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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斌，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以清廉刚正、敢言直谏大名于顺治、康熙朝。
其祖籍河南睢阳县，生于明天启七年十月二十日(1627年11月27日)，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687年11月15日)。
1、坎坷的科举之路
其家世为“阀阅旧族”，明末时已衰败，乃至城宅田园尽为豪绅占夺。其父恪守家法，课子甚严。汤斌八岁入塾，因恐有辱先人事业，“遂笃志圣贤之学”。
十五岁以前，他已读完《左传》、《战国策》、《公羊》、《史记》、《汉书》等书。明崇祯十四年（1641)应童子试，文章拔置第一。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农民军攻占睢阳，州民开门迎纳，汤家和城内富户避难城外，其母死于战乱。后全家逃至河北，靠父亲“舌耕（教馆）以养”。
转年，汤家又南迁至浙江衢州，闻农民军已攻破北京，只得暂寓居衢州山中，伺机北归。汤斌自幼苦读成癖，动荡生活并未改变其读书习惯，每晚都读至夜深。
入清后，他曾至南京应试，七试皆榜首。后因当时战事繁纷，清廷财力不敷，令举子纳军需银数十两方准与试。汤斌无力纳银，只得暂弃科举念头，继续随家流浪，直至顺治二年(1645)时，全家才从江西鄱阳湖返归故里。
自此，他朝夕攻苦，无书不读，尤肆力于经史及宋儒之书，锐意科名，后在乡、州、府试中连连中捷。
在顺治六年(1649)的会试中，该科总裁洪承畴和宁完我十分赞赏其文章，“以尘外相期”。汤斌饱读经史，醉心于上古三代的治迹，认为宋儒学说承祧了孔孟之道，舍此无以治理社会，便遵循古训，以阐扬理学为己任。
另一方面，在清初的战乱之中，他饱受颠沛流离的痛苦，阅尽民间疾苦和贪官污吏的暴戾。这又铸就了汤斌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体恤民情、主持正义的思想。
顺治九年(1652)，汤斌取中进士，授宏文院庶吉士。但他并不汲汲于名利，自甘清苦，所住邸舍不避风雨，潜心时改，留意古今治道，散馆时以《政贵知变论》使朝中人刮目相视。
认为清初各种法度的制定，应借鉴古人，根据时地的不同情况而变通。
不久，清廷议修明史，汤斌大胆疏言：
“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
疏上，大学士冯铨、金之俊立即攻劾其“奖逆”，几乎酿成大狱。后经顺治帝亲自召见南苑。
2、为民请命的清官
顺治帝评其“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以得职衔加一级用，补潼关道副使。
潼关自古为用兵孔道。明季战乱之后，城内居民不过十数家，而“伐叛”之师一年中数至，驿递、粮秣、军需等物资供给匮乏，加之官吏敲剥、兵土掠夺，百姓困苦已极。
凡有清军过境，他皆与主将约法：
“部文所需有不给者，公请劾我。若额外动民一草，我亦当论公。”
一次，总兵陈德调湖南，“军士八千，家累满万”。过潼关时，陈以母病为由欲暂驻，遭拒绝后又强索行军用车五千辆或折银自雇。汤斌派人侦知其用车不过二千辆，遂巧设计谋，如数集齐车辆藏匿起来，然后摆酒相邀，提出“以人量车”，凡兵士家眷坐满为一车，即驰出城外，尽出为止。
陈不知为计，便欣然与汤斌坐城门上饮酒观看。漏下四鼓，陈德所部兵员眷属尽出，用车尚不足两千辆，陈见状悔之已晚，只得怏怏上路。不久军士哗变，将其焚死。此后，官军过境“皆肃然莫敢犯”。
一年后，清廷考绩官吏，潼关城中流民归者已逾数千家，关中地区以汤斌为最。考官询其由，他答道：“吾惟于保甲、乡约、义学、社仓四者加之意而已。”
又汤斌施政重变通，推重唐文宗时的名臣崔郾“初治陕不鞭一人，即迁鄂而严刑不贷”，因时地而制宜的做法。
因此，当他在顺治十六年(1659)升任岭北道参政时，根据赣南战乱情况，审时度势，设伏大败明旧将李玉廷，有效地阻止了海上渔民军，使这一带局势尽快稳定下来，深得清廷褒奖。
3、20年潜心向学
汤斌勤于职事，初至赣的三个月间，理清积案八百余件，劳累成疾，于是年底告病乞假归省。
他莅位时仅带仆从二人，马一匹，去职时竟穷至归途盘费无措，将马匹卖掉才勉强返回故里。
汤斌居家读书近二十年，潜心宋明理学，广泛涉猎了各派的观点。
康熙五年(1666)冬，他闻知理学大师孙奇逢讲学苏门，便赁驴造访，深以其调和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主张为是。
他反对明末理学界“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倾向，也反对清初“或诋朱子为支离，或病阳明为虚寂”的纠葛，重视自身的修行和操守，提出“笃学力行”。
在孙奇逢的指导下，他编写了《洛学编》，这是一部记传体的理学发展史。他还集资在家乡修起了睢州学官、建立绘川书院，招收子弟讲学兴道，并主持编写了《睢州志》。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诏举博学鸿儒。魏象枢、金鋐等朝中大臣力举汤斌。
在郡县官吏的催促之下，他驾牛车入都，投宿于“数椽不蔽风雨”的僧舍，绳床破被，“终日杜门，危坐斋中”，前来拜访的官员都慨然叹道：“犹是山中学道人面目也。”
翌年应试取中，殿试后被康熙帝亲点为甲等，补翰林院侍讲，命纂修明史。他仍然力主取法宋史，秉笔直书，不惮忌讳，以“落落劲抗”名于朝中。
康熙二十年(1686)八月，汤斌主持浙江乡试，所取多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浙人称该科为“孤寒吐气”。他复出后的举动，深得康熙帝器重，指派其为经筵侍讲讲《易经》，并主纂《两朝圣训》。
汤斌是清初理学名臣，其理学思想对康熙皇帝影响很大。
时清廷欲大力倡导理学，然朝臣中对理学观点持论不一，或程朱、或陆王，纷纭胶葛，议论芜杂。
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九日，康熙帝召汤斌至乾清宫，“天语良久”，商讨此事。
康熙帝闻言频频点头。
先是，康熙帝对于理学各派独推重朱熹，认为其学说浅近务实，然苦于难以平息朝中议论。自汤斌意见提出后，他部分接受了其主张，并利用它平息朝中持续已久的争论。
3、“豆腐汤”的故事
康熙二十三年(1684)，汤斌迁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年出任江苏巡抚。
是年睢宁、沭阳、邳州水灾，难民涌入苏州城内，混乱不堪。适逢康熙帝南巡，制府官员见苏州城灾民塞户，道路甚隘，便下令拆毁民居以拓展“御道”。
汤斌见状力止，云：
“圣天子问民疾苦，故有是行也。若之何使民无宁居乎？”
驾至，汤斌启奏，陈明原委，康熙帝甚喜，即批准报蠲睢宁等处赋税银数千两，并赐以御书、蟒裘等物，表彰其嘉言懿行。
苏松地区富甲天下，汤斌上任后从吏治入手，戒府、道官员不得受属下馈赠。他“为政简静，令出期于必行”，执法极严。同时，他“恤民隐，植纲常，兴教化”，几个月间，在除耗羡、严私派、清漕弊、省狱讼、汰蠹役、杜请托、行保甲、革匣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很快使吏治一新，乃至过往官吏皆“迅棹疾行，未尝烦斗米之馈”。
自古吴中“民俗豪侈”，且嫖赌打斗乃至拐卖人口成风。
经汤斌倡理教、兴义学、严刑令一番治理后，“巷无游民、寺无游女，农租商课，输纳以时。吏民散（玩）法者，咸洗手敛迹”，民间陋习大为减少。
时吴中多寺庙，四时香火不辍，又以楞伽山（俗称上方山）的五通神祠为甚。当地人形容上方山为“肉山”，称山下石湖为“酒海”。青年妇女有疾，必曰“五通神将娶之”。奸巫淫尼骗人闺阁，竞相煽惑，一岁中常有数十人为其害死。
汤斌闻讯后，亲往察看，勃然大怒道：
“鬼神福善祸淫，治幽赞化。若祭者免祸，不祭者即降灾，此与贪官何异？若每岁娶妇，直一淫昏鬼耳。”
当即下令将木偶焚毁，土偶投入湖中，拆毁五通祠，将木材砖瓦移建学宫，修葺城垣。当地百姓“始而骇、继而疑，终乃贴然大服”。自是吴风大变。百姓们因他施政宽严有度、治绩卓著，谐送一外号曰“黄连半夏人参汤”，又以其自奉简朴称为“豆腐汤”。
4、明珠的“眼中钉”
当时朝中明珠与佛伦、余国柱等结党乱政、朋比为奸。
汤斌接任江苏巡抚时，前任布政使龚其旋以亏欠库金被御使陆陇其参劾，龚以重贿买通余国柱，托其在明珠面前求情掩罪，事乃得缓。
余国柱曾与汤斌为同年友，因其秽行被时人骂为“余秦桧”。
他得知汤斌出抚江苏，便欲行贿为龚掩罪。汤斌铁面无私，对龚按治如律，致使二人怀怨，寻机报复。
不久，汤斌报蠲江南灾区税银获准，余国柱又趁机敲诈，声称此事全靠明珠之力，责令汤斌私送四十万两“酬谢银”。
属吏们深知个中厉害，好言相劝，汤斌正色答道：
“民有银宁不完国赋而入私门乎？吾宁旦暮斥，不忍见若等剥民媚权贵也。”
余国柱遭断然拒绝后愈加忌恨，利用汤斌奏疏《奏销斗役食》再启衅端。
斗役即苏松掌仓库役隶，每岁不下六七百人。吴三桂叛清时裁以充饷，后议复未批，实则仍照数支给，其中多有虚报弊端，汤斌认为系冗员议裁。余国柱以“蒙混奏请”为借口，大肆攻劾，吏部惧明珠势力亦附议革职。
康熙帝阅奏章后甚为愠恼，曰：“尔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尚议汤斌乃尔耶？”下令免议汤斌之罪。
不久，康熙帝特授汤斌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侍讲皇太子并准以绿头牌奏事。
汤斌去任将行，江苏百姓罢市，聚至辕门外叩留。启程时，百姓抱马腿泣留，遮道焚香，拥送者不绝。
汤斌于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抵京，任《明史》总裁，是年大旱，康熙帝下令百官议抗旱之法。
灵台郎董汉臣应诏言十事，语侵内阁，一时非议迭起，内阁官员深文参劾，指斥其“越职希富贵”，拟旨下刑部究主使。
在明珠等人授意下，大学士王熙甚至提出：“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
康熙帝坐朝审理此事，百官噤若寒蝉，独汤斌挺身奏道：“汉臣无罪。”他不颤余国柱等人拦阻，厉声道：“上因旱求言，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如此心何？”康熙帝当即赦董汉臣无罪。
自汤斌还朝后，因治河问题其意见与总河官员相抵牾。他不惧明珠一伙作祟其间，从全局考虑，提出“闭六壩”的建议，亦获准。对此，明珠一伙更加惴惴不安，深恐隐私被揭，倾轧之心愈烈。
他们罗织罪状，连连告讦，一时朝内外物议沸腾，盛传汤斌将受处分、隶降旗籍云云。苏松百姓闻讯，举数百人至京城，集鼓厅门前将击鼓讼冤，后闻汤斌无事方散。
先是祸急时，有人劝其揭发余国柱等人罪状以纾祸，汤斌不允，淡然处之。
汤斌晚年多病，接踵而来的打击迫害使其更加孱弱，康熙帝派太子问疾，遣御医视诊，稍康复即改任工部尚书。
明珠等屡谮不得逞，仍耿耿于怀。一日九卿议事，汤斌以病未至，复遭劾，后经陈廷敬等力奏，方得从轻议处。
就在明珠等密谋策划、企图再兴大狱时，汤斌已溘然辞世。
先是，汤斌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月六日奉旨前往潞河勘察构木，三日后暮归。十日夜，漏下二鼓犹与二子讲书，翌日晨即逝。
朝官往视，只见其遗体卧于板床之上，衣破旧蓝袄，着褪色布裤。查其遗物，惟竹笥内俸银八两，幸得友好资助才得以下葬。
汤斌死后，康熙帝曾喟然叹道：
“朕遇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
已察觉到明珠一伙势焰嚣张。第二年，明珠党败。
直至雍正中，汤斌牌位才得入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追谥文正（清朝8个“文正”谥号之一），成为清朝第一位获赠谥号”文正”的官员。道光三年(1823)，从祀孔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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