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毛主席唯一的嫡孙、毛岸青之子毛新宇带着家人前往上海东华医院看望95岁的李云。
毛新宇向老人表达感激之情，“您是我们毛家的大恩人”。
虽然早在1988年首长告诉她，保密期过了，可以讲当年的事情了，但是李云还是守口如瓶。
当李云得知眼前人是毛岸青的儿子时，她顿时热泪盈眶，很谦虚地表示，“我只是尽力做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在之后的聊天过程中，李云对着毛新宇再也忍不住了，开始将自己保密了76年的事情，娓娓道来。
·接受组织安排，秘密寻找毛氏兄弟
1935年秋天，红军走过长征，成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但是革命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再上海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组织及相关人员被迫进行转移。
特科人员李云和丈夫徐强因为身份还没有暴露，被组织安排继续留守在上海负责执行任务。
徐强不仅是李云的丈夫还是她的直属上级。
1935年年底，徐强给她安排一项特殊的任务：寻找两个男孩。
李云向外界讲述这段历史时，她表示寻找毛岸英和毛岸青是一件极为隐秘的事情。
当时，徐强只告诉她，两个孩子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其他没有多说，李云知道特科的纪律，因此也没有追问过多关于两个孩子的信息。
在动荡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流浪的孩子，因此，找这两个孩子无异于大海捞针。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两个孩子，李云决定先去流浪儿聚集地看看，主要集中在老西门、马路桥北堍和八仙桥。
李云最先到老西门，找了大半年，没有任何进展。她又去了马路桥北堍，这一带在当时上海非常发达，有很多富商和达官贵族来这里，吸引了很多黄包车和流浪儿前来。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李云不敢随便打听，只能经常到流浪人的聚集地看看，但一直没有任何发现。
时间一长，李云开始患得患失，认为这两个孩子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
她把这些想法说给徐强听，徐强安排组织内部人员，分别查看了上海大大小小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的工作记录，但并没有查到相关人员的信息，说明两个孩子还在流浪。
后来天气逐渐变冷，李云偶然看到有寺庙门前有流浪儿接受施粥，所以，寺庙也成了她常去的地方。
有一天，她在庙门口的一个粥摊旁，看到两个小孩。他们衣着破烂，年纪看上去与她要找的两个孩子差不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走上前假装买粥，与老板交谈，开始仔细观察两个小孩。她注意到两个小孩说话带有湖南口音。
这让她非常激动。之后为了和这两个孩子拉近距离，她买了三碗粥，与他们一起吃。
李云边吃边开口问他们多大年纪了，是哪里的人，家里是否还有其他人等问题，但是两个孩子很谨慎，始终没有透露个人信息。
他们不说话，李云更加坚定这两个孩子不简单。
随后李云想到找一个会说湖南话的人，可能会打开两个孩子的嘴。
于是她找到冯雪峰，此人曾担任过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现在是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他虽然是浙江义乌人，但是也会说湖南话。
冯雪峰工作经验丰富，聊天过后，两个孩子愿意跟他走。冯雪峰带他们去吃饭，故意用湖南话跟他们聊天，频繁向孩子们询问身世。
问的次数多，有个孩子就没忍住，说他俩是亲兄弟，他们是湖南人。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两个孩子的身份，徐强通知董健吾前来指认。
两个孩子在流浪期间吃了很多苦，脸上、身上留下流浪时的痕迹，身高、体重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董健吾还是一眼就认出这两个孩子就是毛岸英和毛岸青。
·母亲去世，毛氏兄弟到上海避难
身为毛主席的儿子，为何会沦落到在上海居无定所，到处流浪？
追根溯源，这一切与当年残酷的革命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平定了长沙城内的反动势力，攻占长沙。待红军主力撤退后，反动势力在国民党的教唆下，死灰复燃，开始进行疯狂反扑。
同年10月，杨开慧、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都被抓起来了。反动派给杨开慧两个选择：要么指证毛泽东，要么与毛泽东撇清关系。
杨开慧坚贞不屈，宁死不从，次月中旬，在长沙识字岭牺牲，享年29岁。
杨开慧的六舅向明卿在杨开慧牺牲后仍然坚持常常去探监。他从狱卒那里打听到反动派正发愁如何安置毛家人，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找人保释，将毛岸英3兄弟和保姆久了出来，并送到杨开慧的娘家去了。
杨家的日子并不好过，自从毛岸英三兄弟到来后，他们家附近时不时会有陌生面孔出现，观察家人的一举一动。
而那时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在南京做事，因此，家里所有事只能由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夫人一人支撑。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愈发严峻，国民党到处抓捕，毛岸英三兄弟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远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毛泽民得知此事后向组织批准，把三个孩子接到上海来。
出于安全考虑，李崇德告诉三个孩子，她不再是他们的舅妈而是妈妈，外婆也不能再喊外婆了，要喊奶奶。
另外，他们以后也不能再用现在的名字，每个人都有了新的名字。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分别改名为杨永福、杨永寿以及杨永泰。
1931年，三个孩子在舅妈李崇德和外婆向振熙的带领下前往上海，找到了毛泽民在信中交代的接头地点：辣斐德路（就是现在的复兴中路）天生祥酒店。
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向他们讲述上海这边的革命形势，目前还不能直接把他们接到家里住，就将他们带到泰安旅馆（位于现在的延安路33号）暂时居住。
李崇德和向振熙能够理解，但是三个孩子年纪最大的毛岸英才8岁，毛岸龙还不到4岁，他们不能理解，舟车劳顿，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为什么不能去叔叔家住。
钱希钧临时编了一个理由，房子太小，住不下，等找到大房子就接他们去家里住。
其实，那时的毛泽民一家人也不怎么安全，除了要应付国民党还要摆脱日本人，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当时正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民认为于公于私都应该找他商量。考虑到孩子们都到了入学的年纪，二人商讨决定送他们去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毛氏兄弟到处流浪
大同幼稚园的创始人是与李云、徐强夫妇同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董健吾。
董健吾私下身份是我党党员，对外公开身份是圣彼得教堂牧师。
他发现好多父母忙于革命事业，没时间照顾孩子，而革命形势严峻，孩子跟着父母也不安全。为了解决我党子弟抚养问题，董健吾于1930年3月创办了大同幼稚园。
幼稚园里的保育人员，都经历过严格把关，其中很多人员是我党干部家属，比如，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李求实的妻子陈凤仙等。
毛岸英三兄弟入园的时候，大同幼稚园的主要工作是由谭筱影暂时管理。
董健吾返回上海后，并没有去大同幼稚园，因为此时革命内部出现了叛徒顾顺章。
顾顺章在四月份被国民党抓捕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叛变了。
董健吾去汉口跟他见过面，聊过天，之所以还能活着回到上海，是因为他当时有事，临时把顾顺章给他买的“建国”号船票换成了“洛阳”号船票。
而他也是到了上海，经地下党提醒，才知道顾顺章叛变。
董健吾根据组织安排，暂时与外界断绝往来，先隐藏在身份还没有暴露的杨度家里。
顾顺章是周恩来的副手，处理中央特科的日常事务。这样的人叛变了，等于我党在上海及其他地方组织都暴露了。
就在谭筱影还没想好如何向董健吾汇报毛岸龙的事情，幼稚园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个叫管荷英的保育员，申请外出，但是并没有按时回来。无论这个人是出了意外还是叛变，谭筱影认为这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此，与中央特科欧阳新商议后，解散了幼稚园。
在幼稚园解散后，据毛岸英说，他们三兄弟流浪在外，当时小弟毛岸龙突然生病，发烧腹泻。毛岸英带毛岸青出去乞讨，回来的时候，毛岸龙不见了，就此失去下落。
而据另一种说法讲，毛岸龙是在幼稚园的时候，生病救治不及去世了。但后来毛岸青的夫人邵华曾去查看救治毛岸龙的医院记录，并未找到相关信息。
后来董健吾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把他们寄养在其他革命同志家中。
送到谁家里合适？成了一个大问题。
欧阳新与董健吾都在中央特科工作，对他们家情况比较了解，于是向董健吾的妻子张兰芳提议由她暂时抚养这两个孩子。
张兰芳虽然有孕在身，但是这俩孩子生活已经能够自理，也很懂事，便答应了欧阳新的提议。
这个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完美的决定，没有人会料到，却成了毛岸英和毛岸青悲惨生活的起点。
毛岸英和毛岸青与张兰芳及其母亲搬到了霞飞路的一个我党秘密联络点古玩店里居住。古玩店不大，一楼用来经营生意打掩护，二楼是生活起居的地方。
孩子们出去玩，一家人就他俩是湖南口音，很快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最让人担心的是，这个地方离法国巡捕房很近，万一暴露了，很危险。
董健吾的丈母娘多次打听这俩孩子的真实身份，董健吾不肯讲，丈母娘不愿意一直这样不明不白地帮别人养孩子，因此要求董健吾赶紧把他们送走。
走投无路的董健吾只好向组织汇报了情况，组织考虑到他面临的处境，就再次商讨如何安置毛岸英和毛岸青。
欧阳新建议把孩子送到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家里去。
董健吾没有立刻答应欧阳新的提议，而是让黄慧光自己来决定要不要接管这俩孩子。
黄慧光一个人带着董载元、董惠芬、董惠芳、董寿琪等四个孩子生活，好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去那里，孩子多，不容易暴露目标。
“孩子的一切费用由组织承担。”
听闻欧阳新这样说，黄慧光觉得就是给俩孩子做饭洗衣服，也没什么了，索性就答应了。
毛岸英和毛岸青去黄慧光家之前，董健吾告诉他们，他们对外的名字是杨永福和杨永寿，不再姓毛。
董健吾没有告诉前妻这俩孩子的真实身份，黄慧光猜测应该是董的战友的孩子。
只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在玩耍的时候，偶尔会冒出很浓重的湖南口音，引起了其他小朋友的注意。
黄慧光向董健吾讲了这件事，董为了大家的安全，告诉前妻和孩子们，这俩孩子的真实身份。
毛泽东，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上海滩的各大报纸和广播里，一家人知道这俩孩子的父亲是个大人物。
为了减少孩子们与外界接触，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往后的3年多时间里，黄慧光带着6个孩子，先后在修德里、成都路、牯岭路等地居住。
起初，董健吾和浦化人等人会常来看看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生活状况，除了按时向黄慧光交孩子的生活费，他们也会自掏腰包多给些补贴。
1933年初，党中央机关转移到江西瑞金，留下来的党组织除了要完成本职工作，还要应对国民党的破坏，因此，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生活费中断了。
此时，董健吾的情况也不太好，辞去了牧师的工作，工作转向地下，到后来，他也没机会再去见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人的生活费用等也断了。
家里6个孩子，只有大儿子董载元领着微薄的薪水。
黄慧光家里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她的脾气也越来越不好，开始要求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工作挣钱。通过邻居担保，黄慧光给他们找了一份卖报纸的工作。
每天早上去领报纸，报纸卖完之后找老板上交当天卖报纸的钱。
有一天，在核对钱的时候，老板发现毛岸青带回来的钱里面有假币。出现这种情况，按照先前约定，是要上交数倍罚款的。
不仅没挣到钱，还要交罚款。黄慧光非常生气，当着老板的面打了他。
毛岸青也很生气，不理解刚才买报纸的洋人为什么要给他假币，于是跑出去找那个洋人。
没有找到洋人，他不敢回去，坐在地上越想越生气，于是捡起身旁的一块木炭，写下“打到洋人”，而这一幕正好被洋人巡警看到了。众人上来，控制住毛岸青，进行围殴。
等毛岸英赶到时，毛岸青已经被那些洋人打得头破血流额。毛岸英把他带回家，请黄慧光送毛岸青去医院救治。黄慧光没有答应，再次向他们发火。
毛岸青早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跟哥哥毛岸英说过好多次，以前毛岸英还愿意忍，此刻，他不愿意继续忍下去了，就带着毛岸青离家出走。
起初，黄慧光以为他俩只是闹脾气，天黑了就会回去，谁知两兄弟从此消失地无影无踪。
董健吾得知此事后，只好向组织求情帮忙找回。
·李云找到他们，得到张学良资助去苏联留学
关于在上海流浪的那段辛苦的日子，毛岸青很少提及，因为当时他的伤口没有及时救治，落下病根，导致后来头部常常作痛。
毛岸英回忆时曾说他和毛岸青就像三毛流浪记一样，到处流浪，被人追打，没有衣穿，经常挨饿……“除了没像三毛那样给有钱人当干儿子”。
也许正是因为这段辛酸的经历，导致后来即使被李云找到，毛岸青和毛岸英也不愿意再跟着董健吾去他家住。
即使董健吾承诺往后再也不把他们到处寄养了，但经历过太多苦难的兄弟二人还是坚决不同意。
董健吾只好向毛主席讲明情况，上海太危险了，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考虑，也为了确保他们能够去学校学习，提出想送他俩去苏联。
送他俩去苏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董健吾没有钱，也不知道安排谁送他俩去苏联合适。
后来董健吾与宋庆龄等人商量后，决定求助于曾与他打过交道的张学良，告诉张学良这两个孩子的母亲牺牲了，父亲正忙着参加革命，根本顾不上他俩。
张学良当场答应会承担孩子们去苏联的费用，同时，他还帮忙找人带孩子们去苏联，此人就是他的下属——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李杜将军。
在张学良的担保之下，李杜将军（后化名王元华）同意他去欧洲考察的时候，会带上孩子们，先把他们带到欧洲，再转送到苏联。
1937年初，毛岸英和毛岸青到达莫斯科，从此开始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至此两兄弟才正式安定下来。
而当初找到他们的李云在完成组织交代的这项工作后，去了宋庆龄那里，开始配合她工作。直至多年后，她才得知当年她找的两个孩子竟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
结尾
如果没有李云坚持不懈地寻找，毛岸英和毛岸青可能还会继续过着四处流浪、到处乞讨的生活。因此，毛新宇说她是毛家的大恩人。
从这些人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动荡年代里，革命同志出生入死，不惧危险，舍小家为大家，也正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