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禾
1911年，清政府颁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的上谕，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
按理说，这并不算是一件坏事。当时，商办铁路官商勾结，弊端丛生，好几年了铁路修筑根本没什么进展。
但是，铁路国有的命令，却在多地引起了不满，特别是四川地区，由于执行过程中办理不善，致使风潮迭起。
面对危机，主政者又应对无序，一次次地葬送着和平解决四川问题的机会，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地保路运动，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四川保路运动，可称之为“大清的最后一道催命符”。
那么，看似必要的改革，为何会引发激烈的反抗？起初仅仅是维权的保路运动，如何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武装斗争、政治危机？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下。
“全民入股”的川汉铁路
清朝末年，为打通千年蜀道，促进四川经济发展，由川籍留日学生首倡，后由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朝廷批准，决定自办川汉铁路。
1904 年 1 月，全国首家没有外资的省级铁路公司——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
最初，清政府是打算对这条铁路进行官办官修的，但一直筹不到钱。于是，锡良又向朝廷提出，改官办为“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官商合办。
1905年1月，铁路公司议定了集股章程，并正式开始招募民间股东。具体来说，当时的铁路股本来源分四种：
认购之股：即投资人自愿认购的股份；
抽租之股：按租计谷抽收；
官本之股：政府库款拨作股本；
公利之股：公司的盈利；
四项中，最主要的，是“抽租股”。抽收的方法，其实相当于是“田亩加赋”，即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
当时的四川，是农业大省，最终抽收到的股金，高达 928 万两，占全川实收股银 1645 万两的 77.5%。
这样一来，四川从绅商、地主到农民，都纷纷被动或主动持有了川汉铁路的股票。可以说，全川人民都和川汉铁路发生了切身利害关系。
1907年，川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宣布官方股份退出公司，于是，官商合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改成了 “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
但是在管理层，却依然是朝廷的官员，一切用人行政大权都掌握在一批官僚手中。
在他们的主持下，铁路公司冗员充斥，办事效率低下，已经筹集到的款项，又被当做“小金库”任意挪用，因此，铁路建设进程极为缓慢。
从1906年开始勘测路线，到1909年，才设立工程局，动工筑路。磨蹭了3年，到1911年时，仅在宜昌附近修建了一条 30 多里长的窄轨运料铁路。
建成通车，似乎遥遥无期。
“收回路权”引发的保路风潮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给出的理由是：之前规划未善，不量民力，一纸呈请便批准商办，数年以来，弊端丛生，徒资坐耗，上下俱受其害。
可以说，这些理由还是很中肯的。现在的铁路公司就是个烂摊子，国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政府把已用去的款项换做债券，把没有用去的款项移交四川商民就行。
6月1日，负责处理此事的，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宣布了他的铁路国有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
而且，当时官方股退出后，川汉铁路公司募集到的民间资本，总计约1400万两白银，账面上用于建设花掉了约700万两，应该还剩700万两，但是朝廷核算之后，只给股民们价值400万两的股票。
原来，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总经理施典章，挪用了300万两买股票，结果在橡胶股灾中，赔了个溜干净。
朝廷的意思是，那亏掉的300多万，让施典章赔，政府概不负责。言外之意就是，施典章赔不起的话，股民只能自认倒霉。
这样的解决方案，与川人最初的诉求，差距实在太大，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更为火上浇油的是，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传到了成都。这个合同，是盛宣怀在5月20日，代表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以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路权为抵押，举债 600万英磅，用于修建川汉、川粤铁路。
要知道，庚子国变之后，出于对列强的愤恨，“不借洋款”成为爱国的标志，全国的舆论导向都是呼吁由国人自己来办铁路，以防被列强掠夺路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川汉铁路”的自办自修。
此时，一纸借款合同无异于定时炸弹，点燃了四川人民的怒火。民间将矛头集中到盛宣怀身上，怒斥其出卖路权的行为，《蜀报》上甚至登出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的文章，痛骂盛大臣误国害民。
6 月 17日，四川士绅组织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号召大家文明争路，破约保路，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各州县乡镇的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遍及全川的保路风潮。
但是到此时，保路同志会也就是和平请愿而已，并没有什么激烈的举动。
当时的四川代理总督王人文，采取的也是怀柔政策，他拒不执行镇压股民的旨意，并上书弹劾盛宣怀，请求暂缓川汉铁路国有，跟股东们好好谈谈再说。
总体来看，情况还不算太糟。
清廷的强力镇压与“成都血案”
可朝廷方面却一意孤行。
当时主政的摄政王载沣，在幕僚的建议下，决定采取强烈镇压的手段，强行把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还撤了王人文的职务。
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逐渐冲破最初“文明争路”的自我约束。
到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全省各地诸多学校纷纷停课，商户关门停业，之后，又发展成抗捐、抗粮行动，有些地区已有零星的起义。
继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一开始也是“怀柔”来着，但是随着事态越来越扩大化，朝廷上谕两次严厉申斥赵尔丰，强令其平息保路风潮，否则治罪。同时，命令端方带兵两千，入川镇压保路运动。
于是，在9月7日，赵尔丰假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几个领导人，诱骗到督署逮捕。
消息传出后，参与保路的人们十分愤怒，数千名民众涌向总督府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成都血案”
事发后，赵尔丰虽严令封锁消息，但还是传播开了。血腥的屠杀激起了川人更加激烈的反抗，同盟会借机打着保路会的旗号，在四川起事，全川各地的同志军“皆呼号而起”，“每县数起，每起数千或至数万”。
四川这么一乱，朝廷赶忙派湖广总督端方，带湖北新军前往镇压，企图以武力震慑民间反抗力量。
于是，武昌空虚，革命党趁势而起，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并最终颠覆大局。
结语
回看“保路运动”，其实起初，四川士绅对于铁路的国有并非有多么强烈地反对，关键是要处理好股权、款项问题
但是清政府既要夺路，又不妥善处理股款问题，而且相较于广东、湖南与湖北来说，朝廷对四川的补偿是最差的，这才引起了强烈反对。
说白了，就是经济纠纷，虽然保路同志会一开始打的是“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口号，但其实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维权。
朝廷却毫不考虑群众的诉求，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处理这次危机，使矛盾一步一步升级，最终让“一条铁路葬送了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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