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自隋炀帝设立之初到清代末年废除之时，已经存在一千三百余年，其常见科目有常科与制科。
常科作为常设科目跟随科举制度一直存在，而制科作为因需要而临时由统治者所设置的科目，并不是一直存在。
它只在唐朝时较为流行，而到了宋朝便开始逐渐衰弱，元明时期干脆废除了制科，一直到清朝才又恢复了制科。
清代的制科大致有这样几类：博学鸿儒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保举经学和巡幸召试。
而其中保举经学不像其他各科，它只在乾隆年间举行一次，取中者更是只有四位，但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保举经学”设立之背景
清军入主中原后，清朝一直以来都是推崇儒学、尊崇孔子，将儒学作为治国方针，尤其是在乾隆时期最为突出。
顺治年间，统治者要求“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同时强调：“臣子致君，经术为本。”
于是又命人编纂了《御注孝经》《易经通注》。到了康熙时期，康熙帝不仅尊崇孔子儒学，而且追求程朱理学，并且还将程朱理学作为清朝的官方哲学，把李光地、魏裔介、汤斌、熊赐履等讲求理学的官员提拔上来，居于朝堂之上。
同时又编纂、颁发儒学书籍，“御纂”“钦定”各种四书、五经讲本、解义十余种。雍正则很好地继承了其父的政策，将“崇儒重道、尊崇理学”发扬得更好。
而乾隆时期则更加地注重经学，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褒奖留心经学者。乾隆元年礼部尚书杨名时奏请举荐进士庄亨阳、拔贡生官献瑶、举人潘永季等七人，皆留心经学，可备录用。
因杨名时管国子监事务，遂命庄亨阳等七人，用为国子监属员，听杨名时分委办事。
二是命广布御纂经书。康熙时所御纂的各类经书，在各省都有刻板，但印刷的人却寥寥无几。只是因为申请印刷流程烦琐，且“一生所请不过一部”，而印刷的部门也不会为了一部书而特意“发板开刷”。
于是在乾隆元年，高宗下诏：“著直省抚藩诸臣，加意招募坊贾人等，听其刷印，通行鬻卖，严禁胥吏阻挠需索之弊。但使坊贾皆乐于刷印，斯士子皆易于购买。庶几家传户诵，足以大广厥传。”
三是鼓励童生、生员诵读儒经。乾隆元年，高宗下诏谕：“各省学政要宣扬圣教，以立士子根底。”
在科岁考试时，若生员与童生中有“诵读御纂诸经者”，不管是专注于一经，或是兼顾几经，都统计在册并上报。
等到考试文艺之后，学政就在四经中斟酌，抽查考校，如果回答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且“所试文稍平顺”，就让童生即予入泮，生员即予补廪，以示鼓励。
四是训士子留心经学，因地制宜试以经义。乾隆三年颁布诏谕：“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故土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后文章。”
要求士子能钻研一经，掌握一经的深度与底蕴，这样所作文辞便能“自然醇正典雅”。
五是士子不得只专一经，乡会试五经轮试。一开始士子都是专注一经，同时在考试时也是考这一经的题目。
但后来在乾隆五十二年有大学士奏请将乡会试二场，改为考五经，五经轮流分试。乾隆帝认为这一建议非常可取，于是便改为了五经轮试。
六是征集整理典籍文献。乾隆年间可以说是各类典籍的成长摇篮，乾隆帝多次下谕令前往全国各地搜访遗书典籍共达一万三千余种，其中不乏成就内圣外王之学的经史著作，其中《四库全书》更是汇集古代文化遗产经部为首的巨作。
于是，在这样注重经学的情况下，“保举经学”便孕育而生。
二、“保举经学”的设立
“保举经学”最初设立于乾隆十四年十一月，止于乾隆十六年八月，前后用时两年。
1、第一道谕旨
最初，乾隆十四年十一月高宗下旨，命内外大臣精心选出潜心经学之人，其谕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说明了选举淹通经术之士的缘由。
在圣贤之学中，行动为本，文辞为末。而在文辞中，经术又是作为根底，辞章作为枝叶，崇尚经术之事事关世道人心。
如今研究儒学经典的不在少数，但在翰林院中，则多是辞章之士，少有通经术者。所以想要在社会上进行遴选，予以甄拔。
其二是遴选的步骤与原则。众所周知，朝廷内有大学士九卿，外有督抚，但不拘身份，举凡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只要凡潜心经学者，均应遴访。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精选毋滥。
圣旨已发布，问题也显现出来，首先保举经学的人员要如何考试？其次如果出现了滥举又该如何惩处？最后如果是已经过世之人但其经书仍流传又该如何？
为了解决问题，同时又能不落入科场取士的俗套之中，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最终给出的办法是：被举荐者都统一由大学士九卿再行共同核定，核定完毕再请旨到京城来面圣，由皇上直接“临试”，“庶得实学宿儒”。
遴选开始之后，由于大学士九卿所举之人数量较多，于是乾隆又命吏部对大学士九卿和督抚所保举之人进行核定，对保举不实的官员进行议处。
而已经亡故的经学之士，御史大人奏称可以“请敕天下内外大臣细加搜访，上其遗书。果能斟酌群言，阐明奥旨者，量予旌奖。其书藏诸秘府，以为绩学之劝。”
2、第二道谕旨
到了乾隆十六年五月，各地的举荐之事已经告一段落，被举荐者原本应该前往京城候试，但实际上到的人却寥寥无几，于是乾隆帝又降一谕。
这次的谕旨同样也说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说明了选拔目的。
重申了第一道谕旨中的话，“保举经学”科的遴选是为了选取经明行修、淹洽纯正之士，而不是工射策、广记问、文藻辞章华美以充翰林之才者；也不是欲授以政事责其当官任职者。
二是决定不再考试。因为考虑到经学研究本就难以考核，如果又遇上了偏题，很可能会有损选举者的名望，因此就不再拘泥于考试。
但为了遴选真正的经学之士，乾隆帝还是命大学士九卿把如今被举荐的人再一次进行了核实，确认是名实相符、众所共信的人，就不再需要考试了。
虽然说是不考了，但乾隆帝还是放心不下，决定亲自看看被荐举者的著述之后再做定夺。
最后，内阁等衙门在被荐举的数十人里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后，选了四人，分别是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
3、第三道谕旨
乾隆帝在看到最终候选名单后，又下一旨，表示要亲自引见，并观其著述，如果实在是年迈者可以不用来京，其著述由督抚取来呈上。
最终，吴鼎与梁锡玙带书面圣，以国子监司业用，各赏纱一匹；陈祖范、顾栋高年力老迈不能来京，俱著赏给国子监司业街，以为绩学之劝，所有著述浏览。
后来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微服私访江南时见了顾栋高，看到其耄耋之年，经术精湛，于是又恩赐以国子监祭酒街，赐书“传经耆硕”额，以示奖励实学之意。
三、“保举经学”之取中与意义
乾隆十四、十五年间举行的经学制科，召集了内外大臣荐举四十余人，但最终只有四人取士，可见其四人也是实至名归、名实相符。
1、取中之人
在《清史稿》中曰：大学士张廷玉、尚书王安国、侍郎归宣光举荐江南举人陈祖范；尚书汪由敦举荐江南举人吴鼎；侍郎钱陈群举山西举人梁锡玙；大理寺卿邹一桂举荐顾栋高。此四人，论者谓名实允孚焉。
2、历史意义
“保举经学”虽只历时两年，遴选一届，取中四人，但其历史意义较为深远。一是保举经学促进了学风的转变，开启了乾隆、嘉庆的汉学之端绪。
清代统治者们虽然都注重儒家经典，但所倡导的研究儒经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却到乾隆年间才发生了巨变，那就是宋学衰落，汉学兴起。
一开始乾隆皇帝还是非常推崇程朱理学的，但后来他发现程朱理学并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与巩固，于是越来越对其感到不满。
之后理学的衰落使得考据学渐渐风靡，它是以考经为主的一种儒学发展，因尊东汉之学，故称汉学，于是便有了“保举经学”，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乾嘉汉学的发展。
二是保举经学促进了国史馆对列传的修订，“儒林传”的确立。乾隆三十年九月，君主下旨开国史馆，重修原撰之列传。
但当时的特派大臣商讨后决定以官阶为标准分立表传，却被乾隆帝当即驳回，并称：“列传体例，应以人而不依官阶定取舍，儒林亦当立传，顾栋高辈不能湮没无闻。”
于是顾栋高等一批爵秩品位不高但经明学粹之士，得以入“儒林传”，其中“保举经学”的作用不可忽视。
小结
清代的“保举经学”是在乾隆帝尊崇儒学的历史背景下开设的，它自乾隆十四年开始到乾隆十六年结束，共历时两年，其中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但都很好地得到地得到了解决，并成功取中四人，乃众望所归、名实相符的明经行修之士。
“保举经学”虽只举行一次，但对清代学术之风的转变以及“儒林传”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宋元强：《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
2、百度百科：清代科举制度、制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