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鲜事 热点 从生产力角度,剖析民族与民族主义,兼论资本主义为何诞生于欧洲

从生产力角度,剖析民族与民族主义,兼论资本主义为何诞生于欧洲

严格意义上讲,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然而现在许多网友,却常常将两者混同,这个现象,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尤为严重。

一些人声称,民族主义是贯穿古今的,并此为依据,对宋元明清的历史进行解构。

而另一些人则强调,古代没有民族,只有忠君,不能以今天的观念强行代入过去。

一、民族

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上文提到的不同观点,一旦在网上发生碰撞,其结果如何,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以个人旁观过的几场辩论为例。

正方往往会站在民族角度,毫不吝惜对卫青、霍去病、朱元璋,甚至是陈友谅等豪杰,送上无数溢美之词。

而反方这时候,大概率会拿朱元璋承认元朝正统,汉武帝重用匈奴人金日磾说事。

当然了,类似过程,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无论怎样,这种辩论,到最后都会演变成人身攻击的。

所以,古代史中,与民族相关的战争和王朝更迭,到底该如何剖析判断?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以前文章中,也曾做过一些简单的总结,概括起来:

“古代当然是有民族的,但是绝对没有民族主义。”

为什么要这么说?首先我们来看民族。

什么是民族?按照现在比较常见的定义:

“民族是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上,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

从这个角度入手,最晚从秦汉开始,华夏在中原地区的大一统民族构建,就已经基本成型了。

而且,这种所谓的“民族”定义,并不是作为后人的我们,拿着今天的概念,硬生生套在古人头上的。

根据《新五代史》的记载,有个名叫张砺的大臣,曾拒绝辽国的招揽,理由是:

“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

大家看到了吧,他所用的理由,并不是儒家传统的忠孝,而是很纯粹的民族观念。

还有崖山海战后,元军曾在巨石上镌刻“镇国上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字样。

到了明朝,文人赵瑶为此愤愤不平,于是作诗一首,曰:

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

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从民族方向入手的叙事方式。

否则张弘范生平从未在宋朝出仕,也没有像后来的吴三桂那样数易其主。

崖山海战

如果古代根本不存在民族和民族意识,那么从儒家忠君角度看,他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被指责的。

类似案例,古籍上比比皆是,这里就不多举例了。

总之,民族不但在古代客观存在,而且古人主观上,也是普遍抱有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

当然了,本文讲到这里,有些网友可能就要提出异议了。

要是古代真的有民族意识,那么明朝立国后,为什么要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

按照民族主义的逻辑,元朝作为北方的征服者,就算不按个“伪元”的称号,起码也得在舆论上大肆批判吧?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朱元璋在《登极诏》中,高度赞扬忽必烈,所谓:

“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

洪武三年,明军北伐大获全胜,俘虏元皇子,群臣请求杀之,朱元璋又斥责道:

“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

甚至于明朝帝王庙中,还长期祭祀忽必烈、木华黎等蒙古君臣,直到嘉靖年间才最终废止。

此类种种,近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就曾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中,总结道:

“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逢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

所以,这是为什么?翻阅典籍,古人不是有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吗?

这怎么到了元明更替这种大事上,反而个个都不讲民族叙事了?

当然,任何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其背后肯定都是有内在原因的。本文开头曾说过:

“古代有民族,但是没有民族主义。”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弄懂了其中的区别,就能明白古人的逻辑。

要知道,民族自古有之,而民族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至今也不过200多年历史而已。

二、生产力

所以,讲了这么多,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的区别又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本文想先就古代的生产力和生产模式,进行论述。

我曾看过一些穿越小说,主角不管回到哪个时代,都热衷于打贵族,分土地,建立理想社会。

穿越到周朝,就把矛头对准周天子。

穿越到汉唐,就把矛头对准门阀豪强。

小说不用太考究,随便看看图个乐当然没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完全行不通的。

比如西周至春秋,当时的生产力是什么样的?很多人可能都知道,集体劳作的井田制么,那为什么要实行井田制呢?

很简单,生产力太落后了,只有在公有土地上共同劳动,大家才有可能活下去。

当时缺的是土地吗?显然不是,那时候的中原,开发程度和今天的西伯利亚差不多。

零零散散的城市星罗棋布,一出门,四面都是荒原。

这种情况,在史料中还有个专属名词,叫作“隙地”,例如《左传》记载:

“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岩、戈、锡。”

这条记载出现于春秋末期,而且宋国和郑国,又地处开发程度很高的中原腹地。

由此,大家应该也能够想象,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样了吧?

那个时候民众缺地吗?根本就不缺,真正稀少的,反而是生产工具。

如果生产力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就算真有穿越者,把贵族们都打倒了,生产资料也是不可能平分的。

最后还得集体劳作,不然根本无法生存。

那么要是把时间线,再往后推一些呢?

西周、春秋不行,等到自耕农已经大量产生的汉唐,可不可以把豪强门阀,都取缔掉呢?

这个问题,我以前在“宋朝以后,华夏武德为何衰败”的文章中

(点此查看)

,专门讲过,这里再简单提一下。

的确,自从铁犁牛耕普及以来,井田制日渐瓦解,土地私有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个知识点,估计大家多少也是有所了解的。

铁犁牛耕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继续在公田上接受盘剥,于是纷纷跑出去开垦私田。

这个阶段,贵族和地主,对平民的人身控制,确实被削弱了很多。

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此认为,自战国后,自耕农就是社会的主导力量,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呢?

显然是不能的,原因也很简单。

虽然从战国至唐代,小农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但商品交换受限于生产力,仍然很脆弱。

典型案例,在现代社会,由于贸易发展,完整的生产体系,往往是以国家,甚至是大洲为单位的。

得益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哪怕是衣服、日用百货等低价值商品,也能在经历了数千公里的运输后,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

因此单个的县或市,根本没必要什么都造,只要发展少数支柱产业,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分工促进生产力提高,各区域因地制宜,深耕一两个领域,本来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

然而这种模式,在古代是完全行不通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贤良文学在《盐铁论·通有》篇中

(点此查看)

,专门从成本方面,论述了非高价值货物,不可进行远程贸易的特性。

毕竟古代社会没有现代的技术、产业链和基础设施建设。

举个比较形象的例子,一个地方木头100钱,另一个地方木头1000钱,两地相距较远。

这个差价,成长于工业革命后的人们,可能会觉得是个发财的良机。

但是汉代商人要敢下手,木头100钱,运费说不定得10000钱,赔的血本无归。

因此至少在宋朝以期,中国的商业是呈区域化特征的。

各地难以从外界获得所需产品补充,于是基本上每个郡县,都要搞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

这也就是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地方豪强:

“僮仆成军,闭门为市。”

东汉《四民月令》,记载强宗大族经营项目包罗万象。

从农耕、畜牧、渔业、林业、染织、酿造、冶金、水利、军工、到各种手工业什么都有的根本原因。

分散的自耕农,无法进行全产业生产,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豪强大宗才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关系。

总而言之,相比于西周的井田时代,汉唐贵族对平民的控制能力,确实有所下降。

但是所谓的“有所下降的控制能力”,从绝对值上看,仍然非常强大。

当时很多平民,对豪强完全是人身依附关系,类似于签了卖身契的那种关系。

基本上祖祖辈辈,子子孙孙,从衣食住行,到身家性命,都被人完全掌控。

现代人所熟知的,那种主家钱给少了,或者受委屈了,立马就能跳槽的雇佣关系。

直到宋朝,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普及开来。

南宋学者胡宏,在《五峰集》中,曾用一句话对比古今社会结构,所谓:

“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

讲的就是这种变化。

类似情况,其实在古代欧洲,也是差不多的。

虽说中西方文化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演化出来的制度、思想,也差异巨大。

但是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具有第一性。

两个文明的差异就算再大,也绝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去构建过于超前的制度。

罗马时代的奴隶制就不说了,很明显具有集体劳作,以及人身依附的特征。

至于中世纪的城堡庄园,欧洲历史学家对此的研究分析,更是多如牛毛。

比如贝内特的《英国庄园生活》中,就曾总结道:

“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中世纪农民生存、迁徙、安身立命之所。”

好了,讲了这么多,肯定有人已经开始懵了,本文不是要讨论民族和民族主义吗?

现在用了这么多篇幅,论述生产模式,貌似多少有些离题了吧?

其实不然,因为从唯物主义角度看,民族观念作为意识,必定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

古代的生产模式是什么样的?集体劳作,人身依附。这种情况下:

第一,任何王朝,除非乱世出流民,否则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数量,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普通的平民,大概率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自己的村子。

别说是进城市了,可能十几里地以外,其他村子是啥样子的都没见过。

那么你说这种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人,是共情自己的宗族多些?还是共情民族多些?

第二,当各郡县,都掌握完整生产体系时,地方豪强的势力,必然非常强大。

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宋朝之前的任何朝代,都要依赖强宗大族,才能有效动员。

最直观的案例,比如战争,隋唐府兵制的起源,宇文泰的诏书就提到:

“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刘邦迁徙战败的六国后裔至关中,其目的,根据《史记》记载,就是:

“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

这个论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

(点此查看)

,曾详细剖析过,这里就不多赘述。

当然,商鞅变法之后的秦朝是个例外,这个以后再讲。

那么,从以上两点,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古代虽然存在民族意识,但是,受限于生产力,民众对此的接受度,肯定是远远不如乡土宗亲意识的。

北方或许还好一点,南方有些情况特殊的区域,甚至是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

一个连村子都没出过的古人,或许能够共情隔壁村的人,胜过共情游牧部落。

但指望他们,为了这些不熟悉外姓人拼命,自然也不太现实。

其次,相信很多人也看出来了,宋代以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豪强大宗,明显更有力量。

朝廷要正常运行,必须得依靠他们,与他们深度绑定。

所以,作为地方势力,豪强大宗是更关心乡土利益?还是更愿意将力量无谓地消耗在外地?

这些贵族或许也有民族意识,但想动员团结他们,民族大旗显然是不够的。

由此,本文就可以正式开始谈论民族,以及民族主义的区别了。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古代当然是有民族的,古人也有朴素的民族意识和情感。

但是受限于客观条件,这种意识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相对次要的,发展不完善的,弱于乡土意识的。

且在当时,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地方豪强,其生产生活方式,也不支持民族叙事。

所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才更适合古代的实际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早期西方世界,利用宗教,完成了文明共同体的初步构建。

最早是多神教,后来演化成了更先进的一神教

(点此查看)

当然,无论是多神教还是一神教,从来都没有将民族,作为招揽信徒的门槛和障碍。

而华夏,则发展出了孔孟之道,儒生们或许会强调华夷之辩,但也认同:

“入华夏则华夏,出华夏则蛮夷。”

大方向上,还是鼓励边远部落,通过学习礼乐,成为周礼世界的一部分的。

综上所述,东西方的古典意识形态,都是非常普世的。

毕竟第一,当时的民族观念还不强大,人口流动也少,民族矛盾较容易调和。

第二,朝廷重点笼络的对象只是豪强,不包括,或者很少顾及广大民众。

当利益合作,仅由上层少数人主导时,民族差异带来的冲突,也会被极大弥合。

为什么元明交替,满朝上下不讲民族意识,反而将之视为普通的王朝更替?

为什么作为德国人的叶卡捷琳娜女皇,能得到俄罗斯人的效忠与拥护?

原因就在于此啊。

三、民族主义

讲到这里,本文还剩最后一个问题。

上文所述的,朴素、古典的民族意识,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势,上升为民族主义的?

法国大革命

答:变革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从此,政治规则被彻底改变。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性质,现在的历史书籍,一般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

或者说得再具体些,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打倒了腐朽的封建王权,建立了近代化国家。

对于这段历史进程有所了解的网友,可能还知道,大革命前,欧洲大陆存在三股力量。

国王、地方贵族、市民阶层。

与华夏的先秦时代相似,中世纪的欧洲也实行分封制。

因此国王与地方贵族的关系,我们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具体对照周天子与诸侯就能明白了。

所谓的国王,名号听着很唬人,但实际上能够管辖的地区,非常有限。

各地方的领主们封邦建国,大多都拥有独立的财政、武装力量,实力不容小觑。

历史书上的名言“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即描述此事。

君主甚至只能叫得动直系领主,其命令在更广阔的国土上,毫无约束力与威严。

三顾力量,已经讲清楚了两个,那么剩下的市民阶层,又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欧洲文明史上,独有的群体,本文需要多花些笔墨,对其进行描述。

所谓“市民阶层”,从字面上看,就是城里人的意思。

中世纪欧洲市民阶层

当然,欧洲的城里人,与华夏文明宋朝以后,普遍出现的市民阶层,有着巨大的差异。

根据历史学界的共识,大约在公元12-13世纪,欧洲的生产力逐渐得到了发展。

比如《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就曾对进行总结:

“在此阶段,封建制度和商品贸易同步发展,地主开始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出售了。”

商业兴盛的结果就是,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常设集市。

这些集市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谋生,于是又演变成了手工业与商业中心。

这就是欧洲中世纪城市的雏形,按照《西方社会史》的统计,其中比较杰出的代表。

如巴黎、米兰、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在13世纪中期,人口超过了8万。

而伦敦、巴塞罗那、科隆等14个城市,在同时期人口也超过了4万。

这些城市人口,来自四面八方,从事各行各业。

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正在逐渐脱离领主,成为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民!

这个阶段的发生的事情,有点类似于古代中国,井田制崩溃后,农民们纷纷逃离公田,开垦私田的情况。

欧洲贵族治下的民众,大量逃亡,涌入城市。

德国历史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记载了一句古代谚语:

“城市空气使人自由。”

而比利时学者亨利·皮郎,更是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中,高度概括道:

“这事实上成为了解放农奴的途径。”

最后,三股力量中,国王联合市民阶层打垮了地方贵族,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

而市民阶层,又发动了法国大革命,将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建立了近代国家体系。

此时,古典的、朴素的民族意识,正式成为了民族主义。

其具体过程,大致如下。

在大革命爆发前,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支离破碎,诸侯割据,但在意识形态上,大家还是有明确的效忠目标的。

按照基督教“君权神授”的说法,国王的统治合法性,是由上帝授予的。

因此理论上,在经过了教会的认证后,法国的路易家族,应当获得境内一切臣民的服从。

这种统治体系,或许远远没有古代中国的郡县制,那么严密、强大。

但它至少是存在的,且是逻辑上能完美自洽,经过了长时间实践,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

然而当市民阶级,用武力掀翻了国王和一切旧贵族后,问题就来了。

城里人的经济模式和特点,决定了他们追求“平等、自由”,反对包括“神权、君主”在内的一切束缚。

可问题是,君主在的时候,所有人效忠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这非常清晰明了。

等君主没了,大家又该效忠谁呢?原有的国家体系,必须得全部推倒重构。

这个阶段,西方出现了很多思想家。

他们提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所以,大家都该效忠人民。

话听上去,非常的伟大,先进,鼓舞人心,那么,谁才是人民?

和君主不同,人民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词语。

法国本土人算不算人民?殖民地上的有色人种,算不算人民?

还有一些有争议的,缘边的地区,比如阿尔萨斯-洛林的居住者,算不算人民?

如此,既然提出要效忠人民,那就必须先把人民的边界划分出来。

否则全世界各地,随便跑进来几个人,都能自称是法兰西的主人,秩序不立马就乱套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信大家也能够猜到了。

市民阶层以语言、文化、习俗、历史,界定人民的范围。

原先次要的、被忽略的民族意识,从此迈入世界舞台中心,最终变成了民族主义。

当然,这仅仅是直接原因。

如果从生产力角度剖析,欧洲中世纪末期的那些城里人,都是从哪儿来的?

上文已经讲过了,他们大多是从各个诸侯的领地里,逃出来的。

由此可知,第一,新兴的市民阶层,来自五湖四海,过去人口极少流动的格局被打破了。

当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时,不同语言、习俗的碰撞,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民族矛盾再也难以被掩盖。

第二,市民阶层从属性上讲,是普罗大众,生产力的发展,终于让平民拥有了强大的力量。

于是在近代国家,群众运动,逐渐替代豪强政治和精英政治。

而当群众与群众相互碰撞时,自古就存在的民族意识,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最有号召力的思想武器。

本文最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古代中国的宋朝。

可能有人要问,中世纪的巴黎、米兰,还不到10万的人口,算什么呀?

北宋时期,我们不也诞生了数量庞大的市民阶层吗?

首都汴京上百万的居民,差不多顶十几个欧洲城市,这还不算地方上,泉州、杭州等一系列商贸中心。

繁荣的宋朝商业

照此来看,中国的生产力,早在公元10世纪,就已经到达了近代国家的临界点。

那么进入资本主义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答。

新的阶层代替旧的阶层,必然要经历革命,而革命,一定是极端残酷的。

只有最骁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团体,才能赢得胜利,开创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不幸的是,古代中国新兴的市民阶层,完全不具备这些美德。

他们或许很有钱,但是普遍懦弱无能,圆滑机巧,总之,就是没有武德。

比如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谈论征兵标准,开篇就是:

“第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

古代中国的市民阶层,是在强大郡县制的保护下诞生的。

他们不需要直面强敌,因为有官兵维持稳定。

他们不需要持剑经商,因为有衙门进行裁决。

再反观中世纪欧洲,由于没有强大的最终暴力,每一座城市的发展,都要经历残酷筛选。

没有现成法律,市民阶层就自己制定规则,选举执政官。

没有安全保障,市民阶层就自己组建军队,对抗地方贵族的税收,以及无处不在的土匪。

他们能在国王、贵族的宫殿里,阐述连横合纵之术,影响天下格局。

也能在最贫穷荒凉的偏远地区,白手起家,建设家园。

甚至于很多时候,还会游荡于贸易路线附近,毫无底线地客串最凶狠的强盗。

安逸的农家后院,只能诞生肉质肥美,任人宰割的鸡鸭。

而危机四伏的广阔森林,却往往生活着穷凶极恶的老虎与饿狼。

先进的郡县制,居然会在千年后,对宋朝的转型产生影响。

不得不说,这可能就是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参考资料:

《史记》

《左传》

《盐铁论》

《抱朴子》

《登极诏》

《五峰集》

《新五代史》

《四民月令》

《纪效新书》

《西方社会史》

《经济与社会》

《现代世界体系》

《英国庄园生活》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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