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身份
虽然慈禧太后和闵妃在参政背景和局限性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的参政方式并不相同，慈禧垂帘听政属直接参政，而闵妃需要借高宗的支持来发布政令属间接参政。
具体地讲，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时已经处于太后之位，而闵妃却是以高宗王妃的身份掌权的。
咸丰帝去世后，慈禧的儿子同治帝是唯一的正统继承人，她的太后之位十分牢固，再加上慈安太后无心从政，皇室内部没有威胁到她利益的因素。而闵妃入宫初期不得高宗宠爱，长期遭受冷落，后期得宠后生的第一子又不幸早夭。
这时，高宗宠妃尚宫李氏生下的完和君李墡深受高宗和大院君的喜爱，成为了王世子人选的有力竞争者，直接威胁到闵妃的利益。
可见，相比慈禧太后，闵妃自身的位置并不稳固，受到多种因素的威胁。上述的身份差异直接反映在了二者的政治举措中。
其一是对政敌的态度。
慈禧太后在发动辛酉政变，从顾命八大臣手中夺取权力后仍旧重用了肃顺手下的曾国藩等汉人能臣；而闵妃从大院君手中夺权后，不论对错，排斥他的一切政策。
大院君主张“闭关锁国”，她就积极推进开化政策，与日本缔结了《江华条约》，派遣修信使团出使并考察日本，设立近代机构“统理机务衙门”，成立别技军；大院君撤闭书院，她就恢复书院。
除此之外对大院君残留的心腹进行了清洗，罢免了大院君一派的臣子并将他们逮捕或流放。
其二是对自己娘家势力的扶植。
王开玺（2011）在研究慈禧太后能够统治中国长达47年的原因时指出，她较好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并没有授予那拉氏家族族人显爵重任。
辛酉政变后的1862年1月17日，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同年的9月11日，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祖父景瑞、曾祖父吉郎阿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
以上的封爵都严格按照清廷对于皇后或皇太后家族的恩封惯例，并未出现“违制”。
慈禧太后的二弟桂祥亦循外戚封爵之惯例，因女儿被选为光绪之皇后才被封为三等承恩公。照祥曾官至护军统领；
桂祥曾历任乌里亚苏台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工部右侍郎、山海关副都统等。义和团运动时，官至清神机营管理大臣，品秩正三品。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桂祥仅能以扈从身份，坐于慈禧太后车外，伴随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向太原、西安方向逃避。
照祥、桂祥所任官职，虽亦为清廷的较高要缺，但并不掌握清王朝的实权重权。慈禧太后掌权数十年，没有给任何人留有外戚干政揽权的感觉与口实，更无事实把柄。
无论是正式的官方文件，还是私人日记笔记；无论是清廷中的“帝党”成员，还是其“政敌”(即使是笔锋健锐，一度对慈禧太后恨之入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如是)，皆无指斥其重用族人的记载。
与此相比较，闵妃成为政权的核心人物之后，大力提拔闵氏一族，使得国家的要职都被闵氏戚族控制，实权掌握在闵升镐等闵妃亲戚手中。
他们当政时期，公然卖官鬻爵，贪污腐化成风，地方官更是巧取豪夺，压榨百姓，使得朝政更加腐败，人民苦不堪言。
民族意识
虽然慈禧太后和闵妃都是封建王朝末期的女性掌权人，有着相似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但是二者在民族意识上仍有区别。
这一点可从应对列强入侵的态度和实际举措进行比较分析。
面对列强入侵，慈禧的态度经历了由“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她认为主动求和，向列强示好可以延缓列强的入侵。
于慈禧而言，清王朝能够维持其统治是比国家命运更为重要的事，所以她可以用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这样牺牲国家主权的方式来换取清王朝统治的延续。这一点可以从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得到验证。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后，处于有利地位的清政府却主动求和。
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求和契机，主张清朝与法国缔结和约，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而后，在列强步步紧逼时，慈禧利用义和团向列强宣战，引来了八国联军侵华。
慈禧带着光绪出逃后，留下李鸿章等全权大臣与列强谈判，将责任推到了义和团身上，对义和团大肆剿除。
慈禧在看到列强并没有将她作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后，迅速地和列强达成了和议，全盘接受了列强提出的条件，最后在1901年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使得清政府成为了洋人的朝廷。
由此可见，慈禧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延续清王朝的统治上，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向列强示好。这也是她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只关心自己的60大寿庆典的原因。
朝鲜问题爆发后，慈禧不但不积极备战，反而对日本的挑衅不以为然，“唯以听戏纵欲为事，一切不关心”。
在慈禧的授意下，查照乾隆年间历次庆典筹备，定于颐和园受贺。自颐和园到西华门，轿队所经之路，要“平治修葺，点设景物”。
同时规定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要各进报效银两，已收报效银1206900两。
慈禧太后对日本的战争挑衅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英、俄的调停，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她对中国命运的不够重视。与慈禧相比，闵妃虽然也维护朝鲜王室的利益，但她却没有避战求和，丧权辱国，而是努力引入其他势力来达到“制衡”之目的。
在参政的前期闵妃的关注点主要在巩固权力地位和报复大院君身上。
闵妃与大院君之间总共有三次权力的转移。闵妃在第一次掌权期间倾向日本，与日本缔结了《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国门。
在第二次掌权期间倾向清政府，借清政府之力从大院君手中夺权，与清朝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并请求清政府镇压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后，闵妃集团表面推行事大政策，暗中则引入俄国势力以牵制清朝。
笼络了清朝官员鼓吹“联俄拒中”；私自与俄罗斯帝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引发了两次朝俄密约事件。
东学党起义爆发后，闵妃集团又一次向清廷求援。而日本也以保护本国侨民和使馆为由，派海陆军队一万多人抵达朝鲜，形成与驻朝清军对峙的紧张状态。随后，日军突然袭击景福宫，挟持高宗，强迫其归政于大院君。
第二次失势后，闵妃开始与俄国和欧美国家进行交往，意图引入新的势力牵制日本。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让闵妃开始逐渐偏向俄国。
闵妃与俄国联合后，发动宫廷政变，解散了亲日内阁，第三次掌握政权，不断地亲俄排日，这也给她招致了杀身之祸。
由此可见，闵妃引入他国势力的原因有帮助自己夺权的因素在，
但不能否认她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引入俄国势力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一点有别于慈禧的一味避战求和。闵妃和慈禧出现如此差异的原因在于二者的民族意识及国家观的不同。
清朝是由满族人入关建立的，在其统一全国时要求其他民族按照满族的习惯剃发穿衣，并且在人才任用等方面过分强调满汉之分，强调满族的优先地位，从而极易把满清朝廷之利益置于整个国家利益之上。
与此相比较，朝鲜历来就是单一民族国家，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不会出现如同中国的“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旧史之弊”，民族凝聚力极强，因而闵妃在谋夺政权的同时，也极力谋求朝鲜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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