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7年，鳌拜罗列了苏克萨哈二十四条罪状，要求凌迟处死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并要将苏克萨哈的其他六个儿子及一个孙资、两个兄弟，全部处斩，没收家产。
已经亲政的康熙深知这是鳌拜铲除异己之举，“坚持不允所请”。
然而，当时的实权人物：索尼已经去世，遏必隆支持鳌拜所请，孝庄也袖手旁观。
如此，刚刚亲政的康熙孤立无援，无法压制鳌拜，被迫让步。
最终，康熙无能为力，仅仅只是让苏克萨哈免于凌迟，改为绞刑而已。
为何这些实权人物都不愿替苏克萨哈主持公道呢？
由来已久的利益之争
康熙初即位时，年纪太小，无法亲政。
以顺治遗诏，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被定为辅政大臣，联合辅政。
大家发誓要团结一致，为国家效力。
然而，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却不是一口誓言所能解决的。
索尼，是正黄旗的代表，遏必隆、鳌拜，是镶黄旗的代表，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的代表。
四辅臣，既一起代表“上三旗”，维护大清对天下的统治，又彼此有着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
其中，以正白旗与两黄旗的利益冲突最为显著。
原本，八旗有自己的定序，两黄旗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各旗
因此，索尼的正黄旗，遏必隆、鳌拜的镶黄旗，要扩张利益，就必然要动正白旗的蛋糕。
所以，很早开始，四辅臣之间就形成了“两黄对一白”的局面，索尼、鳌拜、遏必隆，都与苏克萨哈长期争斗。
与此同时，两黄旗，也是孝庄一直依赖的主要力量，因此，在两黄旗向正白旗“要利益”时，也不“保持中立”。
在“换地圈地”斗争中，鳌拜既要圈地，又要与正白旗换地，导致“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百姓苦不堪言。
显然，在这件事情中，支持苏克萨哈，反对鳌拜的大臣，所言是更利国的。
然而，在鳌拜主导，遏必隆依附，孝庄、索尼纵容下，支持苏克萨哈的几位大臣悉数遇害。
孝庄、索尼等人，并非不知道道理，显然，集团利益的需要，使他们无视百姓流离，纵容鳌拜。
何况，众人对苏克萨哈的个人感情是复杂的。
私人恩怨
苏克萨哈，当年是多尔衮的近侍，也是多尔衮集团的骨干成员之一。
就这一点，使苏克萨哈与后来的实权人物们都有着复杂的私人恩怨。
当初，苏克萨哈等人一起，支持多尔衮直接称帝，而索尼、鳌拜等人，则坚决表态要立皇太极的儿子为帝。
尽管索尼、鳌拜，原本支持的是豪格，但在得到立福临为帝的方案后，也放弃了对豪格的支持。
就此而言，在顺治、孝庄看来，索尼、鳌拜，是粉碎了多尔衮的野心，拥立顺治有功的，而苏克萨哈等人是“谋立多尔衮未遂”。
此后，多尔衮时期，索尼、鳌拜、遏必隆都受到了迫害。
鳌拜险些多尔衮被弄死，索尼也因庇护鳌拜而被革去所有职务，遏必隆也遭到迫害。
尽管这些迫害是多尔衮主导的，但是，苏克萨哈作为多尔衮集团的骨干成员，自然也是“恨屋及乌”的。
多尔衮死后，苏克萨哈又麻溜举报多尔衮。
这一“识时务”的举动，虽使苏克萨哈“有功”，进一步获得富贵，但却更使人鄙视。
鳌拜的高招：政治正确
鳌拜给苏克萨哈罗列的罪状，看起来几乎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然而，在鳌拜的“政治争取”路线下，这些罪状却足以致命。
比如，苏克萨哈表示：我要去给先帝守陵，这样我才能免于被迫害，“得以生全”。
这本来是苏克萨哈政治斗争失败后，躲避鳌拜迫害而已。
然而，鳌拜的解读是：康熙刚刚才亲政，你苏克萨哈早上说要还政天子，下午又说辞职去守陵，还说有人要迫害你，是不愿归政吧！
此外，还有：当初，四辅臣在顺治灵前宣誓，说遇到大事，四人要一起启奏。如今你却单独启奏，这不是欺骗先帝之灵吗？
这种政治上不正确，是要命的！
其实，苏克萨哈看起来是一位不错的辅政官员。
然而，苏克萨哈最后要退时，所言所语，却被鳌拜“创造性曲解”，谁也救不了。
后来，鳌拜倒台，康熙还苏克萨哈公道时，也只能表示，苏克萨哈“虽有罪，不至诛灭子孙”。
很显然，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康熙的意思依然是：苏克萨哈确实“有罪”！
不管在官场还是职场，“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苏克萨哈就注解了这一点。
牺牲品
尽管在集团利益、私人恩怨上有着各种纠葛，然而，在苏克萨哈要被杀时，鳌拜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了主要矛盾。
康熙试图维护苏克萨哈，也是为了要压一压鳌拜。
然而，群臣或依附鳌拜，或默不作声，显然，康熙与鳌拜立刻翻脸的时机还不成熟。
同时，孝庄、康熙，也不必急于立刻与鳌拜翻脸。
鳌拜以其资历、个性，跋扈于朝，但是，当年，他的实际权力与当年的摄政王多尔衮不可同日而语。
经历过多尔衮的孝庄，既不怕鳌拜翻天，也知道隐忍的重要性。
八旗旗主手上把握军队，鳌拜翻不了天。
不怕鳌拜翻天，但此时与鳌拜翻脸，不利于稳定。
因此，孝庄不表态，康熙妥协，苏克萨哈成了可怜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