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炙手可热的同时，也与掌握人事权的吏部尚书隆科多和掌握财政权的怡亲王允祥之间关系恶化。在平叛期间，我揆不断以军功名义要求朝廷为他我保荐的人员加官晋爵。我开列的保举名单通过密折直递皇上面前，再由皇上以圣旨的形式下达给吏部。因为我每次推荐的官员太多，吏部不得已为其专立一档，谓之“年选”，而这触犯了隆科多他的利益。而怡亲王爷允祥在主持清查国库亏空之际，我屡次请求免除川、陕各项赔补，并免除陕西亏空官员就地解职的处罚，都得到皇上的批准，而这种做法也被其他省所效仿。
使怡亲王的工作出现困难。皇上也深知年羹尧、隆科多、允祥三人之间的矛盾，为了调和矛盾，把隆科多的儿子过继给我，又把我的儿子过继给隆科多，希望能调和关系，可惜我们的关系根本无法调节，现在想来我除了有点对不住怡亲王之外。对隆科多我没有半点感情。
罗卜藏丹津之乱平息后，我曾以自己视力不好、写奏折需要戴眼镜以及心脏不好等身体健康方面的理由，请求交出兵权，调我回京。皇上一直强调很心疼我，给药给方，让我好好调养身体，让我留任，以免外界猜测君臣不和，“当做一个千古奇榜样与人看方好”。就在去年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我进京请训，汇报西北情况，这是我外放后第三次入朝觐见，为期一个月有余。我进京之初，皇上对我高度重视，专门让礼部拟定仪注。礼部侍郎三泰所拟仪注让皇上不满意，被降一级。我进京陛见，沿途垫道叠桥，铺面俱令关闭，陕西巡抚范时捷、直隶巡抚李维钧跪地迎送我。让我很满意。
我从广宁门进京，王公大臣亦跪接于广宁门外，我策马而过，毫不动容。王公下马问候我，、我也只略点头而已。 进京以后，皇上赏我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物。我在京期间，皇上让我怕与总理事务王大臣、中枢近臣们一起面承上谕，下达圣旨，说我记性甚好，能替他说话；下笔通畅，能达皇上的意思。且秉性鲠直，不徇情面。 ，我猜皇上是想让我进京以后担任中枢大臣的意思。但是我在外已久，对于这种活动无法适应。我喜欢礼仪铺张，举动也多少有些傲慢，令在京的大臣们反感。
有的人说我在与皇上会面时御前“箕坐无人臣礼”，而皇上都予以优容。 我在京中招权揽势，四处插手各项政务，宣扬自己的权威、功绩，连我的家仆魏之耀也倚仗主势，作威作福。有一次，我到怡亲王府上拜会，后来对自己的亲信直隶巡抚李维钧说：“怡亲王府邸外观宏敞，而内草率不堪。矫情违意，其志可见。” 皇上对我的言行既看不过去、又不便明说，只有当着我和文武百官的面发表一通上谕，大谈“为君难、为臣不易”，提到外界流传我功高震主，足以左右朝政，但都是无稽之谈，实则暗中敲打我。但我却并未察觉出皇上的言外之意，所以没有就此做出任何谢罪、请辞之举。十二月，我回到西安。
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人曾经向皇上进言不要让我回到西安。但皇上觉得可以掌控我。就没有同意。
这些事都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虽然阿玛和兄长都提醒我要我注意一点。但我丝毫没当回事。甚至连我的政敌隆科多倒台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是因为我的种种做法终于刺激到了皇上。一件事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雍正三年，三月，京师北京城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督抚大臣上表称贺，皇上特意看了我的贺表，发现我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皇上说我不是个粗心的人，我的贺表写成这样，是故意的。说我不愿意用“朝乾夕惕”这四个字，这是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与此同时，皇上开始了还不断挖我的墙角，拉拢了曾与我过从甚密的史贻直、伊都立几个大臣以及我的政敌四川巡抚蔡珽等人。皇上重点拉拢的是我的部将岳钟琪，甚至谎称岳钟琪之父岳升龙是被我陷害，年、岳二人有世仇。挑拨我们的关系。
雍正三年四月，皇上一纸诏书免去我川陕总督兼抚远大将军之职，调任我为杭州将军，而岳钟琪则接任川陕总督。我找人指使西安官民挽留自己，但皇上早已对我不满了。更知道我的小动作。他不为所动，并称我是因为有“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谶语才命我调到杭州，验证是否属实，皇上给我写奏折说“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颇有挖苦我之意。
我离陕之前，与岳钟琪有几次私人对话。都被岳钟琪一一上奏给皇上了。 五月十七日，我离开西安，上了一道奏折，承认自己“以愚陋之姿，器小易盈，又不能谨言慎行，处己昧于谦卑，办事日多悖谬，是臣之罪责，已无所逃”，请求在仪征听旨。 但皇上依然不许，于是我只好前往杭州赴任。在这期间，内外官员对我的弹劾奏章如雪花片般呈上，皇上多次让我明白回奏我被弹劾的罪状，我只好以“臣之所无者，既得据实自陈；臣之所有者，亦已据实自认”原则逐条“剖辩”，但再也无法扭转皇上处置我的决心。
七月初二日，我抵达杭州接任，依然似大将军气象，而且随从尚有千余人，要另建房屋百余间才能容纳。 七月二十七日，皇上借口我的奏折中只汇报了接任日期而没有谢恩之语，又罢免我杭州将军之职，贬为闲散章京 ，看守杭州东门庆春门。在此之前，我在京城的府邸居然大白天进了一只老虎。被好多人抓住。后来这事也让皇上非常上头。
与此同时，我的爵位也一降再降，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从一等公降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到九月二十二日被革去全部官爵。 另一方面，内阁、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多次奏请严惩我。皇上不置可否，而是命内阁下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督、总兵的意见，要求他们公开具题，表达对我这个案的态度。时机成熟后，皇上于十月初五日正式批准将我锁拿进京，交三法司问罪。 而在此之前的九月二十八日，散秩大臣拉锡就已奉雍正帝密令，抵达杭州，逮捕我和我的家属。当晚，拉锡等派去的差人来到庆春门，叫醒已经入睡的我。他还骗我说北京有使臣到普陀山进香，已经到了杭州满城内将军衙门住下，让我去见见面。
很快，我就随着差任来到了将军衙门，被要求跪下听旨，拉锡随即宣读收押我的圣旨，随后将我锁拿，连夜抄没家产，逮捕其妻妾子女家奴等人。我在被捕过程中毫无惧色，屡次强我怕自己的清白“日后可明”“久后自明”，还对我的儿子们说：“你们别害怕”还和看守官兵谈笑风生。 十一月初五日，我被解送到京，关入刑部大牢。十一月二十三日，我的妹妹年贵妃病死。
十二月十一日 ，也就是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刑部奏上我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其中重罪包括与静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私藏军用物品，伪造图谶妖言等，此外还有乱穿衣服、滥用龙纹、排斥异己、贪污腐败、非法经营等各种罪状。同日，皇上派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向我宣判其死刑，称九十二款大罪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我平定青海之功，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所以我也知道我是活不了了。现在想来真是有点悔恨自己。如果一切能从来。我想自己不会在如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