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恐俄症”由来已久，第一次爆发，要追溯到1204年的那场十字军东征。这场“信仰之战”的最初目标是埃及重镇萨拉，但十字军走到半路，发现君士坦丁堡好像更有赚头，于是调转矛头就攻陷了这座千年古城。
为了捍卫君士坦丁堡，俄罗斯的前身罗斯人派出了维京战士组成的瓦兰人卫队，他们与十字军浴血奋战，没有一人投降，最终全军覆没。
这是一场颇值得玩味的战争：打着信仰旗号的欧洲骑士们在君士坦丁堡烧杀抢掠，圣坛被砸碎，圣母铜像被熔铸，宫殿被夷为平地，甚至连修女都惨遭玷污……而罗斯人却个个表现得像光荣的骑士。
后来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在俄罗斯境内建立了金帐汗国，欧洲人把对东正教和蒙古人的畏惧、都投射到俄罗斯身上，“恐俄症”像瘟疫一样蔓延。
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都在极力贬低俄罗斯。例如法国大文豪拉伯雷认为俄罗斯人“与印度人、波斯人和野蛮人属于同类”；孟德斯鸠认为俄国是专制制度的极致体现；卢梭干脆直接给他们盖棺定论，认为“俄国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文明的民族”。
欧洲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熏染，思考问题很难脱离宗教视角，在他们的意识中，“基督教欧洲”与“东正教俄罗斯”是有血海深仇的，俄罗斯人早晚会报复。
他们大概忘了，当年是谁以宗教名义疯狂东征虐夺、血洗君士坦丁堡，激起不可磨灭的仇恨的。
例如，在谈到俄罗斯人的勇敢时，狄德罗是这样评价的：“奴隶制和迷信激发了他们对生命和对死亡的蔑视。”
法国作为当时的欧洲大陆霸主，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值也是最高的。这种集体意识，最终导致了拿破仑那场著名的远征。
作为欧洲霸主，不把全欧洲的敌人俄罗斯打趴下，如何服众呢？
1812年那个寒冷的冬季，拿破仑60万大军在莫斯科损失殆尽，带着最后3万人灰溜溜逃回了大本营。这场战争，英勇善战的俄罗斯人仅仅损失了21万军队，个个以一敌三，将法兰西皇帝的威严碾得粉碎，拿破仑也因此跌落神坛。
当然，欧洲对俄罗斯态度的变化注定是短暂的，因为那时的他们只想打倒拿破仑，而俄罗斯人帮欧洲达成了心愿，赞美俄罗斯在很多国家也就成了政治正确。
“反俄棋手”法国人十分清楚，欧洲赞美俄罗斯是假，反对法国霸权是真，他们缓过劲之后，又扛起了反俄大旗，在舆论阵地开始反攻。
1843年，一本影响深远的丑化俄罗斯的畅销书《1839年的俄罗斯》在巴黎出版，短时间内再版三次，再一次点燃了全欧洲的恐俄症。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俄国人不爱欧洲文化，只是在模仿它，以便强大起来后去搞侵略。
这本书影响力巨大，一直到二战后，依然被欧美学术界评为对俄罗斯描述最出色的文献。
有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早期的反俄先锋基本都是法国人。为了诋毁俄罗斯，这帮文化人找出了很多奇怪的角度：比如基督教与东正教的世仇，比如俄罗斯人与蒙古人的联姻关系……
然而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作为欧洲陆地霸主的法国，想在全欧洲营造反俄气氛、从而把俄罗斯排除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人也加入了恐俄阵营，逐渐接替法国，成为欧洲反俄急先锋，这又是为何呢？
答案依然是君士坦丁堡。
这座城市是衔接欧亚大陆的纽带，但却因为东正教的历史关系，天然和俄罗斯人比较亲近。英国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是架设在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不通过这道桥，西方文明就不能像太阳一样绕过世界; 而不同俄国进行斗争，英国就不能通过这道桥。”
众所周知，英国是个纯粹的海权国家，陆军战力非常一般，连一个阿富汗都拿不下来；而欧亚大陆纵深太大，中西亚全是陆地，这是陆权国家俄罗斯的主场，如果俄罗斯继续壮大，英国无论如何也没法在亚洲心脏地带与其竞争。
1853年，英国和法国这对反俄新老棋手联袂出击，在克里米亚彻底击败了俄国。
克里米亚一丢，就意味着俄国无法再向南拓展势力，起码通过君士坦丁堡进攻欧洲的路线是被堵住了，英国人这才稍微宽了点心。
那么德国呢？
众所周知，二战时期德国对苏联可是够狠，他们的恐俄症又是怎么回事？
德国与法国不一样，它想做欧洲霸主，首要敌人是法国，其次才是俄国。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希特勒上台后开始疯狂反俄，甚至提出了“生存空间”理论专门用来反斯拉夫民族？
在希特勒的支持下，俄罗斯人被认为是文明血统最少的民族。德军依据人类学家沃尔夫冈·阿贝尔的理论，制定了一项“逐步消灭俄罗斯”的可怕计划。
二战时期，德国成为欧洲“恐俄症”的代言人，其真实目的是想给英美制造烟幕弹，好为扩军备战争取空间。
一句话，德国并不恐俄，都是装出来的。
二战之后，扛起“恐俄症”舆论大旗的国家，那就只能是美国了。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力一落千丈，美国其实没必要恐俄，但这并不耽误美国以恐俄为借口，煽动恐慌情绪，一方面可以转移国内各种矛盾，另一方面也能加速资本回流，继续薅全世界的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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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孙芳，西方“恐俄症” 从历史心理到政治心理，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4期；
2、侯艾君，俄罗斯批判西方恐俄症及其启事，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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