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胜乔
民国李柏荣写了一本名叫《魏源师友记》的书。这本书记述了魏源一生当中结交的233位师友，其中不乏有魏源生前奉之若师长、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如陶澍、唐鉴、裕谦、林则徐、贺长龄，也有当时地位不显但后来一飞冲天的青年才俊如左宗棠、胡林翼等，还有很多特立独行的士子如龚自珍、邹汉勋、邓显鹤等人。可以说，魏源当时的朋友圈包括了朝野众多饱学之士。
可令人奇怪的是，在魏源结交的这233位师友中，却独独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湘籍同乡，他就是曾国藩。
魏源的朋友圈中没有曾国藩，不仅李柏荣写的书披露了，包括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也专门探讨过。萧一山在《曾国藩传》中就指出：“最奇怪的是魏源在北京作内阁中书，又是国藩的同乡……何以国藩与之竟无往来? 魏源与龚自珍是好友……他们都标榜‘经世学’，有‘明体达用’精神，完全与国藩一致，似国藩应受他们的影响不少。为什么国藩却无一字道及?”
对于曾国藩一生未与魏源交往，有人想当然认为是因为曾国藩看不起魏源，其依据：一是曾国藩比魏源先考上进士且十年七迁，身居高位，而魏源一生仕途坎坷，论官职等级远低于曾国藩；二是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讥笑”魏源迷信风水，认为他迂腐不堪，不值得交往。
曾国藩真的看不起魏源吗？为弄清真相，咱们不妨从曾魏两人的早年说起。
众所周知，曾国藩和魏源都是湖南人，曾国藩的老家在湖南双峰县荷叶镇，魏源的老家是湖南隆回县司门前镇，两地相距200余公里。论年龄，魏源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曾国藩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魏源比曾国藩大17岁。
魏源的年龄比曾国藩大，成名也更早。他9岁就赴县城应童子试，16岁考上秀才，被誉为神童。道光二年（1822年），魏源在顺天（北京）参加乡试，获南方各省举人第一名（南元）。然而造化弄人，中举后的魏源考进士却屡试不中，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才考上，此时他已经50岁了。
相比魏源科场早年得意后期蹭蹬，曾国藩刚好相反。
曾国藩是15岁应童子试，22岁才考上秀才。据史书记载，曾国藩考秀才一共考了7次，第六次落榜还被通报文理不通，他后来将此视为平生四大耻辱之一。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在考上秀才后脑壳突然开窍，次年考上举人，4年后再考上进士，年仅27岁。当曾国藩考上进士的时候，44岁的魏源虽然已做了16年举人，但仍然原地踏步，被小他17岁的曾国藩超越，变成科场晚辈。
正因为曾国藩比魏源先考上进士，因此有人才想当然认为曾国藩看不起魏源，拒绝和他交往。此说貌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
一则因为曾国藩本非势利之人，他绝不会因为自己比魏源先考上进士而看不起他。观曾氏结交的众多师友，首重才学和人品。例如他的至交好友罗泽南、江忠源、邓显鹤、邹汉勋等人，均非进士出身；至于他后来纳入湘军帐中给予重用的的人，绝大多数人不要说是进士出身，有的人连举人、秀才都不是，曾氏用人标准是只要能办事干事，一概录用。
二则因为魏源在曾国藩考上进士以前，已有很大的名声，很多人以结交他为荣，曾氏不可能会认为自己和魏源交往会降低身份。
魏源早在道光二年（1822年）考举人的时候，就已经驰名士林。据《清代朱卷集成》记载，各考官对魏源中“南元”的试卷评价极高，主考官刑部左侍郎韩文绮的批语是“陈言务去，清光大来”；兵部右侍郎恩铭的批语是“笔力清刚、精采焕发” 。总批语更是褒奖有加：“披一品衣，抱九仙骨。其才识足以包涵群籍，其笔力足以扛举千钧；析理如茧丝牛毛，制局如铜墙铁壁，非平日寝馈于古文大学不能臻此境也”。
正因为才学惊人，魏源中举后获得很多进士出身且身居高位者的青睐。例如陶澍、唐鉴、裕谦、林则徐、贺长龄等人，就很看重魏源并对他礼遇有加，其中，陶澍、裕谦、贺长龄还聘请魏源担任幕僚谋划政事。而魏源在他们的关照和支持下，不仅政事干得出色，还编著了《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皇皇巨著，受到士林推崇。
关于曾国藩对魏源的态度，根据史实可以肯定地讲，他不仅从来没有看不起魏源，相反他对魏源一直崇敬有加。这可以从他的日记和给友人的信中看出来。
例如在曾氏考中进士后的第三年（1840年），他在《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中记述自己研读魏源著作《皇朝经世文编》的心得：“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皇朝经世文编》。……此十种书要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书。”由此可见，曾氏对魏源的才学是十分推崇的。
对于魏源编著的《圣武记》，曾氏更多次在日记中提到。例如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记：“《圣武记》又阅一遍毕。”十九日记载：“将《圣武记》目录标识完毕”。同治九年四月十一日日记又载：“因翻阅地图，并将《圣武记》一阅。”十二日“午刻阅《圣武记)”。
即使是对当时尚存争议的《海国图志》，曾国藩也认真研读过。魏源《海国图志》的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曾国藩后来兴办洋务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从中可窥出魏源思想对他的影响。
从上述曾氏日记和给友人的信中所言可以看出，曾国藩不仅痴迷阅读魏源的著作，而且付诸实践，如果不是崇敬魏源，绝不可能如此。
或许有人会说，那曾国藩在日记中讥笑魏源迷信风水是怎么回事？我们且来看曾氏日记原文：“吾亲友中，长塘葛氏既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魏源字默深——作者注）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有心谋之则不应也。”实事求是讲，曾氏说魏源成名后将两代祖先改葬扬州，并不是讥笑，而是客观陈述事实。更重要的是，它前面还有一句“吾亲友中”，这说明他非凡没有低看魏源，相反是把魏源当朋友的。
综上所述，曾国藩其实对魏源一直心怀崇敬，“神交不已”。但是，从目前史料披露的情况看，我们确实也找不到他们俩当面交往的证据，曾氏对魏源仅是相知却不相交的关系。这又是为何呢？
针对上述问题，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大家归纳的原因主要有两人性情迥异、立身处世不同、政见不相容等。笔者认为它们都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在诸多因素中，真正阻碍曾魏两人交往的原因，当是他们在官场中的站队不同。
观古今官场，一个新人要获得提拔，前提是要有靠山。曾国藩比魏源早6年考上进士，作为毫无家世背景的农家子，他找的靠山是当时权倾朝野的武英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这个穆彰阿也颇识才，在曾国藩投靠他做门生之前，他其实也找过魏源，希望魏源投入到他门下。但魏源因为和陶澍、裕谦等人过从甚密，了解穆彰阿的为人和做派，认为他在朝中结党营私、专权妄为，不愿意与之交往，所以拒绝了穆彰阿伸过来的橄榄枝。也正因此，他被穆彰阿认为是异己，阻断了他和曾国藩的交往。
封建官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人一旦站队，如果背着主子与另一派的人私下往来，是为大忌，一旦被发现，轻则被本党抛弃，重则死无葬身之地。曾国藩历来心思缜密，谨小慎微，他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厉害，或许他内心是想和魏源这个湖南前辈交往的，但是身为穆党中人身不由己，只好对魏源敬而远之，止于神交。后来尽管穆彰阿去世，穆党倒台，但因为他忙于镇压太平天国，缺少和魏源见面的机会，所以直到魏源去世，也没有当面深交。
曾国藩从没有披露自己未和魏源交往的原因，或许就是因为存在以上的难言之隐。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至于它是不是真的，在有确切证据出来之前，仍是谜团。
以上是我对曾国藩一生对魏源相知却不相交的分析和猜测，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作者简介：陈胜乔，湖南邵东人。民间不拿工资的乡土知识传播者。业余专注乡土历史地理写作，希望能为普及历史常识、特别是大邵阳的乡土史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