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白酒产区之一，位于古盐道白酒分布区内，明代中后期曾管辖今日重庆、贵州遵义茅台镇等地，辖区范围之广，非今日所能相比。四川与白酒相关的考古发现甚多，泸州老窖酒厂发现了明万历年间的老窖池，全兴酒厂发掘出历经元、明、清三代的酒坊遗址，这些遗迹见证了这个著名的酿酒产区走过的沧桑岁月，诉说着巴蜀之地悠久的酿酒历史。
泸州国窖1573国宝窖池所在的厂房
四川酿酒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出现在清代中期，如今四川有名的白酒“六朵金花”均可追溯到这个时期。“六朵金花”的前身多是陕西、山西商人入川做生意时开办的酒坊，有文章因此认为是山陕商人把北方的酿酒技术传入四川的，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四川原有的酿酒基础。外来商人对四川酒业的影响，首先是带来了资本，其次才是技术，而且这些技术不是从山西、陕西带来的，而是由四川工匠在本地摸索发展出来的。山陕商人的资本支持了技术的发展，外来资本的投入扩大了当地的酿酒规模，拓宽了销售市场。
抗战时期是四川酿酒业的第二个发展高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大批企业、事业单位、大学、研究院也随之西迁，主要涌入重庆和四川两地。如此规模和程度的迁徙，一时间带来了大量城市人口，使得四川的消费能力剧增，这其中也包括对白酒的消费。原来的优质白酒产区如山西、苏北均陷入敌占区，无法继续给国统区供酒，在这种情况下，对四川本地白酒的需求量激增，从而拉动了四川当地白酒产量的增长。相关统计表明，这个时期四川白酒的产量远远高于明清时期、民国前期的白酒产量，四川各税务所统计了1936年和1938年全省147个县的酒产量，1936年全省酒产量1亿斤，1938年，增加到1.5亿斤。
抗战时期，在川黔一带还出现了现代酒精工业，这对四川乃至中国的白酒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要坚持抗战，需要大量的汽油，但当时中国的汽油来自美国的援助，随着日本对援华物资交通线的破坏和封锁，中国国内汽油供应一直存在中断的风险。当时的国民政府积极寻求汽油替代品，最后确定用酒精代替汽油，一吨酒精大约可代替0.65吨汽油。在汽车燃料替代的政策推动下，中国酒精工业迅速兴起。国民政府原本计划在1939—1941年三年间，投资1679万元美金、710万元国币，在后方各省设立四川第一酒精厂（内江）、四川第二酒精厂（资中）、四川第三酒精厂（简阳）、云南酒精厂（昆明）、贵州酒精厂（遵义）等，而实际建造数量远远多于计划数，至1942年，仅四川酒精厂就超过100家，到达历史鼎盛期。
据当时《新华日报》报道：四川酒精产量在抗战中后期连创新高，1940年为400万加仑，1941年提高至500万加仑，l942年时更增至800万加仑！1945年2月《大公报》报道，四川的酒精厂产量“目前每月140万加仑，占大后方酒精总产量的十分之七”，有力地保障了交通运输的需要，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贵州毕节酒厂
抗战时期，中国西南酒精厂主要以水稻、谷物、甘薯、甘蔗等食物原料酿制酒精，其产品大部分以燃料酒精的名义提供给国家，还有一部分则作为白酒售卖，可谓开创了后来所谓“新工艺白酒”之先河。1944至1945年，援华物资补给线中印公路被中国远征军重新打通，还修建了从印度加尔各答直到中国云南昆明的一条长达3000公里的输油管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线，中国战场所需的汽油恢复稳定供应，西南各地酒精厂的重要性下降，继而出现经营困难，很多小厂纷纷倒闭，一些大厂则通过调整转产成为酒厂或糖厂继续存在。比如，原泸县金川酒精厂，在抗战期间与泸州老窖等众多私营酒厂一起生产优质提纯酒精以支援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泸县金川酒精厂联合当地小厂更名为四川省专卖公司国营第一酿酒厂；原四川资中酒精厂，抗战胜利后更名为四川糖厂，之所以由酒精厂变为糖厂，是因为西南很多酒精厂是用甘蔗来酿制酒精的，而甘蔗也是制成白砂糖的原料。
继续从事白酒生产的酒精厂，后来的发展情况好坏不一，发展势头好的，比如很多人熟知的毕节大曲，是贵州省八大名酒之一，生产此酒的毕节县酒厂，其前身即为川滇东路运输管理局酒精厂；但更多的是逐渐走了下坡路，最典型的代表是贵州遵义酒精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收归国有，用酒精生产白酒，后因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停产。虽然这些活跃在抗战时期的酒精厂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不平坦的境遇，大多以关停倒闭而告终，但这些企业的设备、技术还有大量的制酒专业人才并没有因为工厂的落败而荒废，而是被酿酒企业优化吸收，扩大了当地白酒的生产规模。
及至计划经济时代，四川白酒业已形成规模，此时四川几乎县县有酒厂，这些酒厂在五届全国评酒会上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先后评出的“四大名酒”“八大名酒”“十七大名酒”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席位，从中诞生了后来中国白酒界的“六朵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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