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期间，中国刚经历了甲午战败，又将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许多热血的爱国士绅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呼唤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国家”的概念。
“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康有为语）他们组织各种学会、团体，各种报刊、杂志几乎遍及中国南北。康有为认为，要把变法强国主张播向各地，非得从兴办学会开始。这些思想与主张，对推动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传统皇权看来，朕即国家，与谁都无干。学会，以现代词汇来说，不过是快餐文化，无实料，传统的皇权才有实料。由此产生的对新思想的蔑视和仇视，即使站在现代的角度，也是可以想象的。一旦这个国家的内质不想改变，任何外来的冲击，从根本上是难于使其动摇，仅仅只能让它踉跄两下，脱去一层壳而已。而变法的失败，慈禧以身经百战的权谋，踩准了中国社会传统的脉搏，“老佛爷”的大佬龙头，在清末中国，犹如金库门上的把手，巍巍然，出手就把“热血”变成了“粪青”，实践了传统中国特色：独断强权加权谋。
视角的不同，只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是哲学道理。
以慈禧视角，好端端的皇权，盛享太平，你好我好大家好；好端端“朕”的国家，与外国何干？侵略、掠夺，任何比作野蛮人的词汇用在列强身上也不为过。即使在清朝被推翻前六天，新编的清廷“国歌”响彻朝堂：“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慈禧镇压变法以后，怀着一种国人般的“同仇敌忾”，赤膊舍身站到了国家前列，向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宣战（史料习惯称八国），做了一回真正的老“粪青”：舍我其谁！即使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西逃西安的路上，也“舍我其谁”地想着变法，即后来的“清末新政”。有学者著书认为，清末新政就是继续了戊戌变法，内容几乎一样，甚至过之。慈禧不得不变法了。当时的维新者王照认为：当初只要让慈禧来主持戊戌变法，就可能成功了。这种观点，获得了不少后代学者的同感。
但是，朕即国家，与现代国家，同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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