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一般人的历史知识里，明朝历代皇帝重用太监，而明朝灭亡，与太监乱政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后来的清朝吸取了明朝教训，明令内宫太监不得干政，改正了前朝行政错误。其实，这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太监是明朝皇帝的内宫家奴，到了清朝，内宫太监的地位确是已今非昔比。但是，清朝历代皇帝却启用了另一种人，那就是满语所说的包衣。包衣即清廷皇亲国戚王府里的家奴。
清朝官员在皇帝面前的自我称谓，可分为两种，一种自称“臣”，一种自称“奴才”。前者是通过科举选官考试进入清廷机构的汉族官员。后者则又可分为两类人：一类人本身就是满清的皇亲国戚或者其后代子孙，当他们面对皇帝的时候，自称“奴才”；另一类人则本身是皇族成员府中的家奴或者其祖上是皇族府中的家奴，即包衣。清朝时期，“奴才”的自称被赋予了特定含义，意思是：主子和我是自己人（汉人官员还没这个资格呢）。但这只是特定时代赋予的主观想象，就文字意义来说，家奴就是家奴。
在清朝，包衣做官的人数不胜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包衣出身，官至江宁织造，专门负责为满清皇家采购穿着之用。据清史记载，那位被雍正皇帝既抬至天上又摔至地下、竭尽玩弄之能事的年羹尧大将军也是汉八旗包衣出身。管辖有清一朝臭名昭著的海关道的清廷内务府（可称为“皇室小金库”），其前身是满清贵族的一种包衣组织。乾隆时期的两江总督高晋，其祖上是汉军包衣。晚清太平天国时期官至湖广总督、清末功臣之一胡林翼的顶头上司官文，此老兄同样是包衣出身。
封建王朝历史长期以来，皇家注重“礼仪”等级，以礼制治天下，号称礼仪之邦，把皇家和国家（家和国）混为一谈。皇朝制度给各位官僚制订了一系列规矩，相应的官级可配以相应的礼仪排场。比如两人抬轿子，四人抬轿子，六人抬轿子，等等。清朝著名大贪官和珅的罪名之一，便是“僭越”，即超标准建房。假如官员僭越可以治罪，那么，皇帝向家奴即包衣委以重任去管理国政，显然是一种更严重的僭越制度。
古代中国帝王在讲究礼仪等级的同时，也十分看重人情。中国现今不时出现在媒体上的“礼仪之邦”、“人情社会”之说，便是这种历史的遗风。家奴毕竟是所有皇室成员包括众多皇帝的女人生活起居十分依赖和十分信任的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日久生情，这种关系同样发生在主子和奴才之间。把自己人及自己身边的人提拔为官，这道古风同样传承至今（近年来被“带走”的“秘书帮”，便得自明、清两朝百炼成精的真传；这种真传如果以年代和人数的几何级递增，也难怪会出现一个专门术语中国特色。常用语“心腹手足”把一个家国视为帝王专权者一人身上的器官，违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个人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因此，在这种人的社会判断里，“唯上”是唯一标准，底层社会形态永无出头之日。
明朝太监乱政是古旧史笔对这一群体以偏盖全的丑化，太监之中也不是不会出现俊杰之类的人物的，比如中国历史常常引为自豪的东汉蔡伦，明朝郑和。假如非得有此一说，那么，明朝皇帝启用太监为官，清朝皇帝启用家奴为官，在这两类人物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也许，你懂的。
本文用对清朝有专门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一段文字作为注脚很合适，他说：奴才“那种礼仪性的羞辱不是一种贬抑的标记，而是特殊身份的象征：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官员们并非君王的工具。君主可以训斥他们，嘲弄他们或处罚他们，如同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他犯错的儿子。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卑猥，因为他们是有‘人心’的，有能力像人那样行动，而不是机器或蠢笨的动物。他们不像那些低级胥吏，既不是规章的傀儡也不是为日常程序所牵动的机器”。皇帝对待无论是得力的“奴才”还是恭顺的臣僚，使用两套准则：“常规的行政则例”和“非常规的专制权力”。常规则例称公事公办，非常规专制称人情的疏远、裙带和伴君如伴虎。前者维系帝王的家国机器正常运转，后者则是中国民间一直传说的因实际生活中存在而加工塑造的“无常鬼”。古人没有认识“人心靠不住”这一人类学知识，即鬼由心生、鬼由人生的社会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