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洛迪米尔·拉菲延科，曾为当代乌克兰最重要的俄语作家之一，2022年起彻底放弃使用俄语写作。
玛西·肖尔，耶鲁大学思想史副教授，著有《鱼子酱与灰烬：1918—1968年华沙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生与死》《灰烬的味道：东欧极权主义的来生》与《乌克兰之夜：革命的私人历史》。
翻译：苹果（微博@wOl_fsKin）
编校：昧拾金
原按：据作家亚当·戈普尼克说，“我们在母语中呼吸，在第二语言中游泳。”但是，对许多使用俄语的乌克兰人而言，俄罗斯在2014年对他们祖国发动、并在2月升级的战争，意味着他们面临在道德和政治上都至关重要的一件事：重新学习如何呼吸。
乌克兰小说家沃洛迪米尔 （弗拉基米尔 ）·拉菲延科于1969年出生于顿涅茨克市。作为一名作家和一名俄语语文学家，他在2014年前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克里姆林宫赞助的分离主义者将战争带到了顿巴斯地区。他逃去了基辅城外的一座小村子里，在那之后，他写完了一本以俄语写作的小说，《时日之长短》（ Долгота дней ，由西贝兰·福里斯特英译，即将出版），它描述荒谬战争的怪诞之处；以及一本以乌克兰语写作的小说，《蒙得律：死与爱之歌》（ Мондеґрін. Пісні про смерть і любов ，由马克·安德雷齐英译），其内容有关语言，有关被迫的流亡，和一个人是如何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为难民。这篇对谈基于2022年3月和4月的一系列来往信件，从原文的俄语译出，有所删节，为清晰起见而进行了一定编辑。
译注：“蒙得律”一词为mondegreen一词的音译，该词来源自一个耳误：将一句laid him on the green的诗句听错成Lady Mondegreen。我参考在网络上看到的翻译，将这个词翻译为“蒙得律”，取音译而留“（通过）蒙/猜测-获得-音律/音韵”意。
玛西·肖尔（后文简称 肖）：在讲座和对谈中，就仿佛文学上的反复强调一般，您经常回到这个“Здесь и сейчас”的概念上。“此时此地”。“此时此地，做一个人是一种必需。”这如今对 您意味着什么？
沃洛迪米尔·拉菲延科（后文简称 拉）：目前我的生活背景是明确的：一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战争，一场俄罗斯8年前就解开缰绳放出来的战争，它在2月24日进入了一个地狱般可憎的阶段。此刻，做一个人首先意味着和我自己的人民同在。意味着为了共同的胜利竭尽我所能。
肖：在2月25日，即全面入侵的第二天， 您写信给我说，“战争。一场真正的战争。” 您当时在哪里？
拉：当战争开始时，我和我妻子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被俄罗斯士兵们占据的地区。我们被迫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以上，直到4月，我们才被志愿者们奇迹般地疏散离开了那里。
肖：俄罗斯士兵们如何行事？ 您和 您妻子曾和他们说过话吗？
拉：没有，我们没和他们说过话。我们能和他们谈什么？这么做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下场——更何况，从占领的最初几天起，我们就看到了新闻：俄罗斯人正在杀死居住在附近村庄的平民。一个我全权信任的人告诉我，一整个家庭都被处决了，孩子和成年人都被卡德罗夫分子 [原编注：忠于克里姆林宫的车臣士兵]杀了，就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他们唯一犯的错，就是拒绝给俄罗斯士兵们提供食物。
随着时间流逝，俄罗斯人的行为确实改变了——从温和的法西斯主义转向了毫无界限的法西斯主义。一开始，当他们还希望快速占领基辅的时候，他们并不系统性地猎杀平民。但当我们的部队展开激烈的抵抗，而克里姆林宫最初的目标化为泡影时，俄罗斯人的行为就变得越发可憎了。
在志愿者带着我和我妻子通过离开的那个检查点，卡德罗夫分子——在他们离开基辅州之前——有时会向本地人挂着白旗、标着“孩子”字样标志的车里射击，就为了自娱自乐。据说他们会让有些人过去，而有些人不会被放过去。根本不可能猜得出谁能成功离开。
卡德罗夫分子
肖：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拉：我们从全面战争打响的第一天就想逃出来。但哪怕在2月24日早上，这都已经不可能做到了。俄罗斯坦克就在我们这儿和基辅中间。激烈的交战正酣。当水、电和网络连接都断绝，而商店都关门的时候，当事态逐渐明了、而我们意识到我们本已经坏极了的处境还会继续恶化下去的时候，我试过去找什么方法离开这里。但人道主义走廊并没有延伸到我们这里，而我们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倘若有的话，我们至少能先去那些人们能被运到基辅的地方去。有车的那些人开始弃村逃离。但我们被迫留下。而当已经放弃希望的时候，我的朋友柳博米尔·德列什 （杰列什）找到了志愿者——胆大包天的家伙们，他们同意穿过俄罗斯检查站，接上我们，沿原路将我们送出去。第一次没成功，而我们非常沮丧，但几天后他们确实又过来接我们了。这是我们八年内的第二次疏散逃离。和第一次一样，我们将所有东西抛之身后。但当我们发现我们在乌克兰控制的地区时，我们大喜过望。
肖：我想到安娜·阿赫马托娃写给《安魂曲》的代序：
在那令人担惊受怕的叶若夫年代[原编注：1936—1938年的大清洗]，有十七个月我是在排队探监中度过的。一天，有人把我“认出来了”。排在我身后那个嘴唇毫无血色的女人，她虽然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却突然从我们大家特有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我耳边低声问道（在那个地方人人都是悄声说话的）:
“您能把这个都写出来吗？”
而我说：
“能。”
阿赫玛托娃的“能”肯定了某种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是否有可能用语言来捕捉这种“边界经验”，即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Grenzsituation？
拉：在那段时光里，当我和妻子在一栋日夜被俄罗斯炮火的爆炸震得摇动起来的房子里度日的时候，我一直记着日记。以写作文学文本的方式写日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记录发生的事情，记录生存的状态，留存下这种至关重要、描述我发现自己身处的这一震中的材料，它对我来说并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必要。它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使我不再关注无休止的空中和炮火对决——它们就发生在这个小小郊区房子的右边、左边、前面和后面，过去几年里我们一直住在那里，在我和妻子被迫离开自己的城市顿涅茨克之后。那时，我们抛弃了我们在顿涅茨克的家，其原因正和我们抛弃现在这栋正在庇护我们的房子一样——我们的生活被俄罗斯毁灭了。
《安魂曲》插图
肖：说到至关重要的材料：战争必然是具体现实和感官体验最为生动的时刻。但矛盾的是，与此同时，形而上学的事情也在此刻变得最为生动：邪恶来自哪里？就好像经验和形而上学之间的通常关系，不知怎么的被打破了……
拉：邪恶来自哪里，这个问题现在并不怎么令我感兴趣。会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有能力辨别善恶。而现在，在持续不断、日夜进行的轰炸中，我并不思考邪恶的起因。是的，我的洞察变得惊人地锐利，我感到畏惧，甚至是恐怖，而一个人必须与恐惧和惊慌失措进行抗争。这样的经验比我人生中之前所有经历过的事情都更生动，更令人毛骨悚然。
但，形而上学的想法也非常近地来到我身边，凝视着我，用手触碰我。我看见主的夏日距我近在咫尺，而我明白，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得耻辱。而我请求上帝——如果我和妻子被宣告的命运就是在这些小房子里腐烂——我请求我们能速死。
译注：在《圣经》中，夏季被描述为收获的季节，庄稼被收割，世界充满了丰收。
昧按：此处疑为肖尔误译，俄语原文盖为лето Господне（以赛亚61:2，路加4:19），其中лето沿用教会斯拉夫语的“年”之义项，而Shore则以现代俄语“夏”之义项解。试比较和合本译文：“耶和华的恩年”，“神[悦纳人 ]的禧年”。
肖：对于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而言，这位来自沙俄时代基辅的犹太哲学家认为，理性是很好的，但理性没有能力触及到那些极端的领域。
拉：对我来说，理性主义辨认出它自身可被使用的领域。在很多方面而言，理性主义专注于维护可被知晓和不可被知晓的事物之间的边界。理性主义是温文的智慧，它知道人类的实际情况和宇宙的现实之间的区别，后者远远超过任何特定的历史或人类的视角。
舍斯托夫
肖：时间——时间性——它在边际情境中变成不同的形态。 您现在如何体验时间？
拉：现在，时间不再存在。这意思是说，衡量时间是非常困难的。在被占领的区域，时间已经改变了其进程，而自此之后它在任何方面都未曾修正自身。那里，整年整年的时间被包括在一天里，而这里，一天的时间又像一小时那样流逝过去。
肖：和时间一起，空间也一定改变出了不同的意义。在一次最近的Zoom视频讨论会中，基辅的哲学家沃洛迪米尔·叶尔莫连科解释了诸如“一扇窗户”和“光”的意义是如何改变的。对 您来说，空间在什么样的方面发生了改变？
拉：在空袭警报不作响的时候，这里宁静舒适。我讨厌灰尘，所以我将所有东西都保持在理想的清洁状态，而这帮助我对抗惊恐和渴望，对抗有时候开始令我感到窒息的孤独。在宵禁前很久，我就紧紧关上窗户，打开台灯——这是一种创造幻觉的方式，就好像 您仍控制着 您的私人空间。
叶尔莫连科
肖：我感到我就好像身处1939年，但连上了网——一切都是可见的，一切都被暴露无遗。我们正实时观看着人们被杀死。
拉：在这里，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一场旨在灭绝乌克兰人民的战争。俄罗斯人来到这里，为的是灭绝作为一个国族的我们，灭绝作为一个胆敢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民族而存在的我们，作为不遵从克里姆林宫的帝国野心、叛逆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复仇意愿的民族而存在的我们。恐怖的真相是：占据决定性多数的俄罗斯人支持对乌克兰人民的灭绝。在战场上，俄罗斯人毫不留情；在被占据的地区，他们犯下暴行。他们掠夺、强奸，他们毫无慈悲地杀死女人和孩子。在马里乌波尔和哈尔基夫 （哈尔科夫）。在切尔尼希夫（切尔尼戈夫）和苏梅。如果他们意识到他们无法征服一个特定地区，他们就将那里烧成白地。
肖：邪恶和残酷并不是新事物。但这种极端的、互联网使之成为可能的可见性是新的——历史上第一次，这种程度的清晰透明成为了可能。
拉：是的，现在发生的事情，其特殊之处就在于这种透明度。再不可能将 你的脑袋埋在沙子里，假装 你看不见了。如果 你看不见俄罗斯的暴行，如果 你并不将俄罗斯视为一场人类学上的灾难，那么 你是刻意地没有去看。这样一来， 你也就在善恶之间做出了选择。
肖：差不多3年前，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普京的舆论导向专家，写了一篇名为《长久的普京之国》（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的文章，这几乎是一种“手法的暴露”了。苏尔科夫写道：“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们的一切那样，自然不会显得更优雅，但反过来却更诚实……”
我们的国家并不分割为深层的和表层的；它形成一个整体，其所有组成部分和症状都呈现在表层。它的权力骨架中最残酷的结构就在表层运行，而并不被建筑上的任何过度修饰所掩盖。
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它的权力骨架中最残酷的结构……它并不被建筑上的任何过度修饰所掩盖”。
拉：为了将这个政权正当化，苏尔科夫意图呈现这样的事实，就好像世界上并不存在从价值观念出发的视角，就好像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名为真相的东西，就好像良心就只是虚幻。
译注：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俄罗斯商人和政治家。1999—2011年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期间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思想家及意识形态掌控者、俄罗斯现行政治体系的主要设计者。
昧按：“手法的暴露”（laying bare of the device）原文或为обнажение приема，系对什克洛夫斯基的文论术语之化用。
苏尔科夫
肖：在这里，我看到了在“后真相”和苏尔科夫的“手法的暴露”之间存在的关联。毫无秘密并不意味着真理就是可见的。几年前，在一场关于彼得·波梅兰采夫的书《万事无有真实，一切皆有可能》的讨论会上，译者和精神分析师，尤尔科·普罗恰斯科，将真理描述为一种界限。当不存在界限时，万事皆有可能——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万·卡拉马佐夫所言，“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汉娜·阿伦特形容这种不存在真相的状态为Bodenlosigkeit，即“无根基状态”。舍斯托夫将真理描述为“胁迫的真理”，并写道：“对胁迫的真理之服从，是所有人类美德的源泉。”
拉：伊曼纽尔·康德，在他关于道德法则的讨论中，对这一点有更清楚的论述。当然，存在一种全然不可见而全有意义的真实，而人的内在将其感知为他有义务遵守的法则。这条法则可以被称为不可见观念的法则，它既不承诺奖励，也不承诺惩罚，它以经验主义构成、形成并定义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译注：彼得·波梅兰采夫是出生于基辅的英国记者，他的《万事无有真实，一切皆有可能》是一本关于当代俄罗斯的书。
昧按：舍斯托夫引文出自《论形而上真理的起源（被缚的巴门尼德）》。波梅兰采夫著作台译《俄罗斯，实境秀：黑道·神棍·拜金女·新教父普亭的□□王国》
。
波梅兰采夫
肖：关于康德：我同意。进一步说，康德与良知的关系是具有挑衅性的，因为对康德来说，重要的是意图。我们应按照我们的道德义务行事。但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地知道——我们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突发事件在生活中的角色太重要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带着良好的意图行事……
拉：非常普遍的情况是，人们不能理解，重要的不是意图——即使意图可以是良善的，可以将意义赋予我们的行为。行为只在他人的世界中才获得其真正的意义。正因如此，在那本好书中，是这么说的：“凭着他们的行为，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译注：“那本好书”当指《圣经》。根据原句表述，猜测受访者引用的是马太福音7: 15—20：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出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肖：真理能拯救我们吗？
拉：我确信，一个人维持自己身处 真理王国，这一努力本身就是救赎的实现。
肖：我们如何理解，什么是 真理王国呢？
拉： 真理从不以一种预先准备好的形式被提供。 真理，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所言，是不能通过邮寄送过来的。 真理只能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自己在经验生活和形而上学的边界上做出的努力上体现出来。我们——这指的是作为人类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即 真理是我们共同创造的。 真理渴望着我们成为其创造者。这是它对我们的召唤。
肖：普鲁斯特是正确的。对于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奇卡来说，真理是某种必须持续探寻的事物，即使，就像 您说的那样，它从不是一个能以预先备准备好的形式被拿走的物体。但这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叫做 真理的东西，而我们因此就可以放弃它。帕托什卡和其他东欧意见分子哲学家做的，是坚持强调客观并不将真实变成相对的概念，而是将真实变得更加稳固。我们是 真理的共同创造者，这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了我们承担的责任。
拉：不是“什么”是 真理。而是“谁”是 真理。 真理每次都在我们为其努力的时刻诞生，在我们的主观性和事物本身的边界上完成自己。它从来不是昨天，也从来不是明天。它总是现在，就在此时此刻。而每一次，它都必须被我们重新创造出来。而每一次，我们，与 真理一起，重新创造我们自己。
译者注：扬·帕托奇卡（1907—1977），又译帕托什卡，捷克哲学家、现象学家。青年时代为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弟子。战后长期无法担任教职，仅能进行地下写作。晚年担任捷克一份重要文件起草人，1977年在一次长达10小时的官方提审中猝然去世。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一文是为他所作。
帕托奇卡
肖：我在想契诃夫在《决斗》里写到的那个动物学家，对那位比他年轻得多、和他一样寄宿在黑海边一个村子里的俄罗斯东正教助祭，他是这么说的：“你被你的神学院哲学所腐蚀，以至于你想在一切事物中看到的就只有一团迷雾。你们年轻的脑袋里塞满了抽象的研究，而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抽象，就是因为它们把你们的思想从显而易见的东西里头抽取了出来。直视魔鬼的眼睛，如果他是魔鬼，就告诉他他是魔鬼，不要去找康德或黑格尔来解释。”
拉：契诃夫笔下的动物学家总是说谎。就和那个语文学家一样。在这个故事里，冯·柯连和拉耶甫斯基 [原编注：前者是动物学家，后者是一个和 情妇逃去海边小镇的小官僚语文学家] 表达的是一个非常契诃夫式的问题，一个纠缠在他所有作品之上的主题：没有善举的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善举。当然，冯·柯连代表的是没有信仰的善举，被愤世嫉俗、自私自利的冲动所驱动的善 举，对价值观念的世界不屑一顾。拉耶甫斯基则是没有善 举的信仰：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博学，对所有高尚事物的精神依恋——文学，哲学，艺术——然而这种依恋最终只提供了多数情况下伪装在聪明推论下的、空洞而具有欺骗性的言辞。没有善举的信仰，没有信仰的善举——这一观察揭露了人类绝大多数的问题和妄想。使徒雅各在他的书信里谈到了这一点，这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决斗》同名改编电影（1961），斯特里任诺夫饰拉耶甫斯基
肖：当特朗普出现在政治情境中时，对我来说，似乎我比我的许多同事更快地捕捉到了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正因为我一直在观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发生什么。那时，我写下文章，其内容关于一些会有助于美国人理解我们当下现实的俄罗斯单词：произвол（带有暴政色彩的任意性）；обнажение（暴露，公开揭露）；продажность（“ 可出卖性”）。
拉：以及犬儒主义。
肖：是的，虽然我们确实在英语里也有这个词——和продажность一词不一样；这个词意味着超出腐败的某些东西，更接近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状态，其中的任何事情——尤其是，任何人——都可以被收买，被出卖。特朗普，就和普京一样，生活在一个不存在价值观的世界里。存在的只有价格。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工具性的，交易性质的。
拉：也许存在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一旦失去了人性，就再也不可能有回头路。这也适用于一整个把自我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蔑视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和所有事的社群。
肖：现在我又想到康德了：“有一种价格的东西，某种别的东西可以作为等价物取而代之；与此相反，超越一切价格、从而不容有等价物的东西，则具有一种尊严。”一个人并不是有价的；一个人不能被取代，不能被交换。一个人拥有尊严。从这里出发可以得出康德的绝对命令：永远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拉： 您说到点子上了：一段绝对恰当的引文。这些人，这些社群，他们没有能力将他人视为目的。他们只将他人看作是一种手段。这一现象变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任何非物质价值的基础。尊严不能被包含在世界之中，也不能和人的肉身等同起来。尊严是人的一种非物质的天性，是使我们成为人的东西。
昧按：康德引文出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此处采用李秋零译文。
肖：二十世纪的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莱茨，他出生在哈布斯堡王朝时代的伦贝格（Lemberg），此地现今是乌克兰的利维夫（利沃夫）；他创造了一句格言：“sumienie czyste, bo nieużywane”——他的良心清白，因为从未被利用过。
拉：当然，重要的事情是，当遭遇这些来自地底的生物时——就是这样的生物摧毁了马里乌波尔——不要变成他们那样的存在。
译者注：斯坦尼斯瓦夫·莱茨，波兰诗人，大屠杀幸存者。他在中文世界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诗当是“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负有责任”（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觉得自己负有责任”部分被广泛误译为“是无辜的”）。
莱茨
肖：在三月，乌克兰总统沃洛迪米尔·泽连斯基对俄罗斯士兵们说：“如果你们向我们的部队投降，我们会像人一样对待你们，正如你们应被对待的那样——意思是，我们将带着尊严对待你们。这是你们在你们自己的部队里不曾接受的待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只是提供一场交易，更是对道德准则的确认：我们不会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人。但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成为怪物并不容易。它需要远超大多数人拥有的力量才能做到。
拉：西方需要明白的是，在战争中，有罪的不是沙皇一个人。他并没有创造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创造了他。他是他们的工具，他们的另一个自我。他就是俄罗斯文化的血肉本身，不加任何幻想或感伤的东西。而这头野兽必须被制止。
肖：但俄罗斯的1亿4千4百万人不可能都是施虐狂。
拉：从我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文化的系统性错误是这个：它有意识地将自己架在普遍的人类价值之外、之上……俄罗斯人相信，他们不能也不应当被那些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和标准所审判，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莫斯科——第三罗马”，他们习惯了这样设想自己。但，相当突然地，大家发现原来莫斯科不是第三罗马，而是德意志第四帝国。
肖：俄罗斯士兵们的行为问题唤起了我对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的回忆。艾希曼放弃了思考。阿伦特为《纽约客》杂志对整场审判进行了著名的报道，对她而言，这并不让艾希曼变得比其他罪犯更好；这让他变得更坏。对她而言，放弃思考是更大的罪行。
拉：思考是人的巨大特权。正是因为这一努力，人成了高于动物的存在。对这一特权的拒绝几乎总是有意的。因此也不可饶恕。
译者注：奥托·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前纳粹党卫军中校，二战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者之一，并且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二战后前往阿根廷定居，后来遭以色列特务逮捕，公开审判后绞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Jerusalem ）一书中认为艾希曼是一个遵从命令的官僚，他所体现的不是“极端的邪恶”，而是“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意指当任何人甘于放弃对善恶是非的判断力去服从权威，那么最平凡的人也可能导致最极致的邪恶。
肖： 您相信存在一种与俄罗斯人沟通的方式吗？
拉：我认为，只有一场摧毁性的战败——一场可怕的、前所未有的战败——和苦涩的忏悔，才能让俄罗斯人清醒起来，将他们带回现实——如果他们还有能力这么做的话。
肖：在与俄罗斯人的关系中，也有一个亲密关系的问题。我想到1941年，在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发生的大屠杀。犹太人被他们的波兰邻居屠杀，被他们用最熟悉的名字称呼的人屠杀。 您在俄罗斯有读者；要来杀 您的人用 您的语言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可能对他们说呢？当语言不再起作用时……难道真的没有桥梁了吗？
拉：在本世纪初，我将自己视为一位同样在俄罗斯文化-语言领域活动的乌克兰作家。我从未想过要用乌克兰语写作。在2014年后，我学习乌克兰语，用乌克兰语写了一本小说，以此向俄罗斯人和其他人展示，即使对一名俄语使用者而言，学习乌克兰语也不是问题——而且，不仅是学得好到能够对话的程度，更是学得好到能用它书写文学文本的程度。而我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说过，从那时开始，我会用这两种语言写书——一本用俄语写，一本用乌克兰语写。我非常想要所有人明白的一点是，“保护乌克兰的俄语人口”这一问题在乌克兰从未存在过——现在也不存在，即使俄罗斯的战斗人员现在正是在这个口号下，将我和我的家人从我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出来。
我们被迫离开家乡，前往基辅。但我们当时当然知道俄罗斯人不会就在那里停下。然后这一切发生了。在2月24日后，我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那就是我再也不会以俄语公开发表哪怕一篇文章。我不想要被那些正在谋杀乌克兰孩子的野兽们所理解。我对他们无话可说。一门语言被发明时，并不是为了让你能和那些到你家来杀你的人交谈的，他们杀死你的妻儿，摧毁你的家，将你的土地焚为焦土。而我没有任何再为乌克兰俄语文学做贡献的愿望， 哪怕是间接贡献。如果它还能延续下去，那就让它继续，但我不会参与。
译者注：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是1941年7月10日在德占波兰耶德瓦布内镇发生的屠杀事件。至少有340名波兰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屠杀中遇害，其中约300人被锁在一座谷仓里烧死。屠杀事件的实施者中，至少有40名与在场的德国秩序警察有牵连的波兰人。而该事件是否有其他方面的额外参与——譬如德国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准军事部队——目前仍存在争议。
肖：这对我而言同样非常悲伤：沙皇配不上这门语言。俄罗斯语言应当属于 您，远超过它应当属于他。他永远不可能用这门语言做到 您用它做到的事情。他永远不能以 您理解契诃夫的方式理解它。为什么 您要将 您的语言放弃给他……
拉：非常简单，我只是无法再用俄语写作了。光是想到有人会因为我用俄语写作而将我视为俄罗斯作家，就让我感到难以忍受。
肖：八年前，当我正在为一本讲述迈丹革命的书努力写作时，我听了沙皇的克里米亚演讲。我认为它令人震惊，充满了谎言，但我还是能去听。一年半后，当特朗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我试图去听，但我不能。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他比沙皇更坏。这是说，我无法忍受他的声音。这是我的母语；我与它没有距离。我对每一个字的感觉都太强烈了。
拉：是的，这恰恰就是我在讲述的事情……俄罗斯人对我的国家，对我的人生所做的一切，它所留下的创伤太深了，深到也许永不会愈合。
肖尔，《乌克兰之夜》。阅读地址：
https://standwithukrainecn.wordpress.com/?s=乌克兰之夜
肖：在3月，当炸弹飞过他的哈尔基夫市的上空时，使用俄语的乌克兰作家安德里·克拉斯尼亚希齐赫 （安德烈·克列斯尼亚希赫）回忆起西奥多·阿多诺的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似乎，阿多诺在阅读了保罗·策兰之后改变了想法，而策兰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继续用德语写下了无与伦比的诗歌。当我怀着我们的女儿时，我丈夫想用策兰的《死亡赋格》中的书拉密给我女儿命名：“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 dein aschenes Haar Sulamith”（“你金发的玛格丽特/你灰烬色头发的书拉密”）。而我又想要，又不想要他这么做——这名字美丽但悲伤，就像是这首令人震惊的诗歌一样。策兰来自切尔诺夫策，如今此地在乌克兰境内。而我发现自己在想象，有一天，一位乌克兰诗人会拯救俄语诗歌，正如策兰拯救了德语诗歌一样。
拉：我认为，俄语诗歌，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其最大的威胁就是它自身。它需要的只是从自己那里拯救自己，而除了俄罗斯人自己，没有人能够做得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真的有朝一日面对现实而清醒过来的话。
策兰
肖：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后不久，我和来自利维夫的尤尔科·普罗恰斯科交换消息。有那么一次，我问他：我还能为 您做什么？而他回答道：去相信。信念和信仰，它们现在来自何处？
拉：来自人的内心。来自那轮同样升起在好人和恶人上方的太阳。来自莎士比亚的作品，来自孩童的微笑。来自你朋友们的微笑和你孩子给 你的拥抱。来自渐进的春天里温暖的雨，和我们头顶那深蓝色的天空。
原载《辛迪加项目》网，发表于2022年7月1日，地址：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ukraine-war-impact-on-russian-writer-by-volodymyr-rafeyenko-and-marci-shore-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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