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发展跟社会制度更替、科学技术的进步、思想运动和大众传媒都有密切的关系。在中世纪的西欧，帝国开始衰退，国家逐步迈入封建社会，各个领主为了争夺资源频频开战，
教会垄断文化教育，众多普通人无法学习，从而造成了文艺复兴前，中世纪西欧文化被人按了暂缓键，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前推进。
领主争夺资源混乱开战
初始，
贵族，公社和教会三者之间的力量一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整体形势相对稳定，但是随着资源的争夺，彼此的对立现象越来越严重。三方中不管是谁，都在尝试获得更多利益，此刻的农民就成为了受害者，他们只能求助于法庭，但是，法庭对于三方谁也不敢得罪，无人敢管。
对于当时的贵族来说，抢夺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据“多毛者”伯纳德回忆，一次他们率领1000骑兵和同等数量的步兵围攻卢皮亚，放火，掠夺，抢劫，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但是，当地人早早带着财物躲进了保护帕拉斯教堂，减少了损失。伯纳德们得不到满足，继续向其他村庄掠夺。
有时候贵族在掠夺村庄和其他乡村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就会抢劫教会，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因此
教会根本无法理解乡民的疾苦，对贵族之间的争夺视而不见。甚至，当村民准备奋力反击时，修士还会选择作为调解者。
一次，一群劫匪洗劫了一个村庄，并用抢劫过来的物品大吃大喝，村民忍无可忍，准备好长矛、盾牌准备反击，结果被闻讯而来的修士制止。据《圣福瓦显灵》这本书记载，从980年到1020年，1030年到1076年，解决攻击村民和没收财产的事情日益增多，从26%增加到了36％。
人的欲望和贪婪是无法满足的，当一个欲望实现时，另一个更大欲望就会出现。为了争夺领土和财产，贵族之间的争斗不断，处于中世纪的西欧人每天活在担惊受怕中。
宗教地位更替变化
在公元800年罗马帝国重建以后，
教会和国家之间是紧密相关的，查理大帝召开并主持了教会议，提出了教皇和主教有义务支持君主的事业，并且祷告帮助君主的活动获得成功。
这种教会体制，使君主成为基督教的领袖。
在此期间，主教由君主任命，大多数为君主的朋友或随从。例如，在东方的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通常由皇帝授予其随从之一。
时间到9世纪以后，随着帝国力量的薄弱，传教士面临一个新的局面，他们尝试提供一种不一样的制度。其中，著名的G·杜梅泽尔提出了“三个社会等级的思想”，也就是——
三位一体结构：所有受洗的基督教徒毫无疑问是单一的人类，他们中神职人员负责祷告，世俗贵族负责打仗，农民和工匠负责劳动。
从而奠定了教会人士是社会的最高层，他们需要向上帝替人类说情，然后是领主，他们掌握了政权和司法权，最低的是农奴，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大家的物质需求。
对于底层农奴来说，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听从领主的安排；在动乱社会，骑士想从神职人员那里获得政治集团的最高地位，积极接受了三位一体的说法，即使有少数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但
每个人都应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保持不变，也悄然接受
。从此教会奠定了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
修道院的成立
为了逃避不能获得和平的社会，大家纷纷寻找庇护，修道院成了最好的场所。
编年史家拉乌尔·格拉贝克曾经写道：
“在那里使万物恢复升级的祭祀举行得非常频繁，以至于哪一天如果这种形式没能从恶魔的手中拯救了灵魂，那天就不算度过了。这些仪式举行得如此虔诚、纯洁和隆重，与其说这是人类的工作不如说是天使的工作。”修道院成为了礼制和情感合一的实体。
据调查统计，从6世纪到10世纪，法国以每年2个以上的速度修建了1055个修道院。修道院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农奴，它只听从教皇的指令。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修道院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轻拢着一层朦胧的面纱，让人产生距离感。尤其是在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教堂就会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为人捐衣捐物，施粥赠食；在遇到入侵或者攻击时，也可以到那里寻求庇护，因此，
普通人对教堂充满敬仰。
与此同时，信徒还会向圣徒请求帮助和寻找信仰。他们对着圣徒的遗物进行膜拜，信徒相信这些圣物有神奇的力量，能够避免瘟疫，驱赶敌人，获得丰收。有时候，圣徒的遗物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信徒就会追随这些遗物，寻求帮助。而在追随的过程中，只要发生一些奇迹，就会更加坚定了信徒的信仰。
信徒对教会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当人开始信仰时，一切会变得盲目而狂热。
教会不断增加神职人员和信徒加入，从而扩展自己的势力，史称“修道院帝国”，到了11世纪末，修道院帝国已经覆盖了英国到伦巴第，从西班牙到匈牙利的广大地区。大大小小的修道院在西方遍地生花，为基督教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教会垄断整个教育
任何时代不可能也不会没有文化，也不会没有教育。
在教会垄断下的教育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是为教会服务的，其次才是为封建主服务。文化教育是教会的奴仆。第二，中世纪掌握文化，控制教育的人都是教会人。世俗的教育被嫌弃。
教会和修道院设立的学校是中世纪初期唯一的教育机构。
文字是“传于异地，留于异时”的工具，这样人们即使隔山隔水也能相互沟通，同时也可以传承文化，加深思考。文字是把人类由原始蒙昧状态转入文明的标志。但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选择了拉丁语作为宗教语言，只有神职人员才能掌握拉丁语。因此，
语言成了神职人员和普通人语言之间的鸿沟。至少在12世纪之前，普通人几乎不认识拉丁语，没有什么文化。
在公元1000年前左右，除了神职人员，能学习拉丁语的人很少，只有王后、女王和贵妇人可以通过身边的传教士学习《诗篇》的基础拉丁语。除了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在11世纪时，只有少数贵族的儿子们，可以学习拉丁语，连骑士都对学术文化一无所知，大多数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直到1090年到1130年，非洲的康斯坦丁、沙特尔的伯纳德和可敬的彼得尝试翻译和改编，学习才有所改变。因此有人说，
西方的教育仍然是建立在几个世纪前的基础上，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至少10世纪之前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
教会开办学堂
控制教育是教会控制思想文化的一个表现。法兰克时期，教会和修道院创办了所有的学校。他们开办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
“一些认真严肃的教会领导者甚至认为，如果不从规模和质量上首先提升王国的教育，那么教会改革无从谈起。于是，从8世纪中叶，一些修道院院长和部分男爵就开始采取单独的措施提升中下层教士的教育。”
公元1000年左右，修道院承担着小学和中学的教育义务，高等教育由主教学校掌握。
修道院之外的学校。修道院对于来上学的孩子实行免费教育，不管你是否有钱，都一视同仁。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口语教学，包括基督教问答的基本概念，需要背诵的祈祷文、圣徒的故事等。实际上，
修道院在传道的同时，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地灌输教义、深植上帝的观念。
修道院内的学校，是为了给教会培养人才的地方。除了从修道院之外的学校挑选天赋聪颖的孩子外，还会从贵族中选择。这些学生不仅免费教育，还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但是教会对学生管理很严格，一旦发现越轨的行为就会受到鞭打。修道院的孩子学习拉丁文，阅读《圣经》等重要宗教著作，也学习算术和计算方法。
主教掌握的高等教育。这里的学生由已经经受一定教育的年轻神职人员组成，他们为了丰富学识继续学习。
他们主要学习的是七门学科，被称为“七艺”，主要包括文法、修辞学、辩证法、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学。此外，也可以涉及到医学、法律和神学等知识。
其中文化、修辞、逻辑主要是为了教会讲道的需求，数学是为了租赁、买卖、赏赐做准备，天文学和历法是不可分离的，宗教节日的计算也是中世纪历法的主要内容，音乐则是因为要擅长赞美诗歌的。
无论是小学的启蒙教育，还是中学的高等教育，都是宗教为了培养神职人员进行的教学。
教会排斥非基督教信徒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里指的是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神学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谁的意见要是跟神学不一致，就会受到迫害和镇压。宗教裁判所就是教会镇压异端的专政工具，托钵僧侣是裁判官。
教皇任命直接控制的托钵僧负责搜查和审判异端分子，并且要求各地主配合。裁判官对本地的异端有搜查、审讯和判决的权利，主教和世俗政权都没有制约和干涉的权利。
异端罪是在秘密进行的，控告人和见证人都是受到保护，人们一旦被控告，就绝对不会幸免，轻则苦行、戒斋、离乡朝圣、在公开仪式中被鞭打，重则对她们精神肉体进行摧残，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死刑一般是火刑，由政府军队执行，被执行死刑的人，所有一切都归教会及政权拥有。
同时，教会还是惩罚不认同基督教义的神职人员。皮埃尔·阿贝拉尔提出“理解才是信仰。”在他的著作《是与否》中，他针对教父相互矛盾的地方提出了疑问，比如上帝是否全能，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上帝等。他不给予结论，而让学生自己去想，启发人们的思想。因此，在1122年，宗教会议销毁了他的著作，强制他到修道院反省。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教授罗吉尔·培根被依托僧团囚禁10年之久。
但是不管基督教如何禁锢思想，排除异己，也阻挡不了科学的进步，文化的繁荣。
也正是它独特的历史原因，造成了后期文艺复兴的昌盛。
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指出：
“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并没有地贸然的断裂或容易划分的界限，除经院哲学之外，中世纪的其他思想习惯也在欧洲许多地方流传到了16世纪，反过来在中世纪也有用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方式看待人类和人类世界的先例。”
参考内容
胡玉堂世界史文集——西欧古代中世纪研究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
跨越千年的西欧中世纪——信仰上帝_西欧中世纪的社会与思想
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转型的历史逻辑
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再认识_王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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