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讲，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然而现在许多网友，却常常将两者混同，这个现象，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尤为严重。
一些人声称，民族主义是贯穿古今的，并此为依据，对宋元明清的历史进行解构。
而另一些人则强调，古代没有民族，只有忠君，不能以今天的观念强行代入过去。
一、民族
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上文提到的不同观点，一旦在网上发生碰撞，其结果如何，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以个人旁观过的几场辩论为例。
正方往往会站在民族角度，毫不吝惜对卫青、霍去病、朱元璋，甚至是陈友谅等豪杰，送上无数溢美之词。
而反方这时候，大概率会拿朱元璋承认元朝正统，汉武帝重用匈奴人金日磾说事。
当然了，类似过程，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无论怎样，这种辩论，到最后都会演变成人身攻击的。
所以，古代史中，与民族相关的战争和王朝更迭，到底该如何剖析判断？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以前文章中，也曾做过一些简单的总结，概括起来：
“古代当然是有民族的，但是绝对没有民族主义。”
为什么要这么说？首先我们来看民族。
什么是民族？按照现在比较常见的定义：
“民族是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上，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
从这个角度入手，最晚从秦汉开始，华夏在中原地区的大一统民族构建，就已经基本成型了。
而且，这种所谓的“民族”定义，并不是作为后人的我们，拿着今天的概念，硬生生套在古人头上的。
根据《新五代史》的记载，有个名叫张砺的大臣，曾拒绝辽国的招揽，理由是：
“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
大家看到了吧，他所用的理由，并不是儒家传统的忠孝，而是很纯粹的民族观念。
还有崖山海战后，元军曾在巨石上镌刻“镇国上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字样。
到了明朝，文人赵瑶为此愤愤不平，于是作诗一首，曰：
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
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从民族方向入手的叙事方式。
否则张弘范生平从未在宋朝出仕，也没有像后来的吴三桂那样数易其主。
崖山海战
如果古代根本不存在民族和民族意识，那么从儒家忠君角度看，他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被指责的。
类似案例，古籍上比比皆是，这里就不多举例了。
总之，民族不但在古代客观存在，而且古人主观上，也是普遍抱有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
当然了，本文讲到这里，有些网友可能就要提出异议了。
要是古代真的有民族意识，那么明朝立国后，为什么要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
按照民族主义的逻辑，元朝作为北方的征服者，就算不按个“伪元”的称号，起码也得在舆论上大肆批判吧？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朱元璋在《登极诏》中，高度赞扬忽必烈，所谓：
“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
洪武三年，明军北伐大获全胜，俘虏元皇子，群臣请求杀之，朱元璋又斥责道：
“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
甚至于明朝帝王庙中，还长期祭祀忽必烈、木华黎等蒙古君臣，直到嘉靖年间才最终废止。
此类种种，近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就曾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中，总结道：
“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逢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
所以，这是为什么？翻阅典籍，古人不是有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吗？
这怎么到了元明更替这种大事上，反而个个都不讲民族叙事了？
当然，任何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其背后肯定都是有内在原因的。本文开头曾说过：
“古代有民族，但是没有民族主义。”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弄懂了其中的区别，就能明白古人的逻辑。
要知道，民族自古有之，而民族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至今也不过200多年历史而已。
二、生产力
所以，讲了这么多，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的区别又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本文想先就古代的生产力和生产模式，进行论述。
我曾看过一些穿越小说，主角不管回到哪个时代，都热衷于打贵族，分土地，建立理想社会。
穿越到周朝，就把矛头对准周天子。
穿越到汉唐，就把矛头对准门阀豪强。
小说不用太考究，随便看看图个乐当然没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完全行不通的。
比如西周至春秋，当时的生产力是什么样的？很多人可能都知道，集体劳作的井田制么，那为什么要实行井田制呢？
很简单，生产力太落后了，只有在公有土地上共同劳动，大家才有可能活下去。
当时缺的是土地吗？显然不是，那时候的中原，开发程度和今天的西伯利亚差不多。
零零散散的城市星罗棋布，一出门，四面都是荒原。
这种情况，在史料中还有个专属名词，叫作“隙地”，例如《左传》记载：
“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岩、戈、锡。”
这条记载出现于春秋末期，而且宋国和郑国，又地处开发程度很高的中原腹地。
由此，大家应该也能够想象，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样了吧？
那个时候民众缺地吗？根本就不缺，真正稀少的，反而是生产工具。
如果生产力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就算真有穿越者，把贵族们都打倒了，生产资料也是不可能平分的。
最后还得集体劳作，不然根本无法生存。
那么要是把时间线，再往后推一些呢？
西周、春秋不行，等到自耕农已经大量产生的汉唐，可不可以把豪强门阀，都取缔掉呢？
这个问题，我以前在“宋朝以后，华夏武德为何衰败”的文章中
（点此查看）
，专门讲过，这里再简单提一下。
的确，自从铁犁牛耕普及以来，井田制日渐瓦解，土地私有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个知识点，估计大家多少也是有所了解的。
铁犁牛耕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继续在公田上接受盘剥，于是纷纷跑出去开垦私田。
这个阶段，贵族和地主，对平民的人身控制，确实被削弱了很多。
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此认为，自战国后，自耕农就是社会的主导力量，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呢？
显然是不能的，原因也很简单。
虽然从战国至唐代，小农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但商品交换受限于生产力，仍然很脆弱。
典型案例，在现代社会，由于贸易发展，完整的生产体系，往往是以国家，甚至是大洲为单位的。
得益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哪怕是衣服、日用百货等低价值商品，也能在经历了数千公里的运输后，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
因此单个的县或市，根本没必要什么都造，只要发展少数支柱产业，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分工促进生产力提高，各区域因地制宜，深耕一两个领域，本来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
然而这种模式，在古代是完全行不通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贤良文学在《盐铁论·通有》篇中
（点此查看）
，专门从成本方面，论述了非高价值货物，不可进行远程贸易的特性。
毕竟古代社会没有现代的技术、产业链和基础设施建设。
举个比较形象的例子，一个地方木头100钱，另一个地方木头1000钱，两地相距较远。
这个差价，成长于工业革命后的人们，可能会觉得是个发财的良机。
但是汉代商人要敢下手，木头100钱，运费说不定得10000钱，赔的血本无归。
因此至少在宋朝以期，中国的商业是呈区域化特征的。
各地难以从外界获得所需产品补充，于是基本上每个郡县，都要搞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
这也就是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地方豪强：
“僮仆成军，闭门为市。”
东汉《四民月令》，记载强宗大族经营项目包罗万象。
从农耕、畜牧、渔业、林业、染织、酿造、冶金、水利、军工、到各种手工业什么都有的根本原因。
分散的自耕农，无法进行全产业生产，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豪强大宗才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关系。
总而言之，相比于西周的井田时代，汉唐贵族对平民的控制能力，确实有所下降。
但是所谓的“有所下降的控制能力”，从绝对值上看，仍然非常强大。
当时很多平民，对豪强完全是人身依附关系，类似于签了卖身契的那种关系。
基本上祖祖辈辈，子子孙孙，从衣食住行，到身家性命，都被人完全掌控。
现代人所熟知的，那种主家钱给少了，或者受委屈了，立马就能跳槽的雇佣关系。
直到宋朝，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普及开来。
南宋学者胡宏，在《五峰集》中，曾用一句话对比古今社会结构，所谓：
“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
讲的就是这种变化。
类似情况，其实在古代欧洲，也是差不多的。
虽说中西方文化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演化出来的制度、思想，也差异巨大。
但是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具有第一性。
两个文明的差异就算再大，也绝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去构建过于超前的制度。
罗马时代的奴隶制就不说了，很明显具有集体劳作，以及人身依附的特征。
至于中世纪的城堡庄园，欧洲历史学家对此的研究分析，更是多如牛毛。
比如贝内特的《英国庄园生活》中，就曾总结道：
“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中世纪农民生存、迁徙、安身立命之所。”
好了，讲了这么多，肯定有人已经开始懵了，本文不是要讨论民族和民族主义吗？
现在用了这么多篇幅，论述生产模式，貌似多少有些离题了吧？
其实不然，因为从唯物主义角度看，民族观念作为意识，必定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
古代的生产模式是什么样的？集体劳作，人身依附。这种情况下：
第一，任何王朝，除非乱世出流民，否则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数量，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普通的平民，大概率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自己的村子。
别说是进城市了，可能十几里地以外，其他村子是啥样子的都没见过。
那么你说这种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人，是共情自己的宗族多些？还是共情民族多些？
第二，当各郡县，都掌握完整生产体系时，地方豪强的势力，必然非常强大。
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宋朝之前的任何朝代，都要依赖强宗大族，才能有效动员。
最直观的案例，比如战争，隋唐府兵制的起源，宇文泰的诏书就提到：
“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刘邦迁徙战败的六国后裔至关中，其目的，根据《史记》记载，就是：
“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
这个论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
（点此查看）
，曾详细剖析过，这里就不多赘述。
当然，商鞅变法之后的秦朝是个例外，这个以后再讲。
那么，从以上两点，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古代虽然存在民族意识，但是，受限于生产力，民众对此的接受度，肯定是远远不如乡土宗亲意识的。
北方或许还好一点，南方有些情况特殊的区域，甚至是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
一个连村子都没出过的古人，或许能够共情隔壁村的人，胜过共情游牧部落。
但指望他们，为了这些不熟悉外姓人拼命，自然也不太现实。
其次，相信很多人也看出来了，宋代以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豪强大宗，明显更有力量。
朝廷要正常运行，必须得依靠他们，与他们深度绑定。
所以，作为地方势力，豪强大宗是更关心乡土利益？还是更愿意将力量无谓地消耗在外地？
这些贵族或许也有民族意识，但想动员团结他们，民族大旗显然是不够的。
由此，本文就可以正式开始谈论民族，以及民族主义的区别了。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古代当然是有民族的，古人也有朴素的民族意识和情感。
但是受限于客观条件，这种意识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相对次要的，发展不完善的，弱于乡土意识的。
且在当时，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地方豪强，其生产生活方式，也不支持民族叙事。
所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才更适合古代的实际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早期西方世界，利用宗教，完成了文明共同体的初步构建。
最早是多神教，后来演化成了更先进的一神教
（点此查看）
。
当然，无论是多神教还是一神教，从来都没有将民族，作为招揽信徒的门槛和障碍。
而华夏，则发展出了孔孟之道，儒生们或许会强调华夷之辩，但也认同：
“入华夏则华夏，出华夏则蛮夷。”
大方向上，还是鼓励边远部落，通过学习礼乐，成为周礼世界的一部分的。
综上所述，东西方的古典意识形态，都是非常普世的。
毕竟第一，当时的民族观念还不强大，人口流动也少，民族矛盾较容易调和。
第二，朝廷重点笼络的对象只是豪强，不包括，或者很少顾及广大民众。
当利益合作，仅由上层少数人主导时，民族差异带来的冲突，也会被极大弥合。
为什么元明交替，满朝上下不讲民族意识，反而将之视为普通的王朝更替？
为什么作为德国人的叶卡捷琳娜女皇，能得到俄罗斯人的效忠与拥护？
原因就在于此啊。
三、民族主义
讲到这里，本文还剩最后一个问题。
上文所述的，朴素、古典的民族意识，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势，上升为民族主义的？
法国大革命
答：变革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从此，政治规则被彻底改变。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性质，现在的历史书籍，一般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
或者说得再具体些，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打倒了腐朽的封建王权，建立了近代化国家。
对于这段历史进程有所了解的网友，可能还知道，大革命前，欧洲大陆存在三股力量。
国王、地方贵族、市民阶层。
与华夏的先秦时代相似，中世纪的欧洲也实行分封制。
因此国王与地方贵族的关系，我们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具体对照周天子与诸侯就能明白了。
所谓的国王，名号听着很唬人，但实际上能够管辖的地区，非常有限。
各地方的领主们封邦建国，大多都拥有独立的财政、武装力量，实力不容小觑。
历史书上的名言“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即描述此事。
君主甚至只能叫得动直系领主，其命令在更广阔的国土上，毫无约束力与威严。
三顾力量，已经讲清楚了两个，那么剩下的市民阶层，又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欧洲文明史上，独有的群体，本文需要多花些笔墨，对其进行描述。
所谓“市民阶层”，从字面上看，就是城里人的意思。
中世纪欧洲市民阶层
当然，欧洲的城里人，与华夏文明宋朝以后，普遍出现的市民阶层，有着巨大的差异。
根据历史学界的共识，大约在公元12-13世纪，欧洲的生产力逐渐得到了发展。
比如《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就曾对进行总结：
“在此阶段，封建制度和商品贸易同步发展，地主开始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出售了。”
商业兴盛的结果就是，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常设集市。
这些集市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谋生，于是又演变成了手工业与商业中心。
这就是欧洲中世纪城市的雏形，按照《西方社会史》的统计，其中比较杰出的代表。
如巴黎、米兰、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在13世纪中期，人口超过了8万。
而伦敦、巴塞罗那、科隆等14个城市，在同时期人口也超过了4万。
这些城市人口，来自四面八方，从事各行各业。
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正在逐渐脱离领主，成为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民！
这个阶段的发生的事情，有点类似于古代中国，井田制崩溃后，农民们纷纷逃离公田，开垦私田的情况。
欧洲贵族治下的民众，大量逃亡，涌入城市。
德国历史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记载了一句古代谚语：
“城市空气使人自由。”
而比利时学者亨利·皮郎，更是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中，高度概括道：
“这事实上成为了解放农奴的途径。”
最后，三股力量中，国王联合市民阶层打垮了地方贵族，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
而市民阶层，又发动了法国大革命，将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建立了近代国家体系。
此时，古典的、朴素的民族意识，正式成为了民族主义。
其具体过程，大致如下。
在大革命爆发前，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支离破碎，诸侯割据，但在意识形态上，大家还是有明确的效忠目标的。
按照基督教“君权神授”的说法，国王的统治合法性，是由上帝授予的。
因此理论上，在经过了教会的认证后，法国的路易家族，应当获得境内一切臣民的服从。
这种统治体系，或许远远没有古代中国的郡县制，那么严密、强大。
但它至少是存在的，且是逻辑上能完美自洽，经过了长时间实践，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
然而当市民阶级，用武力掀翻了国王和一切旧贵族后，问题就来了。
城里人的经济模式和特点，决定了他们追求“平等、自由”，反对包括“神权、君主”在内的一切束缚。
可问题是，君主在的时候，所有人效忠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这非常清晰明了。
等君主没了，大家又该效忠谁呢？原有的国家体系，必须得全部推倒重构。
这个阶段，西方出现了很多思想家。
他们提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所以，大家都该效忠人民。
话听上去，非常的伟大，先进，鼓舞人心，那么，谁才是人民？
和君主不同，人民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词语。
法国本土人算不算人民？殖民地上的有色人种，算不算人民？
还有一些有争议的，缘边的地区，比如阿尔萨斯-洛林的居住者，算不算人民？
如此，既然提出要效忠人民，那就必须先把人民的边界划分出来。
否则全世界各地，随便跑进来几个人，都能自称是法兰西的主人，秩序不立马就乱套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信大家也能够猜到了。
市民阶层以语言、文化、习俗、历史，界定人民的范围。
原先次要的、被忽略的民族意识，从此迈入世界舞台中心，最终变成了民族主义。
当然，这仅仅是直接原因。
如果从生产力角度剖析，欧洲中世纪末期的那些城里人，都是从哪儿来的？
上文已经讲过了，他们大多是从各个诸侯的领地里，逃出来的。
由此可知，第一，新兴的市民阶层，来自五湖四海，过去人口极少流动的格局被打破了。
当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时，不同语言、习俗的碰撞，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民族矛盾再也难以被掩盖。
第二，市民阶层从属性上讲，是普罗大众，生产力的发展，终于让平民拥有了强大的力量。
于是在近代国家，群众运动，逐渐替代豪强政治和精英政治。
而当群众与群众相互碰撞时，自古就存在的民族意识，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最有号召力的思想武器。
本文最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古代中国的宋朝。
可能有人要问，中世纪的巴黎、米兰，还不到10万的人口，算什么呀？
北宋时期，我们不也诞生了数量庞大的市民阶层吗？
首都汴京上百万的居民，差不多顶十几个欧洲城市，这还不算地方上，泉州、杭州等一系列商贸中心。
繁荣的宋朝商业
照此来看，中国的生产力，早在公元10世纪，就已经到达了近代国家的临界点。
那么进入资本主义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答。
新的阶层代替旧的阶层，必然要经历革命，而革命，一定是极端残酷的。
只有最骁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团体，才能赢得胜利，开创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不幸的是，古代中国新兴的市民阶层，完全不具备这些美德。
他们或许很有钱，但是普遍懦弱无能，圆滑机巧，总之，就是没有武德。
比如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谈论征兵标准，开篇就是：
“第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
古代中国的市民阶层，是在强大郡县制的保护下诞生的。
他们不需要直面强敌，因为有官兵维持稳定。
他们不需要持剑经商，因为有衙门进行裁决。
再反观中世纪欧洲，由于没有强大的最终暴力，每一座城市的发展，都要经历残酷筛选。
没有现成法律，市民阶层就自己制定规则，选举执政官。
没有安全保障，市民阶层就自己组建军队，对抗地方贵族的税收，以及无处不在的土匪。
他们能在国王、贵族的宫殿里，阐述连横合纵之术，影响天下格局。
也能在最贫穷荒凉的偏远地区，白手起家，建设家园。
甚至于很多时候，还会游荡于贸易路线附近，毫无底线地客串最凶狠的强盗。
安逸的农家后院，只能诞生肉质肥美，任人宰割的鸡鸭。
而危机四伏的广阔森林，却往往生活着穷凶极恶的老虎与饿狼。
先进的郡县制，居然会在千年后，对宋朝的转型产生影响。
不得不说，这可能就是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参考资料：
《史记》
《左传》
《盐铁论》
《抱朴子》
《登极诏》
《五峰集》
《新五代史》
《四民月令》
《纪效新书》
《西方社会史》
《经济与社会》
《现代世界体系》
《英国庄园生活》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