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自1862年9月率主力离开苏州驰援天京以来，李秀成始终处于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在李秀成看来，此时天京周边的局势并未到万分危急的地步。
清廷的江宁将军都兴阿所部此刻仍在围攻长江中的九洑洲要塞。即使清军调集了大批战舰展开水陆围攻，却始终无法拔除这颗钉在长江中的“不沉的炮台”。
从皖南进军的鲍超所部虽于1862年7月击败太平军杨辅清所部，攻占重镇宁国，但巨大的战场减员和正悄然兴起的疫情，令鲍超所部一时无力向天京外围进击。
在整个1862年的夏季，天京城下的清军依旧只有曾国荃一支孤军据守在雨花台。因此，李秀成主张“将省府(苏州)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并提出“待廿四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围”。
李秀成逐步加强天京防御力量的计划，从战略层面上考虑或许并没有太大问题，但直接将决战的日期推迟到两年之后，却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肯答应的。
李秀成像
他严厉地训斥李秀成说：“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正是在这样的催促下，李秀成最终于9月率主力离开苏州赶赴天京，部署了对曾国荃所部的全线围攻，史称“雨花台之役”。
太平军对雨花台一线湘军营垒展开的猛攻，投入了14个王侯的部队，号称60万大军，战斗前后持续了46天。
湘军方面虽然付出了数千人的伤亡，曾国荃本人也被流弹击伤了面部，可清军在雨花台一线的防线始终岿然不动。反倒是太平军进逼对手的营垒频频被湘军反击攻破，伤亡惨重。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固然是因为人称“曾铁桶”的曾国荃擅长防御，所部“营濠深垒”，难以突破；但更重要的是太平军各路王侯互不统属，缺乏完整的指挥系统。
事实上，李秀成始终以后方根据地——“苏福省”的战局变化为重，两军尚在雨花台下激烈攻防，李秀成就已经悄然抽调所部精锐回援苏州了。
对于李秀成在战场上的表现，洪秀全自然是颇为不满的。李秀成自述雨花台之役后，洪秀全曾对其“严责革爵”。但似乎洪秀全也认定雨花台一线的湘军营垒难以攻克，随后竟然提出了一个颇为荒唐的外线作战计划。
在以前屡次解除清廷围困天京的军事行动时，太平军基本都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以强大的野战兵团奔袭安徽、江苏、江西等地，吸引清军主力，随后再回师天京城下，击破对手的围城营垒。
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图
然而，此时的洪秀全忽视了一点，即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将士早已不复当年之勇，曾国藩更非当年主持江南大营的向荣、和春可比。
即便如此，当集结于天京城下的太平军主力突然转向外线，执行洪秀全所谓的“进北攻南”战略时，也一度令曾国藩惊慌失措，向清廷中枢发出了“臣实恐溃败决裂，尽隳前功”的求援信号。
但随着李秀成于1863年1月离开天京，东返苏州，湘军集团还是迅速地在长江沿线集结重兵，封堵转入外线作战的太平军各路人马。与此同时，曾国荃所部继续坚守雨花台营垒，持续对天京方向施压。
1863年2月27日，李秀成在洪秀全的严令下，又从苏州重回天京战场。先于李秀成大军行动的对王洪春元所部此时已经攻占浦口，因此太平军主力得以顺利渡江，进入安徽境内。
洪春元是洪秀全的族侄，在一干无德无能的“皇亲国戚”中算是少有的悍将，攻克浦口之后，他随即率部攻克含山、巢县、和州等地，兵锋直指湘军的后勤枢纽无为州。
此时，湘军集团在安徽境内兵力薄弱，“自和州以至武汉，除庐州、安庆有兵外，千里空虚”。驻守浦口的李世忠所部本是太平军降卒，此刻被洪春元打得溃不成军。
曾国藩飞调湘军李续宜所部驰援战场，但“远水难解近满”，因此，曾国落第一时间写李鸿章商议，要求淮军正在芜湖编练的张树声所部北运战场，“救无为州产米之区，保皖南各营办粮之路”。
曾国藩
这已经不是曾国藩首次向自己的学生“借兵”了。早在湘军围攻天京伊始，曾国藩便有意调程学启所部从上海北上参战，但被李鸿章婉拒。
借调程学启遭拒后，曾国藩又以湘军李朝斌已率新组建的太湖水师赴沪为由，要求在上海战场的黄翼升淮扬水师六营由扬入淮，参与天京外围的战事。
不想，李鸿章却回信说：“昌岐(黄翼升表字)昨得调淮之信，忧皇无措。吾师识将意、顺兵心，谅解体恤及此，如必欲其去，或奏令鸿章偕往。”摆出一副死皮赖脸的架势。
曾国藩威胁道：“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强硬回应：“昌岐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岐与鸿章一并参办，死亦甘心。”曾国藩也是无可奈何，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除了在部队调遣问题上爆发“索将风波”之外，围攻天京期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军饷接济方面也闹得很不愉快。
自湘军进入天京战区开始，曾国藩便写信恳求“协济三五万”，但这笔钱却迟迟没有到账，曾国藩只能再写信催促。
由于对这类临时性应急接济的不满足，曾国藩向李鸿章提出按月向湘军协饷，开价每月3万两。
对此，李鸿章大吐苦水道：“敝军水陆十余万，松沪原部及各标营将及十万，以入抵出，不敷甚钜。不得已，各营均发半饷。”
这些小伎俩骗不过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他不仅没有降低条件，反而变本加厉，要求“每月酌提四万，万不可减”，否则便要派员至沪“专收一二厘卡”。
此时，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仍是江苏巡抚李鸿章的顶头上司，如果不拿钱出来，好不容易到手的上海财政大权就可能丢失，李鸿章只得动用各种手段，才算基本满足了湘军的协饷要求。
事实上，随着湘军集团的膨胀，一跃成为封疆大吏的李鸿章、左宗棠等昔日湘军幕僚，均表现出了与曾国藩渐行渐远的趋势。
左宗棠
其中最为出格的，莫过于由曾国藩保奏出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从1862年秋天起，出任江西巡抚不满一年的沈葆桢，未与曾国藩商量就停解漕折银接济湘军。
1863年春，鉴于湘军“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者七八个月”，曾国藩只能私下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封信，让他解送九江关洋税3万两给正在围困天京的湘军。
蔡锦青刚解了一半即被沈葆桢制止，沈葆桢还要求蔡锦青将已经解送的款项追回，否则将撤掉他的道员职务。考虑到蔡锦青的处境，曾国藩不得不将到手的银子退还，其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此后，为了争取江西饷银的支配权，曾国藩与沈葆桢屡发争执，最终闹到从此断交、不相往来的地步。与之相比，李鸿章在曾国藩的眼中或许还算是“恭顺”的。
在得知太平军主力转向安徽的消息后，李鸿章要求正在芜湖招兵买马的幼弟李昭庆率部驰援庐州、无为两地，掩护驻守雨花台的曾国荃所部后方。
就在曾国藩、李鸿章调集各地人马驰援皖北的同时，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主力因回苏州而白白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等到李秀成渡江北上进逼无为、庐江之时，已是1863年的4月中下旬了。
面对陆续抵达的湘军援兵，李秀成攻坚失利，又加上遭遇大雨侵袭，部队产生大量非战斗减员。李秀成在皖北盘桓了两个月之久，毫无作为。
困守雨花台的曾国荃趁机养精蓄锐，进一步威逼天京，迫使洪秀全推翻此前“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令李秀成率部回援。太平天国最后一次主动出击至此化为泡影。
曾国荃
在从皖北回师的归途中，李秀成所部士气低落，在长江上又遭遇湘军水师拦截，伤亡惨重。随后，湘军集中兵力猛攻太平军控制的江中要塞——九洑洲。
1863年6月30日，随着九洑洲的易手，天京的水路粮道彻底断绝。渡江时号称50万的李秀成所部“仅存四五万人”。
但就是这四五万残兵，李秀成还舍不得拿出来保卫天京，借口“兵又无粮，扎脚不住，自散下苏州浙江”。天京城内只有万余守军，形势发岌可危。
1863年12月4日，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兵力的纳王郜永宽等8位太平军高级将领刺杀慕王谭绍光，率部开城向李鸿章投降。同时，常州也落入湘军名将鲍超囊中。
与淮军在苏南节节取胜、顺利推进相比，湘军围攻金陵的战役打得异常艰难。自1863年7月完成合围以来，湘军在天京城下顿兵近半年之久。
之所以形成这种“劳而无功”的局面，除了曾国藩老成持重，告诫曾国荃：“若非贼来扑营，似不必常寻贼开仗。盖贼之粮路将绝，除开仗别无生路；我军则断粮路为要着，不在日日苦战也”；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在为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湘军的政治前途进行铺垫。
曾国藩虽身为两江总督，赣、皖、苏、浙四省的军政长官也均为其昔日的幕僚、学生，但太平军在各地仍有活动，如苗沛霖般的地方团练武装亦盛行一时，胜保、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也频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干涉各地军务。
因此，曾国潘有意缓攻金陵，利用清廷中枢急于借湘军之手夷平太平天国的有利时间，展开新一轮的政治布局。
1862年，由于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所部西征入陕，清政府内部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政治碾轧。僧格林沁发动御史系统指责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最终，使胜保这位咸丰年代的政治明星黯然陨落。
李鸿章
长期以来仰仗胜保为靠山的皖北“土皇帝”苗沛霖，只能选择举兵反清，但随即遭到僧格林沁和曾国藩的联手绞杀。
在这个过程中，湘军集团和急于获得中原军政大权的僧格林沁部龃龉不断。不仅苗沛霖的首级成了双方争功的焦点，两军甚至还在围剿苗沛霖所部的过程中，由于联络不畅而直接交火。
总体来说，胜保——苗沛霖集团的瓦解，给了曾国藩一统安徽军政大权的有利时机。因此，在规劝曾国荃少安毋躁的书信中，曾国藩颇为自得地写道：
“苗逆于二十六夜擒斩，其党悉行投诚，凡寿州、正阳、颍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复，长、淮指日肃清，真堪庆幸！
”
在曾国藩亲自指挥皖北战事的同时，原拟加入天京战局的湘军悍将鲍超所部在皖南与太平军杨辅清、黄文金所部恶斗连场，基本巩固了以宁国为中心的地盘。
加上李鸿章夺取苏州，左宗棠收复金华、绍兴、兵围杭州的战绩，湘军集团在1863年下半年可谓诸路奏凯、全面告捷。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各部争衡的苗头也开始悄然出现。
1863年底，李鸿章在部署进攻常州的军务时，派出程学启、刘秉璋、潘鼎新等部，在李朝斌太湖水师的配合下，由平望、太湖、乍浦兜剿浙西太平军。
李鸿章的意图，是想仿照以前湖北巡抚胡林翼进兵皖西的成案，在进兵过程中委员暂时跨省代管地方。他这样做，既可以截断浙江太平军增援天京的通过，也有助于巩固淮军新攻取的吴中地区。可此举也动了左宗棠的奶酪。
太平军
1864年2月，李鸿章奉旨兼辖浙西吏事。淮军入浙，半月之间连续招降了平湖、乍浦、海盐三城，又攻下平望、嘉善两城，这引起了身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对李鸿章越境揽权的不满，上奏抗议。清廷复又下旨申斥李鸿章。
曾国藩对于李、左两人的矛盾不想过多地发表意见。他此时更为关心的是随着苏南、浙西战事趋于终结，清政府是否会将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调入天京战场。
对于自己老师的这份担忧，李鸿章洞若观火。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明确表示：“屡奉寄谕，饬派敝军会剿金陵。敝意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
但李鸿章的态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廷中枢对湘军久围天京不下的不满。
除了清朝统治者之外，西方列强也对天京战场虎视眈眈。在常胜军解散的同时，另一支西方雇佣军——阿思本舰队出现在了天津外海。
原来，1861年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来与恭亲王奕訢关系莫逆。由其牵线搭桥，清政府在各类细节均未敲定的情况下，便匆促向英国订购了7艘战舰。
1863年9月18日，由曾参与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指挥的“中英联合舰队”抵达天津，并准备开赴华东战场。清政府这才发现，这支舰队不过是一支“海上洋炮舰队”。不仅清政府需要为其后四年的军费支付1000万两白银，而且舰队的所有人员安排也由英国人决定。
原本不满英国人南下求胜的曾国藩趁机说阿斯“性情严厉，视稀有船只为居所，视汉大总统为君子”。一仆一客倚门。”
面对“耗资百万，得不到半点权力”的局面，恭亲王奕欣也觉得不对，最终决定花费37万多两白银作为遣散费，派阿斯彭舰队继续前行。位置。溶解。
湘军围攻天津
此时，湘军围攻天京的情况逐渐明朗，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镇压似乎指日可待。正如曾国荃所说，“长江水师风帆如林，不用舰毁金陵”。清军依靠西方雇佣兵稳住局势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过去。
曾国藩通过各种政治手段，暂时将天京战场的主导权掌握在湘军手中，但无论如何，要想摆脱底线，唯一的办法就是攻克眼前的“贼窝”尽早。
1863年底，湘军首次进攻天京时，采用“平地攻城”之法，曾将天京北面神策门附近的城墙砸下十余丈。情怀。随后，湘军奋勇登城，但很快被太平军击退，死伤300余人。
1864年春开始，湘军全面进攻天京。
曾国荃越来越相信“平地攻城”的办法是可行的。一时间，曾国荃部“开朝阳门至中福门三十三条地道”。
这套战术对于太平军来说并不陌生，利用地道攻克了很多名城县。天京守军采取“穿地道迎”、“撒毒烟、浇沸汤”的战术，不仅轻松化解了湘军的攻势，还给对方造成了“即死”，往往数百人。“伤亡。
有趣的是，此时的曾国荃还不了解天京城内的政治动向，认为负责城防的是已经回到天京的李秀成，并认为自己有能力“看清”上有草，下有道”。.
事实上，自从苏州沦陷后，李秀成的政治生活就岌岌可危了。在太平天国诸王之中，地盘和军事实力往往决定着话语权。在“北进南攻”计划中元气大伤的李秀成，回苏州后无力压制高永宽等昔日功臣，更不用说轻骑回天京后要面对的洪姓王了..
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孤立的天京城内爆发了新的权力斗争。按照洪秀全生前的安排，由其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王，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仍执掌朝政。
湘军围攻天津
太平天国内部的内乱，对于城外的曾国权来说，没有实际意义。在“穴地攻城”的策略迟迟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曾国藩终于按捺不住了。
实际上，对于湘军长期顿兵金陵城下，北京方面早有微词。由于清廷中枢不断施压，无奈之下，曾国藩写信给前线的曾国荃，表示准备接受淮军的助战。
随着1864年5月16日清军攻克常州，慈禧太后颁下谕旨要求淮军驰援战场。朝廷的命令，李鸿章自然不敢公然违抗，只能含糊地表示：
“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
”
他甚至还编出了“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后，即不能著手。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亟须回苏修整。以后节交三伏，战事颇难”这样的瞎话。
李鸿章虽然以种种理由推辞前往天京战场，但时刻可能出现在战场上的淮军还是带给了曾国荃莫大的压力。7月19日，调集全军精锐后，曾国荃率部炸开了天京太平门龙脖子一线城墙，随即蜂拥入城。
太平军虽然全力封堵缺口，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随着天京的陷落和洪天贵福、李秀成的被俘，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尾声。
对金陵这座被太平天国信众唤作“小天堂”长达11年的城市而言，在1864年7月19日起的半个月里无疑化作了人间地狱。
即便是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湘军破城之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但曾国藩并不认为杀戮过多，相反将这场无差别的大屠杀视为赫赫军功。
天京沦为人间炼狱
屠戮之余，金陵古城也多处毁于兵燹。曾国藩不承认是湘军放的火，“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他认为大火是太平军自己放的。
近年来更多的主流意见则认为湘军通过这场大火掩盖了其大肆侵吞太平天国财富的劣迹。当然，这一说法事实上在湘军攻克天京后不久便甚嚣尘上，引发了所谓的“圣库”疑云。
所谓“圣库”，指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于水西门灯笼巷建立的国家金库，按照洪秀全颁布的诏书，太平天国军民不得拥有个人资产，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
鉴于太平天国长期控制富庶的江、浙、皖、赣等省份的诸多城市，有好事者认定天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可湘军破城之后，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时，却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大多指出这是谎言。
对于这些指责，曾国藩不得不做出解释。清政府后来也表示理解，认为“朝廷不必从金银之乱中获利，据御史嘉铎报告，命大臣查明此事。”今：城中无贼库；虚实”。
皇帝和太后不追究此案，并不能阻止上下官员乃至湘军对曾氏兄弟的“羡慕嫉妒恨”。一时间，关于曾国荃在天京搜刮各种奇珍异宝的传闻甚嚣尘上。此后，曾家多次辟谣，但收效甚微。
慈禧太后
除了不满曾氏独占太平天国“圣库”财富外，湘军拼尽全力攻破天京的说法也很快遭到质疑。擒获李秀成后，曾国藩很快得知“少天王”洪天贵福已经成功突围。
但为了不惹事，曾国藩还是上报：“城破后，假忠王、莒王、右西王、右南王、定王、冲王、张王的兄弟连夜赶出。并被军骑兵追杀，至护墅桥，将首领杀得无影无踪。自焚。”
果然，在龙岩大悦一案中，清政府以“平令除元”之功，“特宠曾氏，重赏”，封封四大侯、伯、子、南同时封号。标题。
但很快，左宗棠不顾旧情，公然揭穿湘军的事迹，使他与曾国藩的关系急转直下。但当曾、左在奏章中互相揭露对方的缺点时，李鸿章始终保持着一副旁观的姿态。
毕竟，尿津公藏的影子已经悄然笼罩在了湘淮楚等地的团长头上。与其高调竞争相互攻击，不如考虑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军队和地盘。
早在1864年7月13日，河南巡抚张之万率先在《裁勇练兵折》发表讲话，提出要整顿军队，以取代永营。.
攻克天京后，御史陈廷敬等人要求“妥善安置勇士”，或补充兵力，或遣返农民。8月12日，清廷立即下诏，责令各地巡抚“谨慎处理，以免日后后患无穷”。
一时之间，镇江冯子才、扬州福明阿部方勇、贵州勇、海军广勇驻嵩湖，相继下岗。这一波撤军的浪潮，似乎很快就要扩大了。
向勇
身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此时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如何减轻朝廷对他的怀疑。废除自己亲手打造的湘军虽然痛苦，但却势在必行。
但另一方面，为了保存湘军集团的政权，在下一阶段对付太平军和北捻军的残部等起义军，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也有必要维持可靠的军事力量。左宗棠的表现让曾国藩大失所望，而淮军驰援天京战场的作为让他对李鸿章相当信任。扶持淮军逐步取代湘军的计划，在曾国藩的脑海中逐渐成型。
攻克天京后第19天，曾国藩上《初筹善后事宜折》说：“大臣麾下兵力太多，即拟安插三万至四万人”。十日后，曾国荃因病入蜀，请浙江巡抚空缺回乡。.
大约一年前，除了湘军海军改编为长江海军外，曾氏兄弟直属的湘军全部裁撤。同时，左宗棠部6万人裁减4万余人；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杂兵也大部分转业。
如此一来，曾国藩大规模自杀湘军，减轻了清廷对他的猜疑，同时也解决了湘军后期将帅争权夺利、将士被拐卖、和工资的频繁兵变。
在湘楚两军都大减之际，李鸿章也不得不以实际行动配合清廷的统一部署。
1864年9月，李鸿章率先在随片中表示，拟单独裁撤师，“储备洋炮，炸海防三万人”。
按照李鸿章的计划，淮军将撤走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兵力，保留精锐主力。这样做，李鸿章不仅可以缓解遣返期间拖欠薪俸的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备海防”的国防需要。
李鸿章坚持保留一部分军队。他带兵到上海后，越发意识到与洋人打交道时列强的侵略意图和贪婪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在同治二年秋，他就指出：“当前之患，内贼之患，长远之患，洋人之患”。他竭力表示，中国要自强不息，必须从练兵器、育人才做起。
“平武”之战末期，他发出“千变万化”的呼吁：“外国如此猖狂，若无急需谋求富强，中国将如何自立？”千古不为人知，兵君当道，怎么舍得看他这个神旭夜？”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又上书丞相衙门大臣薛焕说：“为长远之计，朝廷仍需改制旧制。及时绿营，储备精兵，慷慨捐献，慎求火器。立本能，令各国不可小觑心，即当权者有操刀之术。”
在这些讨论中，李鸿章设想了建立以湘、怀永营为主体的新型国防常备军。一个芯片。现代化的淮军
因此，“割湘留淮”既是李鸿章基于对时代潮流的认识和顺应而得到朝野认可的结果，也是他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赢得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支持导师，迎合导师唯利是图、保繁荣的心理。美好结局。
这对于淮军未来的发展，担当国防军，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当然，在某种层面上，李鸿章或许也有日后取代曾国藩的小打算，只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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