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内务府是皇帝自己的官僚机构，大臣们不能管皇帝的家务。皇上只是想一扫内务府的腐败，就相当于一人敌视三千多人。就算砍掉几个主管大臣，内务部腐败不根除，也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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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曾派郑孝胥大刀阔斧改革内务部。郑孝煦上任后，将原仁堂大夫开除，换人，认为弊端可以消除。没想到，内务府的人集体罢工，偌大的紫禁城空无一人，没有人准备祭祀的瓜果点心。几次之后，溥仪不得不放弃内务府的整顿。看得出来，清朝皇帝并不想纠正内务府，但他确实连累了很多人，他也无能为力！
清朝顺康时代，由于内战频繁，国家尚未实现安定，内务府每年的开支往往需要户部补助。康熙中期至道光、咸丰初期，内务府与户部的关系比较稳定。由于国家财政收入总体来源稳定，支出相对固定，偶尔会发生战争但总体成本不大，可以依靠库存和应急措施应对。在此期间，内务部与户部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这个循环从康熙时代开始，在雍正时代发展起来，在乾隆时代达到顶峰，在嘉道时代得以维持，在咸丰时代开始崩溃。从咸丰中后期，特别是同治年间，内务府与户部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内务部的财力已经用尽，他们不断向户部请拨。
然而，面对军费、外债、赔款的恶性循环，户部早已捉襟见肘，捉襟见肘，不得不在有限的财力内不断运转，以满足皇室无边的开支。乾隆年间，内务府收入充裕，每年都要将多余的存款转入户部，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
乾隆时代，内务府的收入，除了户部每年拨款60万两外，主要来自皇庄、当铺、关税和盐税等几个方面。对于一些重要的沿海和内陆关税，除了户部规定的税收外，任何盈余都必须上缴内政部。到乾隆中期，上交给内务府的比上缴国库的还多。还有盐税养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乾隆年间，内务府的收入普遍较高，内务府钱庄的库中经常有大量白银。所以乾隆明确表示，一旦内务府库房的存货超过百万，一般都需要将库存的白银调入户部。
1768年至1775年间，共拨入户部690万余两。嘉庆十九年（1814年）内务府库藏白银1240万，道光末年有800万余。但总的来说，随着嘉庆年间收入的减少，户部的拨款也会减少，先是减到四五百万，到嘉庆末年只有十万左右。到了道光时代，改变了户部的调拨方式，改为封存，每年基本在20万到30万以上。当然，如果存多了用不着，就转给户部。1838年，将内务府储备的300万两转入户部。据统计，乾隆时代内务府总收入高达8000万多两，其中内务府光储司总收入6800多两，占85%。养心殿办银库总收入八百万至九百万两，占百分之十。圆明园银库总收入4至500万两，占5%。
鉴于圆明园银库在乾隆十四年之前尚未成立，且乾隆十四年至乾隆六十年每年白银存货量波动较大，故圆明园收入实际占比白银国库应高于5%。除了宫廷生活的日常需要，乾隆时代内务府的开支，其实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乾隆六下江南游玩。乾隆时代的内务部除了日常开支外，还要支付重大战争、救灾、河道工程等费用。除此之外，它还用于建造西藏寺庙和供奉喇嘛。为什么要在这个领域投资？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花钱方面，乾隆皇帝比明朝的很多皇帝都精明得多。借用《乾隆皇帝的荷包》赖惠民教授的一段话来赞美乾隆皇帝：就执政宗教战略的历史脉络而言，元代宣政元所辖官庙占数百千亩田地，耗尽天下财富；在首都供养了大批藏族僧人，经常举行佛事大典，修建寺庙，修建佛塔，造成了国家的财政危机。相比之下，清朝兴建寺庙由内务府承担，并没有造成国家财政问题……比起明朝和蒙古战争，各耗费七八百万两白银年，更能彰显清朝成功的统治战略……清朝的蒙古人不再是勇猛善战的游牧民族，而是成为虔诚和平的民族。
19世纪，中国面临外来压迫，世人都会想起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时的傲慢无礼，错失洋务良机。但是，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征服了新疆、蒙古等地。为了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他在宗教政策、资金注入、修建驿站等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也许他没有预见到中国在19世纪的衰落。但中国至今能保持幅员辽阔，乾隆皇帝对边疆民族的策略值得探讨。
乾隆年间，定制户部每年向内务府拨款60万元。1830年7月，又指定广东海关从会计司的关税盈余中提取30万元上交内务府。然而，咸丰初年，资金短缺。欠款。1868年起，户部又增设30万，统计每年拨出60万。1870年以后，内务部指定的60万的来源是：两淮、两广、广西、粤盐局各5万，福建茶税，福建海关常税，太平海关常税银子各10万，九江海关常税银十五万。光绪中期以后，内务府花钱更多，60万不够用。1893年10月1日，奉命户部请省海关另筹五十万元，次年施行。具体来源为齐、晋、河南、江苏、江西、广东、四川各20000个，陕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各10000个，江浙沪天津、镇江、宜昌海关各20000个，闽粤海关、山海关、芜湖海税4万元，昌鲁、山东盐税各1万元，两淮、浙江盐税各2万元，河东新盐税4万元。其他不变。道光年间广东海关指定的30万元，仍作为固定资金来源，但不是常年资金，也没有足额拨付。如果算上三十万。即户部每年拨款140万。
这些其实都是日常开支。遇到临时或重大特殊事件，户部不得不增加拨款，特别是同光大婚、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元子修等。
1872年同治大婚，户部直接拨款450万元，加上其他地方的开支，江宁织造55万元，苏州织造182万元，杭州织造110万元，两广总督37万元，1.17万元广东海关、淮安海关等总数高达近千万。1887年，光绪大婚，拨出550万京金。还有修建陵园的费用。
清末最大的朝廷开支是慈禧60大寿和庚子太后归来。据统计，慈禧太后60寿辰一共花费了530.8834万两。1857年至1874年，户部除需承办大典外，拨给内务府的经费高达918万，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咸通年间，也有历次诏书要求节俭，也有官员和大臣要求节俭开支。户部不时采取强硬措施抵制调拨资金，要求户部退回资金。如1897年，次年省海关下拨50万，获准退还户部13万。同治以后，内务府的财政支出不断扩大，清末的急速扩张确实是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支出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宫廷奢靡之风极为严重。咸丰后期每年的开支只有40万余元，同治初年则在80万至90万至100万余元不等。光绪中后期达到143万，内务府后期高达295.2万，十余年间翻了一番。1911年办理次年预算，内务府预算高达10246974两。
晚清十几年，皇室继续肆无忌惮奢侈生活，多次要求户部增资，动辄数十万。客观地说，清朝统治者并没有一味保护内务部。一般来说，在处理内务部与内务部的关系时，要保证内务部王室的需要。但是，如果户部国财严重不足，危及统治，就必须优先国财。总的来说，从康熙时代到道光时代，内务府户部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保持良性循环的。同年，户部财政开支扩大，但仍可通过捐献和设礼津维持，故需增加内务府拨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