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进行7年，但对于欧洲来说，才刚刚走到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上。
那年3月，纳粹德国的军队进入奥地利。
奥地利人和德国人都属于日耳曼民族，面对纳粹德国的攻势，奥地利人非但没有奋起抵抗，反而纷纷涌上街头，欢迎德军接他们回家。
原本希特勒的想法是，让奥地利成为德国的卫星国，但当他亲眼看到奥地利人的热情，感觉盛情难却，便决定将奥地利并入德国。
他站在维亚纳的英雄广场发表演说：“我们不是暴君，而是解放者。”
围观的群众掌声雷动，希特勒的声望达到新高峰。
随后德军镇压了反对派，逮捕7000多名奥地利的异见人士，并把他们关押在维也纳西北部的集中营里。
对于希特勒的扩张行为，不论是英国、法国、意大利，还是苏联和美国，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静默，并未出手阻止。
半年后，受到各国默许和纵容的希特勒，把扩张目标对准捷克斯洛伐克。
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有300万德意志人。根据“民族自治”的原则，这些德意志人有权利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也可以保护同胞的名义，迎接流落国外的游子回归祖国。
面对德国的领土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无奈，便向英法寻求帮助。
因为签订的外交条约规定，如果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爆发战争，英法必须按照约定，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抵御德国。
但问题是，英法不想卷入战争。
法国总理达拉第和内阁成员商议一整天，都没有想出对策，便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出面调解。张伯伦给希特勒发电报，要求见面商议，争取和平解决。
经过三次面谈，张伯伦和希特勒达成一致。
希特勒保证，苏台德地区是他对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同意，把苏台德地区转让给德国，以求希特勒能息事宁人。
9月29日，德国领袖希特勒、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慕尼黑召开首脑会议，正式签订协议，把苏台德地区转让给德国，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首脑人物，却没有资格出席会议，只能等待四大强国的裁决。
他们签订的文件被称为《慕尼黑协定》，代表“绥靖政策”的顶峰。
推动《慕尼黑协定》的张伯伦，毫不怀疑这份文件的有效性，刚飞回伦敦，张伯伦便向迎接他的人们说，我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听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迎接永久和平的到来。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绥靖政策就破产了。
所有人都期望的和平并没有到来，迎接他们的只有战火和杀戮、飞机和坦克、诡诈和牺牲、卫国和投降。
世界大战的记忆，深深刻在那一代人的骨子里，也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这篇文章不准备聊“二战”的具体事件，而是把目光放在“二战”爆发的前夕，看看那些人为什么做出后人难以理解的抉择，那些国家到底有怎样的诉求和苦衷。
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就知道了“二战”的前因后果。
英国首相张伯伦以“绥靖政策”闻名。
当他签订《慕尼黑协定》飞回伦敦，向人们宣扬和平的时候，他是真的相信，自己给英国带回了和平，那些欢呼的人们也相信，未来是和平的世界。
因为绥靖与和平，不是张伯伦的个人选择，而是英国人民的共识。
“一战”结束以后，英国做为统治世界百年的日不落帝国，国力严重下滑。
在经济方面，英国的煤产量从1913年的2.87亿吨，减少到1918年的2.27亿吨。生铁产量从1千万吨减少到908万吨，造船业的总吨位从120万吨，跌落到77.2万吨。
在金融方面，“一战”前英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战后欠了美国50亿美元，沦为债务国，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转移到纽约。
除此之外，1914年的英国货币流通量是3300万英镑，为了应付战争的巨额开销，1920年的货币流通量便暴增到3.5亿英镑。
货币暴增但生产力下滑，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于是1920年的英国物价是1914年的225%。
英国人民的日子基本没法过了。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更是让英国经济雪上加霜。
由于农业减产，英国成为其他国家的剩余粮食倾销地，而工人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1930年英国失业人数已占工人总数的16.8%，1932年更是达到25.5%。
在人口方面，英国在“一战”中损失93万人，占男性壮丁的50%，以至于一度出现女多男少的人口环境。
惨痛的人口死亡和经济恶化，让英国人民开始反思：
“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我们讨厌战争，我们需要和平。”
时间进入1936年，英国的一家社会机构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00%的英国人不愿意参加战争。
这说明英国的反战民意，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任何政党和政治家想要执政，都必须向“反战与和平”靠拢，否则就得不到选票。
于是“一战”的创伤产生了反战民意，民意通过选票影响了政府，政府顺应民意，最终出现避战求和的绥靖政策。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意，其实就是民意。
最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没有参加战争的诉求。
即便受“一战”影响，英国的国力下滑严重，但美国和苏联尚未成长起来，法国和德国在欧洲互相制衡，英国依然是世界帝国。
国家和个人一样，站在食物链最顶端以后，唯一的诉求便是固化，什么都不需要改变，维持现状即可。因为一旦发生任何改变，对他们来说，都有跌落顶端的风险。
一句话，谁都别来挑战我，这样挺好。
所以“一战”和“二战”期间的英国，对内镇压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维持英伦三岛和殖民地的经济内循环健康运转，对外推行绥靖政策，避免爆发战争改变现状。
即便战争一定会爆发，也要尽量祸水东引，让布尔什维克和纳粹打起来，英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明白这样的时代背景，是不是可以理解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了？
很多人都以为，英国首相就是国家的操盘手，一举一动都能改变国家的走向，其实张伯伦也只是时代的囚徒罢了。
法国和英国一样，有着同样的困境。
在长达四年的“一战”中，法国动员了795万名青年男性参战，但战死131万、伤427万、其中150万人落下终生残疾，相当于整整一代法国青年都葬送在“一战”的炮火里。
巨大的人口牺牲，也让法国爆发“反战与和平”的社会潮流，他们厌恶流血的战争，渴望永久的和平，为了这样的诉求，法国人甚至进行自我催眠：
“相信普遍的繁荣、社会正义、人类平等的和平时期，即将开始。”
不管别人信不信，起码法国人是信了。
战后的法国人不再压抑个性，开始追求享乐。
爵士音乐充斥在大街小巷，电影院和剧院里座无虚席，咖啡馆里坐满高谈阔论的市民，巴黎街道的高档珠宝店里，摆放着闪耀的珠宝和钻石，前来购物的人们车水马龙。
战争犹如一场短暂的激情，结束之后便是无尽的空虚，法国人为了弥补空虚而肆意放纵，像是末日狂欢。
而在人们狂欢的背后，却是直线衰落的法国。
自从拿破仑时代起，法国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一战”时期依然如此，直到1926年，法国的工业人口才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这样的经济比例，完全不匹配法国的国际地位。
就在这些占国民经济一半的工业里，工厂的机械设备平均使用年限，已经达到25年，可以说大半个法国都是老工业基地，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造升级，才能重新焕发生机。
1931年，受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影响，法国有118家银行破产，大量企业工厂倒闭，迎来真正的大萧条，此后一年时间，法国的工业产量下降70%。
到了签订《慕尼黑协定》的1938年，法国工业倒退回1911年的水平，生产总值只有德国的37%。
这样的经济水平，让法国强硬起来对抗德国，确实有难度。
而且经济衰落导致军工衰落。
30年代后期的法国，每月只能生产坦克19辆，导致服役坦克只有200多辆，还是做为步兵的辅助工具使用，而德国用强劲的工业生产大量坦克，已经做为主力兵种使用，在谋划闪电战了。
法国每月生产飞机50—70架，同时期的德国能生产1000架，仅仅是数量上的对比，法国也被虐的体无完肤，失去制空权是很正常的。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法国基本没有实力独自迎战德国，只能在军事上寄希望于马奇诺防线，阻挡德国的兵锋，在外交上寄希望于绥靖政策，拖延战争爆发的时间，能苟一日是一日。
所以法国总理达拉第签订《慕尼黑协定》回到巴黎，还担心因为抛弃盟国，导致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结果却和张伯伦一样，刚下飞机便受到法国人民的夹道欢迎。
不是法国想低调，实在是实力不允许。
相比英国和法国的退让，德国则是咄咄逼人。
早在“一战”前，德国对战争的呼声便很高。
1895年，德意志帝国的议会议员哈赛写了一本书——《1950年的大德国和中欧》，他在书里鼓吹战争，希望吞并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并且把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遣送出境，建立起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地的大德意志帝国。
5年后，英国裔的德国作家休斯顿·张伯伦走红，他宣扬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并且在这种基础上，创立了一套种族主义理论。
休斯顿·张伯伦的著作发表之后，先后有两位读者给他写了激情澎湃的感谢信，其中一个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另一个就是美术生出身的希特勒。
这两个身份截然不同的人，都成为种族主义和大德意志的拥趸，说明德国用战争扩张生存空间，已经成为德国人民的共识，是刻在德国骨子里的基因。
为了扩张生存空间，德国做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投入大量经费来建设海军，准备和英国在海洋争锋，二是修建了柏林—巴格达铁路。
这是一条联通欧洲和中东的陆地交通线，可以把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中东地区的原材料、石油、粮食产地和市场联系起来，整合中东欧和西亚的陆地资源，并且将德国的影响力，延伸到波斯湾和印度洋。
面对这条铁路，后来出任英国首相的亚瑟·贝尔福曾说：
“如果我们不赶在德国人修建更多的运输系统，并夺走我们的贸易之前向德国宣战，那英国将犯下严重的错误。”
由于英国的阻挠，巴格达铁路的终点站到底建在哪里，始终没有确定。
就在双方扯皮不定的时候，“一战”爆发，德国的精力转向欧洲战场，对延伸国际影响力的铁路线，自然没有太大的投入。
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做为战败国，受到《凡尔赛和约》的制裁。
德国失去十分之一的人口，13%的领土，包括工业重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为了肢解崛起的德国，战胜国划出一条“波兰走廊”，表面上是让刚独立的波兰得到出海口，其实是为了把东普鲁士和其他德国领土隔开。
此外有600万讲德语的人口，被战胜国留在奥地利，虽然他们认为加入德国是最好的出路，但没有人在乎战败国人民的想法，坚决不允许奥地利和德国合并。
毕竟，失败者是没有人权的。
在这种强度的制裁面前，德国陆军缩减到10万人、海军缩减到1.5万人，都是小意思罢了。
对于坚信“大国崛起”的德国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普遍感到迷茫和悲愤，有个“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的德国人，在战败后看到占领军的暴行后感叹：“我渐渐感觉到法国兵枪托的存在，又变得爱国了。”
这就是祖国强大时感觉不完美，当祖国衰落时，才体会到强大的祖国有多么可贵。
而“一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属于典型的弱势政府，14年间共诞生了20个内阁，每届内阁平均执政239天，不到8个月的时间。
这样的弱势政府，自然没有能力稳定战后的混乱局面，导致长达14年的时间里，德国一盘散沙，别说恢复帝国荣耀了，连自保都做不到。
内忧外患的环境，让一批又一批的德国新青年成为民族主义者，尤其是近百万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进入社会以后成为政府公务员、企业家、文化工作者，他们在教育和工作的双重催化下，更坚定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信仰。
也就是说，复仇和崛起是德国新青年的共识。
他们最终成为纳粹党的拥趸，成为希特勒的信徒。他们在万字旗下宣誓，要为德国的生存空间而战，要为德意志的荣耀而战。
德国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执导过一部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她用镜头拍摄了如林的手臂、整齐的方阵、激情的工人、以及声嘶力竭的呐喊。
一切都在宣示，这就是德国的力量。
签订《慕尼黑协定》的英法崇尚绥靖政策，而《慕尼黑协定》以外的苏联和美国，也在对法西斯进行绥靖。
对野心勃勃的日本，苏联从来没有作战的诉求，起码不准备亲自冲在第一线。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苏联以为日本进攻中国东北，就是继续北上进攻苏联的前奏，于是想方设法避免和日本开战，甚至面对日本怀疑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苏联也正式声明：
“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对交战双方不提供任何支持。”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也说，苏联不想和日本发生冲突，只要求日本尊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商业利益。
到了1935年，苏联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以1.4亿日元的低价，把苏联段的中东铁路卖给日本，让日本彻底占领东北，再无南下侵华的后顾之忧。
其实苏联对日本的绥靖，和英法对德国的绥靖一样，都是用弱国的主权和领土做筹码，换取自己的暂时和平。
虽然苏联在中国抗战期间，提供贷款和物资帮助中国抗战，但苏联本质上是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不要让日本转移兵锋，北上进攻苏联。
情是情、利是利，这两层关系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最害怕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所以美国对日绥靖，其实是鼓励日本发动战争，在占领中国东北以后继续进攻苏联，最好在东北亚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如果日本能削弱苏联，那是最好的结果，如果苏联削弱日本，美国也可以趁日本虚弱的机会，在政治经济上控制日本，而且在苏日作战期间，美国还能向交战双方卖武器，趁机大发一笔战争财。
不管怎么算，美国都不亏。
于是在1931年，美国卖给日本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600万美元的工业装备、700万美元的钢铁、1600万美元的石油。
那意思就是，干吧，我们举双手支持你。
除此之外，英法也公开支持日本，鼓励日本北上攻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英国给日本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法国借给日本8亿法郎的贷款。
英法苏美对日本的绥靖，焦点在于“南下”还是“北上”，而对于德国的绥靖，焦点在于“西进”还是“东征。”
在德国崛起以前，欧洲大陆的主角始终是法国和俄国，英国维持欧洲大陆平衡的“均势原则”，也主要是在法俄之间展开。
法国强便联俄，俄国强便助法，法俄之间不允许任何一国独大。
等到德国崛起以后，欧洲大陆的双簧戏变成三国杀，局面更加纷繁复杂。
“一战”结束的时候，德国成为战败国，地位一落千丈，法国做为战胜国则有了更高的话语权，而俄国成了苏维埃国家，被欧洲国家排斥在“列强大家庭”之外。
这样一来，欧洲大陆便是法国一家独大，国家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
怎么办呢？
英国和美国的对策就是，扶持德国，制衡法国和苏联。
于是在英美的干涉下，德国避免了被彻底肢解的命运，保留了一定规模的实力，这可以看成是绥靖政策的开端。
随着法国和苏联逐渐恢复国力，被《凡尔赛和约》束缚的德国，在制衡法苏方面，便显得力不从心。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1924年，美国启动“道威斯计划”，要求将1320亿德国马克的战争赔款，降到370亿德国马克，同时向德国企业提供326亿马克贷款，让德国工业恢复实力。有了美国的输血，短短5年后，德国便恢复了欧洲最先进的工业体系。
希特勒上台以后，美国华尔街的资本继续输血，想让德国雄壮起来，堵住苏联西进的道路，如果可能的话，希特勒最好挥兵东征消灭苏联。
在美国的眼中，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只是一把趁手的工具。
1933年，荷兰出现一本书，详细记录了希特勒和美国资本的交易记录，包括洛克菲勒、JP摩根、亨利·福特等著名资本家，都向希特勒提供了巨额资助。
这本书出来不久便被查封，但事实证明，书里讲的都是事实。
据后来的资料披露，美孚石油向德国法本转移2000多项专利技术，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曾给德国盖世太保捐款，杜邦公司把橡胶和飞机技术卖给德国，亨利·福特由于提供技术和投资20亿美元，被授予铁十字勋章。
正是雄厚的美国资本，催化了德国雄霸欧洲的野心，也强化了德国人民复仇和崛起的共识。
做为对美国绥靖德国的回应，苏联的斯大林除了增加筹码绥靖德国以外，其实也没什么办法。
于是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后，斯大林不仅没有谴责德国，反而要求苏联谦虚谨慎，别卷入英美法和德国的冲突。
1939年5月，亲德的莫洛托夫取代亲西方的李维诺夫，出任外交人民委员，经过一系列谈判，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约定共同瓜分波兰。
你们不是要祸水东引么，那我就祸水西推，看谁的手段更高明？
同年9月，德国和苏联先后出兵波兰，双方都得到了满意的战果。
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此爆发，世界进入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
我们现在回看“二战”前夜，有时候会感觉，很多事情不能理解。
比如张伯伦为什么坚持脑残的绥靖政策，斯大林会和希特勒谈笑风生，美国为什么和日本眉来眼去等等。
德国和日本明明是法西斯侵略者，那些正义的国家，怎么不能明辨是非呢？
其实当你抛开表象，真正了解各国的处境和诉求，这些不能理解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从来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绝对的邪恶，从来没有绝对的妥协，也没有绝对的进攻。
这些世人看到的脸谱，都是随着时事的变化而变化的。
不到最后一刻揭晓答案，谁又能知道，那些让人如沐春风的笑脸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算计？那些激昂或落寞的身影下面，有着怎样的无奈？
世事如风，从来没有固定的方向，走到哪，就是哪。
这些变幻莫测的人和事，交织在一起，便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战图。所有的血和泪、悲和喜、爱和恨，都在这幅世界战图里沉浮，永无休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