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觉罗贵族是清朝的皇族。凡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封显祖宣皇帝）本支子孙后裔称宗室，系金黄色带，俗称“黄带子”；旁支（叔伯兄弟之支）子孙后裔称觉罗，系红色带，俗称“红带子”，均属皇族。
其近支有功者得封爵、爵分14等：和硕亲王、世子（亲王之子）、多罗郡王、长子（郡王之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爵位世袭降一等。
唯清初礼、睿、肃、豫、郑等八王立有大功，世袭不降等，称为“铁帽子王”。无封爵者，为闲散宗室，相当于四品官职。宗室觉罗贵族驻于京城，独立于民间社会组织，自成一统，设长以治族务，不理民事，不务生业。
虽然绝大多数宗室觉罗贵族与皇帝的亲族关系都出了五服，但仍以“裔出天璜，均是皇家之派，岂可轻犯”而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按规定，殴打宗室觉罗比殴打一般人罪重九等（殴伤者重十等）；宗室觉罗犯轻罪，不加鞭责，仅罚俸；犯重罪甚至命案，不抵命不监刑部，仅圈禁，地方官不能过问。大逆之罪方由皇帝革除宗籍，拟以极刑。
一般革退宗室改系红带，革退觉罗改系紫带，革退后再犯罪，与一般旗民同罚。经济上，宗室觉罗分有大量庄田，不纳田赋，并从宗人府领取俸禄和养赡银。随着宗室觉罗人口繁衍，清前期这一寄生阶层逐渐扩大，多数闲散宗室觉罗挥霍日绌，又受到“不事生业”的限制，逐渐贫困、成为社会腐朽和不安定的因素。
亲王、郡王嫡长子，年至20岁，经负责皇室事务的宗人府请旨考试后，亲公子可封为世子，郡王子封为长子，以待袭爵。其余子及非嫡子，经届期考试后，别给爵位。为了避免皇室宗亲积年后支派繁衍所带来的无穷麻烦，清廷规定除少数勋劳卓著，爵位可世袭罔替者外，余皆每一代降一等、直至闲散宗室。
皇子授封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均按爵位等第拨给，不得随意逾越。亲王、郡王府设长史，贝勒府设司礼长，“掌董帅府僚，纪纲众务”。又有散骑郎若干人，协助长史等理府事。另外，掌文移遣委的有管领，供食荐羞的有典膳，监守库藏有司库，掌营建修葚有司匠，蓄养牛马有牧长，具体名额按爵位高低而有所不同。
仪仗护卫是体现封建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亲王、郡王直到贝勒、贝子、公，都有规定的护卫、典卫和蓝甲、白甲，特别有勋劳者，还可以“奉旨倍增”，或加额设置。另外还有权蓄养使用太监。
清廷对分封后的诸皇子，在经济上的待遇也是很优厚的。首先是俸禄，亲王每岁给银10000两，世子6000两，郡王5000两，长子3000两，贝勒2500两，贝子1300两，镇国公和辅国公700两，等等。其次，拨给田土，据康熙元年（1662年）所定则例，亲王有粮、银庄和瓜果等园42座，约合田地六、七、八万亩；郡王庄园19座，约合二、三万亩之间，这还不包括同时拨赐的所属佐领下户人和炭军、灰军、煤军、薪丁等，和按丁配有的田土，以及带地投充人、给官地投充人的田土，除此而外，各王府在门外均有滋生牧场、“采捕山场”。
清代在皇子分封上，充分吸取明代的教训，除前提到的不滥予封爵外，还严格规定按受封等第赐予庄园田土。他们都从内府经管的皇庄中拨给。又规定诸王公均“不锡土”，“不加郡国”，府第均建于京师，“无故出京师六十里，罪与百官同”。从而避免了像明代那样，庄田数额无定，每当亲王之国，为修治宫殿、搜括田土，弄得民怨沸腾，怨声四起。之国后，又在藩封地大事骚扰，鱼肉百姓，藐视官府，成为一方之大害。清朝皇帝尽管重视诸皇子参与政事，还让其领兵作战，但鉴于康熙后期诸子争夺储位所造成的种种悲剧，雍正初在确立秘密建储法的同时，十分关注皇子结党串连等事，禁止交结外吏。
爱新觉罗·弘历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下诏严申雍正时有关朝臣与诸王交结往来之禁。嘉庆十年（1807年）颁旨，再次申饬诸王干预外事。嘉庆十六年（1811年）禁旗下太监进宫当差后再回本主私宅，以防漏露宫内机密，违犯者要严加处置。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当弘历得知颇受眷爱的皇长孙绵德与礼部郎中秦雄褒私下“相见送礼”的事实后，便以“阿哥在内廷读书，理应谨慎自持”，“若不示以惩做，恐诸皇子、皇孙无所畏惮，渐失我朝家法”，当即革退了绵德的郡王爵位，并将秦雄褒发遣伊犁，连绵德的师傅也因“不能教戒管束”而受到处分，嘉庆初，编修洪亮吉因请成亲王永理转递谏疏，被认为“违例妄为”，受到斥贵。洪亮吉则差一点给送了性命，后因皇帝开恩，才减等遣戍伊犁。
正是由于皇帝的处置果断严厉，使诸子、诸孙十分注意约束自己的行动，防止触犯禁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山西巡抚喀宁阿在向六阿哥永瑢及绵恩呈递请安片子时，附“送鱼数尾”。绵恩等惧不敢受，将其奏报给皇帝，得到弘历的褒奖，喀宁阿则受到传谕申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