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名臣、湘阴人左宗棠为何安葬在长沙跳马乡
左宗棠墓位于长沙县跳马乡柏竹村（今属雨花区跳马镇）。地处杨梅河大桥南约2公里处公路边，葬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从《重修左宗棠墓碑记》碑后登数十级石阶而上，墓碑镌刻“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之墓”。墓冢为圆顶，墓前有石砌平台，配以拜台、石鼓、石香炉。原墓前有石人、石马、华表、石桌、御碑亭及墓庐，庐内树碑，为黄自元所书。1974年墓被毁，石人、石马、碑亭等亦被毁，墓庐拆改为民房。1978年墓内出土瓷制墓志一方。今墓为1988年长沙市政府斥资，长沙县政府负责重修。
浏阳河流经跳马镇白果集镇的一段称为杨梅河，原是浏阳河的水运码头，曾经是车水马龙，商铺林立。这里有著名的白果树、白果桥和白果庙，还有观音桥、观音堂、观音庙和潘家祠堂、毛氏祠堂和李家祠堂等历史遗迹。
按照旧时“叶落归根”“魂依故里”的观念，左宗棠应归葬其湘阴老家，那左宗棠为什么要埋葬在杨梅河呢？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据看守左墓的黄志清老人介绍：当年左宗棠训练湘军东进时，他顺着浏阳河路过白竹村。满腹经纶懂得风水的左宗棠见这里风水独特，便对随从讲：“此处龟蛇锁水口，好地方。他年我若战死沙场，将我葬于此地。”当然这只是传说，不能当作历史。
杨梅河风水好确为事实。杨梅河宛若一条巨龙，携一江灵动，自东向西逶迤而来。梅竹山倚江而峙，平步青云，山水交融，运势蕴婉。黄志清老人说，这山丘是一颗龙珠，这河这山就是两条盘旋的巨龙，这风水宝地就叫“二龙戏珠”。墓地前方视野开阔，正对着的是一处笔架形状的小山。
易经研究学者刘子瑛对左宗棠墓地勘察结果如下：
墓地明堂水口：壬子。
入首龙：辛酉木龙（来龙非“自上而下”）。
朝堂水：前甲卯，右巽巳。
朝堂峰：艮甲卯乙。
坟墓坐向：所扦辛酉坐穴（经），立辛山乙向兼酉卯（纬）。
墓地风水判断：该墓依水定向为阳差克夫主应发富而淫乱。依龙定向属阴错伤妻，主应发富，而独占魁元。
关于左宗棠选墓地，也有另一种版本的说法：左宗棠作为经世之学的集大成者，对于鬼神、风水之类，似无深信，也不斥为无稽之谈。他的态度是：若信，则要按照规矩办；不信，则可自行其便。但凡记述怪异之事、神灵之说，左宗棠都持这种态度。左宗棠的墓地位居山腰，周边苍松翠柏，东面河流蜿蜒，就连外行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幽静开阔的处所，适合于长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人，后屡试不第，曾作乡村塾师。太平天国起义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咸丰十年（1860），由曾国藩保举，清廷特旨任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招募“楚军”5000人，赴江西、浙江前线与太平军作战。次年任浙江巡抚，后升闽浙总督。同治五年（1866）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旋任陕甘总督，次年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光绪七年（188l），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指挥抗法战争，不久病逝福州。有《左文襄公全集》
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后，与湘潭富室女周诒端成婚，因家庭贫困，赘居妻家。旧居在湘潭隐山。后来他曾二次赴京参加会试，但都落第回乡。心怀大志的左宗棠并没有因家庭的贫寒和科场的失意而气馁，仍然在致力于有益国计民生的学问，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左宗棠个性极强。他自幼志大言大，在这穷困得依居妻家时，刚二十岁出头，做了一副对联张挂起来：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就在这一年，当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巡阅江西事毕，便道回安化故里省墓，道经醴陵。醴陵知县在给陶澍准备行馆时，特地请左宗棠写了几副对联，其中之一曰：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乡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澍见此联，大为激赏，询知为左宗棠所撰，“因属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
从此，左宗棠与陶家结下不解之缘。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入京会试落第回乡，特绕道南京谒见陶澍。“陶留住署中，每日令幕友与之谈论，如是者旬余”。然后出见左说：“汝之言论志向，我俱明白，将来勋业当在我上。” 陶认为左前途不可限量，更为器重，于是当面聘左的大女儿孝瑜给自己的儿子陶桄为妻，二人结为儿女亲家。不久，陶澍去世，其子陶桄年仅7岁，左宗棠乃受托赴安化陶家，设馆教授陶桄，并帮同料理陶宅家事。他在陶家先后八年，得以博览深研了陶家的藏书，对他学业的长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左宗棠青年时代的志向远大，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林则徐是他最为崇仰的人物。1837—1838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雷厉风行，成效卓著。后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领导了抗击英国侵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投降派的陷害，充军伊犁，在新疆兴水利，辟屯田。道光二十六年（1846）被重新起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林则徐由云南辞官回乡，路经湖南，特派人专赴湘阴，约左宗棠来长沙一晤。十一月二十一日，神交已久的两人终于在长沙湘江舟中见面了。其时，在长沙湘江东岸，一批湖南官员正等着会见林则徐，而林一听左宗棠到，立即邀请登舟，辞谢众人，将官船渡至西岸。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的一次会见，却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会见，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极口称许左宗棠为“不凡之才”“绝世奇才”“略分倾接，期许良厚”。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抗谭今昔”，无所不及。古今形势、人物外，兼及新疆时务，包括屯政，水利等。二人宴谈通宵，至“曙鼓欲严，始各别去”。临别前林则徐手书一联赠给左宗棠，联云：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率军出关执掌陕甘军务，平定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授协办大学士，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平定了陕甘全境。举办兰州机器制造局等新式企业。光绪元年（1875）任钦差大巨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讨伐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建议新疆设省并进行经济文化改革，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光绪三年三月（1877年4月），按照左宗棠的军事部署，刘锦棠率大军由乌鲁木齐南下，一举攻克达板城，阿古柏集团内部乱作一团，阿古柏本人也在一次斗殴中为部下所杀。光绪四年（1878年）初，南疆回归祖国。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仍为沙俄霸占的伊犁。
沙俄一边通过压力和讹诈，逼迫清朝使臣崇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一边在伊犁地区将俄军增至1.2万人，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了一支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光绪六年（1880）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5月底，左宗棠以69岁的高龄，亲自率大军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当时投降派攻击左宗棠，说他近70岁的老翁，出关定难生还。左宗棠闻此语，嗤之以鼻。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他吩咐部下为自己订做了一口棺材，舆榇出关。全军将士见主帅气概如此豪壮，士气倍增。中、俄伊犁交涉中，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由于有左宗棠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时，迫使沙俄交回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伊犁，收回了部分权益。
伊犁问题虽最终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左宗棠积极的军事准备，中国政府是难以收回这部分权益的。左宗棠一生从未主张过和议，更未与洋人谈判过，故而有人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惟有左文襄。”
1996年，左宗棠墓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 陈先枢 原载《长沙县历史文化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