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可以把其视之为辛亥革命的高潮。从广义而言，辛亥革命是一个长期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从狭义而言，通常指的是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因此在辛亥革命的纪念日期也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时间，其实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前后发动过9次起义但是相继都失败了。那么武昌起义的发生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偶然发生的一次历史事件？有什么样的因素可以避免武昌起义的发生呢？而了解历史的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那么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学术问题。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简单整理和分析一下武昌起义爆发的必然与偶然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当然也会用到许多学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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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如何看待这场革命，阴差阳错的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之“必然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多数学者都主张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史》就从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初步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的形成、20世纪初年深重的民族灾难和瓜分危机、群众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涨等方面论述了辛亥革命兴起的必然性。而在论述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时，这本书接连提出了6个为什么，著作认为这似乎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以历史的必然性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曾出现起义获得胜利的客观形势，那么武昌革命化的新军也就不可能建立起巍峨的功勋。
我们具体来看武昌起义的必然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实我认为武昌起义的胜利一方面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湖北、武汉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各阶层人民反抗斗争迅速发展，为武昌起义成功提供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党人长期进行艰苦、扎实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为起义成功准备了主观条件。
湖北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特点就是组织工作踏实严谨，尤其是在新军士兵当中做了非常扎实细心的组织宣传工作，成效显著，所以使得原本是清朝军队的新军转变成为革命的军队，武昌起义主要就是由湖北新军士兵发动的。他们通过各种宣传也积累了深厚的革命基础力量。我们在分析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时不能简单地归之为思想的作用，更不能归之为少数人的煽动，而要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去找原因，从社会矛盾中找根源。这部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此外还有学者用短时段与长时段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来考察和分析武昌起义爆发的必然性。一些学者也承认武昌起义带有很大程度地触发的性质，但是我们要看到偶然当中育有必然。从短时段来看，武昌起义似乎是一个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但是它的产生是造就于中长时段的社会变革。他们认为对武昌起义进行考辩应该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的全貌当中去了解去考察。
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爆发之“偶然论”
在绝大多数学者强调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虽然这些观点并没有成为主流但是仍然值得我们去重视。
他们认为在辛亥革命中有五个岔路口都是偶然因素。第一个就是如果慈禧不死，革命党人就不会有机会。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如果被刺死，清政府会加快改革步伐，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第三个是湖广总督采取了下下策，酿成事变。第四个是如果滦州兵变成功，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第五个是如果南北议和期间北方革命党人成功把袁世凯炸死，那么清末的政局甚至是辛亥革命的结局都会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有学者认为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迹。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
“必然”与“偶然”之理论分析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必然”与“偶然”的理论分析，首先是语义学上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概念。汉语大辞典中对必然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指事理上必定如此；二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件的发展规律。而对偶然的解释也有两种：事理上不一定要发生的而发生的；二是指事物发展变化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的情况。偶然性与事物发展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还可以从历史哲学上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来看待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爆发的所谓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在历史哲学上必然性有两个基本的构成要素：一是事件前后两种状态包括原因、结局，两种状态之间的因果决定性的联系，表示事件发生或存在的不可避免性。二是指事件结果状态的确定性或指事件发生存在的规律性。与之相对的偶然性事件一是指原因与结果之间没有决定性的因素或联系；二是指未来状态的不确定性。
我们从最一般的分析来看，历史发展的模式有三种理论。第一是线性发展的模式，历史进程必然朝向某一个方向发展。第二是循环模式，历史是周而复始的发展模式。第三种是历史仅仅表现为一片混乱，它是充满了偶然和意外的。实际上历史过程中无所谓偶然还是必然，历史的发展是主要、次要、内在、外在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历史进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评判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那么在辛亥革命与武昌起义的这个话题上，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式或历史时期，那么它的发生应该是必然的，因为它是晚清以来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果，它是在改革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发生的，必然的结果。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武昌起义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它同样是必然与偶然相统一的结果。武昌起义能够成功，在革命党内部也感到有些突然，孙中山也感到有些意外。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关于革命是否成功，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成功了，此为成功论；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此为失败论；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部分成功、部分失败了，此为部分成功论。总体上看，凡是注重对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历史作用考察的，多给予相对积极的评价，而注重对革命后秩序重建考察的，则会给予不同程度的消极评价。
成功论与失败论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成功论与失败论。认为辛亥革命是成功的是绝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而且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论述和阐明。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折的关键，是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开端，也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标志，因此辛亥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历史事件。
有的人强调帝制的被推翻和共和政体的确立开创中国政治发展新走向，它突破了历代王朝的循环演进的机制，打碎了传统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因此也惊动了传统社会各条神经，使政治制度与社会思想的一次大飞跃。
还有人从民主国家建构的角度，赋予了辛亥革命与可替代的历史意义，认为辛亥革命的对象表面上是帝制实际上则是以帝制为代表的整合社会力量的方法与途径。辛亥革命后，国家第一次把民主、民族与主权等现代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等都应该被看作是中国进入民主国家的历史阶段后对民主国家的巩固。这是从国家、民主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还有人指出辛亥革命彻底地改变了国家原有的国家制度和国家的构造形式。近代中国的政治构架、政体规范和行政运作程序的转变都是从辛亥革命否定了以君主专制政体为核心的朝代国家形态开始的。正是由于这次革命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开始了民主主义和社会转型。
综合上述我们代尔言之，可以说辛亥革命坐拥巨大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了。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辛亥革命后大盗窃国，帝制复辟，中国又陷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有识之士仍在黑暗中摸索。于是也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失败论者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甚至有人从贬低辛亥革命的角度说：“这场不成熟的革命是乌合之众般的、无组织的革命，注定无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于是革命者不得不让权对手袁世凯。”他们认为它是20世纪的中国更为多灾多难的开始。这样的说法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贬得非常低，不仅没有肯定辛亥革命积极的作用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反而认为它带来了负面影响。这种观点只是个别人的看法，同样没有成为史学界的主流。
我们之所以要了解还有这样一种对辛亥革命不同的评价是要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辛亥革命的作用和地位。很显然这些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是从辛亥革命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的角度来把它归咎于辛亥革命造成的影响。
这类观点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有些学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称之为一次失败的革命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最初的目标而是后人根据民主革命成果给予的新的目标，给予了不恰当的期待。还有学者指出否定辛亥革命认为它是失败的是因为袁世凯取得了政权，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但事实上袁世凯他迫使满清皇帝交出了政权，封建专制制度宣告结束，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得以确认，这应该是胜利。
认为袁世凯掌权，国家陷入了混乱的局面以此来证明辛亥革命失败的，实际上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就职就标志着辛亥革命结束了，因为清王朝已经被推翻了而辛亥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它达到了这个目标它就是成功的而后面一系列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辛亥革命要完成的革命任务。当然这也是一部分学者提出的观点，值得我们去思考帮助我们来认识辛亥革命它的地位与作用。
辛亥革命部分成功论的依据
最后再来说，辛亥革命部分成功论的依据。部分成功论认为辛亥革命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地方。就其成功的一面而言，它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这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而且牵动整个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完全打乱了传统的统治秩序；第二，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它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它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石。
这是部分成功论者提出来的辛亥革命成功的一面，但是他们也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提不出一个彻底地、明确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依靠并发动群众严重的不足，尤其是与广大下层民众的脱离使得他们缺乏深厚广泛的人民基础，革命的政党又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从而导致这场革命并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也没有使中国从此走上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从而实现人们对它的总体的期望。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打碎封建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更是原封未动，中国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当然，这部分学者还说了：推翻，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绝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冲击就能够顺利地全部完成的，它是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的冲击。辛亥时期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来看，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当时还远没有成熟。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
我们在看待辛亥革命成败这个重要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注意观察视角。我们到底是将辛亥革命当作一个个别的事件还是将它视之为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环节？如果我们将其看作是一个个别事件，那就是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一个偶然的、零碎的行动，革命是否成功，那就看革命的对象是否被推翻了。如果将其视之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是构建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所必须的一系列环节中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革命是否成功，当然就取决于革命之后中国是否真正建立起了民主制度。
从这方面来说，辛亥革命的成败需要瞻前顾后。首先我们要先来需要确认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环节这个问题的真实性。确认它的真实性后又需要我们确定立宪的不可行性。从历史实际看，清末的宪政改革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当然了解历史的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就符合了革命发生的客观条件。当然这又会出现一个问题：一个必然发生的革命并不必然意味着革命的崇高目标的自然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化必须经过的环节但是它只是建构民主制度的开端，它实际上也不可能完成中国近代民主化的目标。
第二，衡量革命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个天平是用“清朝统治的被推翻与否”作为衡量的砝码，那么，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的；如果这个天平是用“封建专制制度”作为衡量的砝码，那么辛亥革命在形式上是成功的，但实质上是失败了；如果再加上“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个砝码，那么辛亥革命无疑是失败了。这么说，衡量革命成功与否的这个天平上的砝码能够随心所欲地增减吗？当然不能。这就需要我们注意以下的第三个方面。
第三，注意辛亥时期（或称之为清末十年）的时代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心任务。辛亥革命发生的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呢？其实就在一个字“变”。“无论革命派、保皇派、立宪派、社会人士以至清政府和统治集团的各派别，除少数人外，都在因势求变。只不过因为利害各异，变的取向和求的方式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客观地来看待辛亥革命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应该肯定它有成功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确实是一场不充分的、不成熟的革命，很多的问题无法在革命当中得到解决。当年的革命者后来来检讨这场革命的时候同样也是认为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们要继续革命。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提出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所以他们作为革命者对于这场革命的地位和作用影响，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政局的演变，他们也采取了新的革命形式，所以后来又有了一系列的一直发展到国民革命这样的一个进程。但是当年的革命者对辛亥革命的重要的作用并没有一笔抹削。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制度的轻蔑，辛亥革命的地位常常是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制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对未来是有多么深重的影响。
列宁就曾经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做过评价。他强调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给他们的前辈提供的新的东西。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愧为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社会但它全面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民主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