类与数量并不确定，这也为后来皇太极谴责朝鲜贡物日趋粗薄埋下伏笔。
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八月，朝鲜使臣赴沈时皇太极亲自参与点验仪式。油芚等常规物品已先行解去，后金仅考其数。豹皮、獭皮、长剑等精细物件则由差官大海等查验并报其数，再由诸王子等一一传阅，“自汗以下皆有喜色”。
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朝鲜使臣赴沈时，龙骨大等差官点检礼单，“托以色恶、品粗，恐吓不已”。朝鲜天启八年（天聪二年，1628），中江春市结束之后，后金差官越江贸易成为常态。其传递书信时必马驮牛载大量货物，例如来八十余人，牵马一百二十余匹。后金使臣入朝后亦以官差身份持银购买马匹等军资。
朝鲜平安道、黄海道监司、管粮官、府衙守令等必须为其准备食宿，筹办足额贸易物品。后金官差与朝鲜官府间有申请、有批准，亦有明确价格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方贸易特点。
除银两之外，后金所持主要资本为人参。无论“贸买”与“责换”均具有明显的征索性质。虽然朝鲜亦为人参输出国家，但迫于后金的军事压力不得不接受“辽参”换取本国物资。而且，其应对天使所求或转卖明朝仍需求购人参。
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后金使臣出使开城，“胡差出给人参四百八十余斤，责换青布一万九千余匹。”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金差仲男等入京求贸各种药材，两医司不能支。朝鲜国王令从内局药材库拨给。
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后金不断加强征索贸易额度，以报复朝鲜抑制关市、与皮岛相通等行为。三月，胡差龙骨大、马夫大等率从胡百余人持人参八百斤、银子万余两到龙川进行交易。十二月，金差报备朝鲜勾管所其欲以银子九百余两贸换诸色锦缎及貂鼠皮、纸张、彩色苎布、各种药物等。
朝鲜官员立即声明：两国相约以为“凡发卖之物，有则许之，无则不相强勒”。朝鲜虽反复陈请此条约定，但后金无所顾忌，朝鲜也不敢牢拒。
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金差马夫大率商胡持银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五两、参七十六斤赴朝鲜京城贸易。崇祯十年（崇德二年，1637）正月，清朝与朝鲜再定盟约，岁币增加，官方贸易规模直线上升。清朝出给银两，朝鲜负责筹办纸张、槐花、丹木等土产各类贡物，额度动则数千上万。
后金与朝鲜的使臣贸易
后金差官赴朝多奉汗命，但办差之余亦有私人买卖活动。其在朝鲜的私贸活动存在很大的掠夺成分。“胡差之行，例有发卖之事，所索罔有纪极。”后金差官至朝鲜驿站，“牛、鸡讲定之数外不以食，余折价，刷马不为越站，不索人情。”
后金与朝鲜虽“规定”了驿站食宿供给标准，无奈差官仍强求不已，朝鲜不得不拮据措办。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龙骨大行至平壤虽言贸马，但所求甚急，朝鲜陪臣所骑马皆送之。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龙骨大等留义州时虽言“贸得物货六七百驮”，但尽搜城中牛马，甚至府尹之马亦被夺去。
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四月，后金差官求“蟒缎、大缎”，备边司令各衙门绝不可应许，但可许给土产木绵。交易时期不能过急，后金货物可“留置安州或义州，来年九月、十月间送入”。
后金言：“空马无以报汗”，“人参三分之二许卖，其一留置从容客换”，且货物必须木棉与青布相间而送。后金差官为应诸王子等贵族所需，不断加大贸换红柿等鲜果数量。朝鲜王廷将支付压力下移，种种贸换要求令官民苦不堪言。
管粮使等负责筹办后金所购货物不当，致使后金差官袭扰腹地，将被治以重罪。朝鲜西部官署基本没有办法满足后金差官的征贸品类与数额，所以王廷亦需四处征调。
崇祯十年（崇德二年，1937）以后，朝鲜各王公权贵常密送银两求贸绵布、豹皮、水獭皮、灰貂鼠皮、淸蜜、栢子等物。朝鲜此时作为臣属国对其要求无不应允。后金差官可赴沈阳朝鲜使馆进行买卖。崇祯九年（崇德四年，1639），龙骨大等译官连日往来西馆换卖货物，甚至无暇履行接见来使臣的职责。
其所卖物品从俘虏、马匹至梨、柿，种类甚丰，索价甚高。反之，朝鲜使臣则不得自由出入，馆门时刻有人把守，须有汗命方可行事。后金初时称蒙古部众多聚于此，待社会秩序稳定之后“市肆交易，官府出入，自当任意而”。朝鲜使臣及商贾亦有机会出入沈阳进行贸易。
朝鲜的商贸人数远不及后金，且更在意政治目的，而非经济效益。丁卯之役前后，朝鲜由抵触与后金“相通”到被迫与其“相好”，赴沈任务基本为公贸。
朝鲜对商贾的管控
朝鲜政府对商贾管控极严，即便后金为其提供食宿，亦令使臣极力防塞，以免后金差官以此为借口加大本国供给成本。朝鲜使臣赴沈贸易亦须遵从后金所定官价，即朝鲜须不断忍受后金的勒索。
例如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龙骨大等与朝鲜使臣议定货物之价。朝鲜使臣言：“冒缎、彭缎则换之以二两乃是例规。前日，马将之去与管粮官金敬吉计换货物之时，勒令降价或一两三五钱耳，年年参货多不过八百余斤，而马将持去人参至于一千八百余斤，比前之多一千八十余斤，后若如此，则以我国物力绝难支。”
龙骨大言：“冒缎、彭缎之价则从其品之善恶”，人参未有定式，多则多取，少则少取，利润之间不可定式。最后，后金坚持减价，朝鲜使臣被迫接受。后金官方多喜唐物，但彩缎、青布等皆源于中朝，今贡路已绝，岛中路断，朝鲜官商所储匮乏。
朝鲜为了避免无货可供的困窘，令使臣开谕“岛中物货绝乏”的同时，尽力多持唐货赴沈贸易，以示“货物几至尽输”依然赴约的诚意。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年，朝鲜春信使李时英带去商贾携带唐物二百余驮，“开市虏穴”。
货源主要从市民手中平价贸来，即搜聚藏于民间之货。“胡商”贸易唐物意愿强烈，朝鲜迫于压力，不得不许商贾买卖时可随机置换。秋信使赴沈时须再度表达与后金买卖的诚意，其所带百驮物资规模超过“胡差”持来之货。但后金差官仍不满朝鲜使臣所带“好货”寡少，表示亟须南商物货。
总的来说，后金与朝鲜此时关系渐趋紧张，秋信使未带商贾随行，轻装入沈。朝鲜使臣赴沈主要任务为：输岁币，送征兵；为朝鲜世子等提供活动经费。清朝入关前后，朝鲜偿还岁币，输兵运饷，可谓其国储尽归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