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越南是清朝的藩属。在整个清朝的中前期，从公元1664至1885年间，越南经历了安南黎朝、西山朝和越南阮朝三个时期，但在19世纪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全国都陷入了军阀割据、战乱分裂的局面。
各个时期的国内政治斗争都连绵不断，国内同时存在四五股对立势力，乱成一锅粥。一些地方割据势力首领、农民起义领袖乃至王室、贵族，在斗争失败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逃到中国，要求政治避难。所以，清朝中国政府对于一波波的越南难民很是头痛。
1、 莫氏流亡者
17世纪中后期，安南名义上是黎朝王室政权当政，实际是在郑氏权臣操纵下。当时的中越边境地区有从前朝脱离出来的高平莫氏政权，及其它零散割据势力。
黎朝的这些地方势力往往明着臣服暗则对抗，莫氏政权还向清朝纳贡求封，被清朝封为归化将军（《清圣祖实录》卷2。）、安南国都统使（《清圣祖实录》卷5。），增加了与黎朝对抗的资本。但郑氏“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力量远超其他势力，这些割据势力被各个击破，其残余势力有的就进入中国境内寻求政治庇护。
首先是1670年的麻福淀：长期割据宣光安北（一作安西）营的武公惪被刺杀，把持黎朝政权的郑氏借此发难，认定是武家的部下麻福长谋划刺杀，以“不忠所事”为借口，逮捕麻福长。麻氏部众表示不满，在麻福兰（福长之子）、麻福淀（福长之弟）的率领下奋起反抗，郑氏则派兵镇压。1670年，麻氏集团力不能敌，麻福兰被杀，麻福淀等逃入中国境内。对于前来避难的麻福淀等人，清朝政府认为，“安南为本朝属国”，他们“获罪伊国”，“不便收留”，应“交还安南处置”。1671年，云南地方解送麻福淀“及其党到界交割”，郑氏将他们与麻福长一并处决。
之前，被刺杀的武公惪之子武公俊被黎朝郑氏强留在京城，不甘心失去地盘的武公俊也起事反郑。1672年，他在宣光起事反郑，迫于郑氏军事压力，一度避入云南，自称“小交冈王”，在边境地区长期进行反郑游击战。至1689年，应黎朝之请，云南地方政府派兵逮捕在中国境内的武公俊等120多人，解送安南。 武公俊归国后被处决，其党四散。
这些势力较小的越南分裂势力，清朝政府都没打算搞政治保护，嫌他们烦，大致上都是一律遣返，仍由清朝承认的越南合法政府去处置。
这一时期，高平莫氏也两度入华避难，清朝对他们的处置却有所不同。
由于莫氏出自前朝王室，而且接受过清朝归化将军、安南国都统使的册封，因此清朝对莫氏政权的流亡者网开一面。
1667年，郑氏调集大军会攻高平，安南都统使莫元清（敬宇）无力抵抗，率“男女老小不足三千口”逃到云南境内，被富州地方接纳。莫元清随后“上疏陈述”，恳求清廷出面让黎朝归还高平之地。接到奏报后，康熙帝先令将莫元清及其部众在南宁安插，又指出自黎莫之争“已世远年久，莫元清先经纳贡归诚”，先于黎氏接受册封；黎氏与莫氏同为清朝藩属。1669年，康熙帝派内秘书院侍读李仙根、兵部职方司主事杨兆杰为正、副使，前往安南调解，经过他们的劝谕，黎朝交还莫氏石林、广渊、上琅、下琅四州，莫元清遂率众归国。
至1677年，黎朝借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之机，先移书于清平南将军赖塔，告状说莫氏背叛清朝，从吴三桂的伪号，并资助吴兵粮。同时黎朝发兵进攻高平。莫元清再次率亲族、部众逃入中国避难，并通过广西巡抚郝浴上书康熙帝，辩称“并无从逆助恶、扰害地方之迹”。
但由于黎氏控诉在先，清廷正忙于安定西南局势，不愿再过问此事，遂于1682年决定将已故的莫元清“革去都统使之职”，其弟莫敬光及所带家眷等“一并发回安南”，同时告谕安南国王“将敬光等毋致残害，务令安插得所”。
广西地方共将350 人移交安南黎朝举行了隆重的受俘仪式以示庆祝，又因已接清廷谕告，均赦免其罪，还“授敬僚等三人官，余各分地安插，岁给钱布以赡之”（《越史通鉴纲目》）。
逃入广西各地的莫氏族眷、百姓有数千之多，除了被遣返的350人，其余的人清廷并未下令严加追查再行遣返，由广西地方政府出面安置。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清廷以此表明对曾受册封的莫氏的“体恤”。这些留在境内的莫氏遗民，在康熙年间其中一部分人被安置在广西泗城府，给与田地耕种自食，1728年（雍正六年）两广总督孔毓珣还主张将他们迁往桂林，同时“饬令地方官稽查，不得远出”，防止其回国开展反黎活动。
由于安南北部反黎、反郑活动连绵不断，莫氏后裔乘机起事，在广西的莫氏遗民也潜回参加，使清政府的防范措施捉襟见肘。乾隆朝时期，在1741年将泗城的莫氏后裔“移安徽省安插”。到了1743年，中越边境地区还有莫氏族裔以“恢复土地”为旗号，派人到广西泗城联络莫夸、莫造等人，要求他们回安南共同反黎。清廷因此命令“沿边各隘，严加守御”，拦阻一切企图潜往安南“滋扰作乱”的莫氏后裔（《清高宗实录》卷203）。
到了1751年，黎朝抓获“渠首莫成陈”，供称其祖父等现侨居内地泗城，请为查访。乾隆帝指出莫氏既居泗城，已经是内地百姓，已迁往安徽，因此谕令两广督抚转告安南不得“查访”。从此明确了在华莫氏后裔的“内地百姓”身份：清朝具有属人管辖权，黎朝无权过问。
2、安南叛匪
到了18世纪中期，安南国南北分裂，南阮北郑，北方郑氏就是黎朝的权臣，南方阮氏自号广南国。南北两方互相争斗，同时两家内部不断发生叛变和分裂，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穷兵黩武的统治下，农民反抗和起义此起彼伏，一些不满郑氏擅权的黎氏宗室、贵族也乘机举事，而且还有地方割据势力后裔“恢复故土”的斗争。
1739年，自称是“交岗王后裔”的地方势力后裔矣长，其“先代爵土被占夺”，在安南打罗州起事，自号为“交江王”，先后攻占乾塘、小都竜等地。战乱导致当地人民的恐慌，大批涌到云南境内。云南总督庆复飞咨安南国王出兵镇压，同时派兵驻边防守。在安南方面毫无反应的情况下，庆复发出檄文，谕告将助安南“剿贼”，还“许贼投诚，待以不死”。不久，矣长接受招安，即带头目、仆从30人到清军营中投诚。
矣长实际是想恢复旧有封地，乾隆帝主张送回安南治罪。军机大臣等奉旨议奏，则认为矣长等有罪，但清廷在他投诚之前“许以不死”，“若仍送至彼国，势必尽诛，则督镇诸臣未免失信”，因此主张“依律分别定拟”，并将处理情况通报安南。庆复据此决定，除将8 名中国人押回原籍外，将另外23名安南人中的矣长等12名头目发往“广东、四川烟瘴地方，交与地方官严加安插”，矣受等11名仆从分发云南“有提镇驻扎府分”，交地方官安插管束。
1769年，18世纪中期山南、兴化、清华地区越南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公质之子黄公缵，在猛天峒与官军作战时，因寡不敌众战败，遂率“眷属、民人四百余名”逃入云南境内，自称本为高平莫氏之后，恳求内附。
入华避难的黄公缵让清廷对此很是为难：安南是接受册封的藩属，黄公缵等人是藩属国叛乱分子，按理得遣返。不过，这一时期清廷对安南郑氏擅权、黎氏三代以来不过空名的状况已经了解，越南各地“叛乱者”又多打着“反郑”旗号，因而不再把他们简单地视为“叛乱者”，对他们抱有一定的同情。
于是，矣长、黄公缵等人都被清廷收留并安插内地，同时通报安南黎朝。
黄公缵等入境后，即被安插在云南普洱府思茅厅的那可乐，至1770年6 月云贵总督又奉旨将他们送往新疆，由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拨给“地亩房间，令其安业”安南黎朝闻讯，派人向清朝两广总督李侍尧要求“索回处治”，李侍尧直接回报安南国王说：“黄公缵等人为投生而来，大皇帝一视同仁，自不能让他们仍回尔国就死”，并明确告知，他们已被解往极北地方，自然不会再回安南“滋事”，安南方面也只好作罢。
3、轮到了黎朝
1771年阮文岳、阮文惠兄弟领导的西山起义爆发，并迅速壮大。到了1789年，西山起义军业已席卷南北，摧毁了南方广南国的阮氏政权，也把北方名存实亡的黎朝政权打垮了。
1787年底，阮文惠指挥的西山军部队进逼河内，嗣孙黎维祁等纷纷出逃。
1788年6 月，黎维祁之母阮玉喜、妻阮玉端和幼子黎维诠等62人逃到斗奥隘地方渡河，追杀的西山军紧跟在后面。守隘清军将逃亡者收入隘内，挡住了后面的追兵，开火将其击退。之后黎氏王族及臣属陆续有逃亡到中国境内的。两广总督孙士毅、 广西巡抚孙永清等将这些情况不断上报， 乾隆帝谕令妥善安置，黎氏王室、臣属被安置在龙州，后又迁到南宁，在住宿、饮食以及日常用度各方面均优加照顾。
这些避难者被安置后，并不安于现状，一再恳求清朝帮助黎氏复国。清廷出于“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宗藩义务，在1788年11月25日派孙士毅、许世亨率军两万余出镇南关，对阮氏西山政权发动进攻。
12月17日，中国军队攻克黎城（今河内），随即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并安排黎氏王室、臣属归国，黎氏一行人在1789年1月25日赶回黎城。
但是，两广总督孙士毅轻敌，中了阮文惠的缓兵之计，就在5天后被西山军偷袭，阮文惠的二十万大军围攻黎城，黎维祁与眷属、臣下先行逃走，全城大乱，清军陷于被动，寡不敌众，数千人被围歼，不得不杀出血路突围回国。
清朝的“扶黎复国”行动至此失败，这是近代中国史之前，中国中央王朝最后一次进攻越南。下一次中国主动进攻越南，得等到“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时候了。
2月初，黎维祁及眷属、臣下54 人进入广西境内避难，孙永清将把他们安置在桂林，潘启德、阮廷沛等黎朝越南官员也纷纷来华避难。阮文惠在黎城战胜清军之后，多次遣使上表“悔罪乞降”，将被俘清军送还。
黎维祁当夜先行弃城逃跑，让乾隆帝认识到黎维祁君臣孱弱无能，不值得再予扶持，因此接受阮惠“投诚”，承认阮氏西山政权为越南的合法政府。而后阮文惠改名光平，遣亲侄阮光显到北京“谢罪”，还在1790年乾隆帝八旬庆典时亲自入华祝寿，乾隆帝鉴其“诚心悔罪，敕谕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
而黎维祁“因无能失国”，姑且免其“失守藩封之罪”，在桂林安插，同时命令黎维祁及其臣属“一体剃发，改用天朝服色”，还让去觐见乾隆帝的阮光显经过桂林时与剃发易服后的黎维祁等人见面。1789年7月，黎维祁等人先后剃发，不但毫无勉强，而且各有喜色。
黎维祁见了阮光显就声称：“我已为天朝百姓，与他无可言语”。其臣下虽愤怒已极，却也知复国无望；阮光显则喜形于色，知道黎氏王室再无翻身机会。
黎氏王室和臣属最初被两广督抚在广西境内分地安置，但因边境地区黎氏旧部反阮复国活动不断发生，而黎维祁所在的广西紧挨着安南。
为避免麻烦事，1789年底，乾隆帝谕令将“黎维祁率同属下人户，全行来京，归入汉军旗下，编一佐领”，由黎维祁任佐领，使其“皆得食，钱粮生聚，亦可以出仕”，安居乐业，以体现其“格外体恤至意”，又为阮光平消除了隐患（《清高宗实录》卷1342）。
1790年初，黎维祁等安南黎朝流亡者共376人，其中黎维祁与王室成员、臣僚潘启德、阮廷沛及其眷属等169人分四起送往北京，编为汉军旗下的一个佐领；其余的人，71人送往江南，黄德邓等68人送往浙江，段旺等63人送往四川（《安南纪略》卷27）。
有黎氏旧臣既不愿居住内地，受用衣食，也不愿见已经剃发的黎主，只求速放出关回国。这些忠臣接到奏报后，乾隆帝认为这些人忠义可嘉，命将这不愿剃发也不愿留在中国的四人送到北京；同时表示阮光平已受册封，不许黎氏旧臣进行反阮复国活动。
4、流亡者的归宿
在西山政权国王阮光平亲自进京祝寿的消息传开后，不少黎朝旧臣及下级官吏禀告清廷，说他们愿意做阮光平的百姓，并称“父母、妻子都在安南，无人养活”，希望能回国安居。
乾隆帝谕令福康安与正在回国途中的阮光平接洽此事，并让各地方官询问安南避难者是否愿意回国。经过征询意见，在京汉军佐领中的阮廷沛等81人，在浙江的阮廷琏等59人，安插于江南的梁廷校、阮贤等23人，以及四川的高春旺等人都愿回国。后遂由所在各省派员护送至广西，从镇南关回国。
那些留在中国的黎氏王室、臣属中，江南省将黄廷球、闭阮恭等49人统一安置在江宁附近，官府发给地亩耕种。四川省、浙江都将剩余黎朝流亡者送往了北京，在黎维祁佐领的汉军旗安南佐领“效力当差”。
原先的黎朝国王黎维祁，被授予三品佐领之职，潘启德等人也授予骁骑校、都司、千总等职，其余则在八旗汉军内当兵食粮。
1791年，有黎氏旧臣黄益晓等人鼓动黎维祁，要求清朝谕令阮光平将高平、谅山、宣光、兴化等地划出一处奉其宗祠，清廷认为这不利于稳定西山政权，断然拒绝，并将闹事的黄益晓等20人逮捕，发往伊犁、黑龙江、吉林、奉天、热河等地，交地方官安插、管束。
1802年，原广南阮氏的王子阮福映在华人华侨及法国雇佣兵支持下，经历几十年苦战推翻了西山政权，随后遣使求封，清朝改其国号为越南，是为越南阮朝--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阮朝国王
此时黎氏旧臣多有回国之意，嘉庆帝派人询问后，下令将在京黎氏王室、臣属全部遣回，并将5年前去世的黎维祁的骸骨带回。随后，移居江南、新疆70余黎氏族人、旧臣属，先后遣返回国。按人数计算，起码还有一半的黎氏流亡者没有遣返，比如被发往黑龙江、吉林、 奉天和热河20人就没有遣返。这些不想回国安南人，应该就此留居在中国了。
对于这些自愿归国者，阮朝优礼有加。而留居中国的那些人，就没有什么资料留下了，多半是成为中国居民了。
1771年安置在新疆乌鲁木齐的黄公缵等100多人，在1739年安插于广东、 四川、云南的矣长等23人，1741年安插于安徽的莫氏后裔数百人，他们则都留居中国，成为清王朝治下的永久居民了。
在整个19世纪，清朝一直保持着对越南政治难民的优待态度，不过阮朝一统越南后，其统治还算稳定，政治难民极少产生。及至中法战争结束，一些越南抗法志士为躲避法国迫害，要求入华避难。1885年越南咸宜帝号召勤王抗法，辅政大臣阮福说（尊室说）赴广东求援，法国得知后向清廷施加压力，但清政府依旧庇护越南人，将他们安置于韶州。
参考书：《清实录》、《清史稿》、《中越关系史》、《越南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