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时任“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贬为“杭州将军”，既是雍正皇帝对年羹尧动手的信号，也是雍正皇帝忍无可忍以后的必然表现。其实，被解除兵权以后，年羹尧一直都在收敛、都在认错，可也并没有改变雍正皇帝赐其自尽的最终结果。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驾崩于畅春园，皇四子胤禛在时任“九门提督”——隆科多的坚定支持下，成功上位，成为雍正皇帝；虽然此时远在西北的“大将军王”皇十四子胤禵手握重兵，但雍正皇帝已经无需担心，因为负责西北大军粮草供应的“川陕总督”年羹尧，就是雍正皇帝的大舅哥，正儿八经的“自己人”！
一代清史研究大家孟森先生曾经这样概括过雍正皇帝的继位原因：“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确为实事。”
雍正皇帝登基后，西北战乱再起，年羹尧再次被委以重任，拜“抚远大将军”并成功稳定了西北局势，为雍正皇权的稳固、雍正新朝的推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拥立之功、西北战功，再加上“雍正宠妃”——年贵妃的积极影响，年羹尧迅速走向人生的巅峰，权势滔天、一时无两。
年羹尧
巅峰时期的年羹尧，究竟拥有多大权势？我们从几个方面予以说明：除了手握二十多大军外，年羹尧还奉命节制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四省军政要务，成为了实际上的“西北王”。
为彰显对年羹尧的特殊恩宠，雍正皇帝特赐年羹尧拥有“铨选官吏，可不经奏请，任意挑选”的巨大权力，时人称之为“年选”。
除了在西北地区大权独揽外，年羹尧还可上奏参与军国大政的磋商定夺；年羹尧入京期间，甚至可以直接和“总理事务大臣”——隆科多、马齐等一起参与军国要务的处理。在此期间，雍正皇帝甚至该公开宣布“年羹尧，能宣朕言”。
滔天的权势、罕见的恩宠，让年羹尧“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一条“恃上眷遇，骄纵跋扈、结党营私、贪污腐化”的道路。
巅峰时期的年羹尧可以直接对督抚下令，而且是直呼其名；可以让御前侍卫为自己牵马坠蹬；入京时，各地督抚要跪道送迎，王公大臣要远迎郊外；甚至，坐镇西北的时候，蒙古王公、当朝驸马觐见年羹尧都要下跪请安。
爱新觉罗·胤禛
于是，雍正皇帝生气了，年羹尧开始被接连打压：自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开始，年羹尧先从“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贬为“杭州将军”；再从“杭州将军”被贬为“闲散章京”；再从“闲散章京”被剥夺一切官职。
爵位方面，年羹尧从“一等公”降为“二等公”、“三等公”，再降至“骑都尉”，直至削除一切爵位和世职。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下令将年羹尧压赴入京、关入大牢，等待最后的判决。
从高高在上的“西北王”，到身败名裂的“阶下囚”，雍正皇帝只用了数月时间便将年羹尧剥得一干二净，而且还在下达给年羹尧的数道谕旨中一再强调年羹尧的“不知悔改，良心尽丧”和“并不谢恩，有悖臣道”。
那么，历史上的年羹尧果真如雍正皇帝所言，始终不知悔改吗？其实，这是雍正皇帝用以洗脱“诛杀功臣”罪名的有效办法。
根据《年羹尧满汉奏折汇编》的记载，自从失去圣宠后，年羹尧的奏折语气明显发生了变化；在雍正皇帝每一次“明白回奏”的圣旨后，年羹尧都会有一份或者多份或谢罪、或辩解、或求情的奏折上呈。
敦肃皇贵妃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年羹尧最后的依仗——年贵妃薨逝于圆明园；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皇帝给年羹尧下发了最后一次令其“明白回奏”的圣旨。接到圣旨以后，身陷牢狱的年羹尧上呈了这样一道奏折：“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
从雍正皇帝的“恩人”，从“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的大功臣；到雍正皇帝的“犬马”，到“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留命”的奴才；年羹尧的畏惧和悔改之意，跃然纸上。
只是，这道奏折并没有救了年羹尧的命，很快，雍正皇帝公布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命其狱中自裁。后世学者对身陷囹圄的年羹尧有过如此评价：“将军虽尽悔悟之言，顾已无可补救！”
后悔吗？后悔！晚了吗？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