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内的冬天，一个孩子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后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看着宫里的火炉燃的正旺，他竟然写出了这样一首颇为同情底层百姓的诗来：“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唏嘘愁未了。”显然这诗颇受悯农作品的影响，尽管并无过多的华丽与文采，作为宫中尚未长大的孩子来讲，这种换位思考的善良非常难能可贵。而这个孩子就是彼时康熙所钟爱的孙子，弘历，雍正的第四子，也就是日后成为了主掌大清六十余年的乾隆皇帝。
乾隆早年画像
在当时宫廷中儒家范本的教育下，年少的弘历确实对农民抱有着深切的同情，尽管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对农民生活的实际感受，但是由于他为数不多的接触外界时，往往能够对农村和农民产生同情与怜悯。
青年时的乾隆有一次跟随雍正出去打猎，看到农民正在田里顶着日头挥汗如雨地干活，他见到这样的情景非常有感触，同样用诗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理解：“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后面的四局更是难得，大意是，“就算年景丰收，由于租子太重，还是被地主逼债。因此感叹说越来越相信只有仁政爱民，才是最为重要的。”
做了皇帝后，乾隆多次对农耕下达指示，他说：“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御制诗》
乾隆御制诗
因此，从年少时对农民的理解依旧农业是清朝重要生产方式，这些都成了乾隆最为关切的领域，在晚年时他还在总结说：“我自登基以来，各省的雨水和岁收时刻牵挂，六十年如一日，每值收成丰稔，惟益增虔惕，或偶尔遇到一个地方歉收，心再四驰询。”
用乾隆的表达是，忧愁占据了他一年四季的大部分光阴，“春忧雨之不足，夏忧雨之或过，秋忧岁之不登，冬忧雪之未降。”显然乾隆成了帝国对农业最重视和最忧心的一人。“忧愁二字，朕惟于望雨悯农用之。于军务亦未至与忧愁困苦，如众人之所畏者。”《清实录》农业离不开雨水，而对于气象的关注和亲自参与，乾隆更是亲力亲为。遇到重大旱情，乾隆亲自参与“求雨”仅仅在乾隆七年，就参与祈雨达30次之多。
他自己不光担心旱灾，而且要求各省官员也要将雨水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做新皇帝后不久，他接到了江苏巡抚的政务奏报，而奏报内容仅将雨水问题放在文末轻描淡写几句。乾隆严厉批评他说：“汝为封疆大吏，当以雨旸年谷为第一要务。今见汝奏折八件，将不关紧要之事，胪列于前，而将奏报雨泽秋成之折，置于最后，是汝以雨泽为可缓之事，而竟不以民食为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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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气象雨水问题，乾隆可谓坚持了一生。
乾隆三十年时，江浙地带发生旱情，官员在立秋后才专门向乾隆汇报了雨水情况。乾隆大怒说：“雨旸水旱，关系民生甚大，朕心深为挂念，督抚膺封疆重寄，所司何事，全不知仰体朕意，竟尔漫不关心，泄泄若此乎？”于是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全部“交部察议”，因为雨水未能得到及时消息，而一下子对这么多高官进行处分，整个清朝也相当罕见。
对于雨水旱灾的担心，也就是对农业民生的关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已经年逾古稀的乾隆特意临摹了南宋画家“鸡雏待饲图》，然后命刻印多份，交给地方官员，教育他们“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乾隆诗集
对于农业灾害，乾隆始终给予高度关注和救济。多次告诫地方官员“赈恤亦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并说，自己当政几十年，“向来督抚中失察挂误处分，朕常加宽免。或有讳灾之事，朕必重治其罪。”
因为重视赈灾，地方官整体来讲推动的力度也相当大，因此，乾隆十八年时，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赈灾的银两和康熙、雍正两朝进行了数据比对。报告说：“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款项，共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已经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
漕运官员提醒乾隆说：“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多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而败九十万石。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经高大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看了如此庞大的支出对比后，乾隆也很意外，并给出了一个解释：“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己，也没想到会动用这么多的漕粮。《清高宗实录》
尽管如此用力，乾隆依旧没能改变初衷，经常告诫“为督抚者，第一应戒讳灾之念。”并阐释说：“朕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水旱灾荒乃民生第一切务。朕为未雨绸缪之虑，夙夜焦劳，无时或释，训饬督抚大臣，至再至三。伊等亦知讳灾必获重谴，不敢自蹈罪戾。”《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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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乾隆以多拿出赈灾银两，以此获得内心安定。因此出现了大量钱粮被“滥赈”甚至入了官员私囊的事情。然而对此乾隆说：“办理赈灾，宁可滥而不要遗漏。”有些官员犯罪，其中有“滥赈”一项罪名，乾隆得知后很生气，认为如果将赈灾过度当成罪名，恐怕以后没人敢赈灾了“此语虽小，不用心之误写，实有大关系，朕不肯受，亦不忍受也。使天下后世，谓因多赈核减，治人之罪。则朕为如何主。”就是说我叫人家努力赈灾，最后再给人家定个罪，我算什么一国之主？
有一年，安徽太湖现发生灾害，灾民在野外挖野菜时掘出一种“黑米”，数量可观，掺在其它粮食中，可以充饥。乾隆听说后，命地方官把“黑米”呈上一些，自己尝了尝后竟然流出眼泪，“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最后命人“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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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乾隆纵然心疼灾民，不惜余力下血本赈灾，到了灾民手里的东西却并没有什么好处，属于典型的“歪嘴和尚瞎念经”。乾隆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他控制不住。“若官吏多一分侵渔，即灾民少受一分实惠。”因此，在清政府源源不断的钱粮下发的同时，更多的是被官员所侵蚀，虽然“印委各官，点验灾黎，按户计口。”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基层官吏，甚至捏造不存在的名单进行贪污。这些情形被外国马戛尔尼来华团的英国人记录下来：“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户无数……立即拨发库银四万两，赈济灾民，而户部先没去二万两，以下每一转手，则复去若干两，自二万，一万以至数千、数百不等。层层乾没之手续既过，最后之实利及于灾民者不过两万而已。”
乾隆中年画像
此外，这一问题被朝鲜使臣目击，在回国时向国王汇报说：“乾隆于恤民之政，非不勤恳。而任事之臣，率多雍淤。辽东分赈时，凤城将之行两朔赈政，而余皆于私囊，且以赈银换做唐钱。饥民一月所受，各不过五十文，号诉无阶，怨声载路，臣所目击者如此。”因此，从年少的乾隆对农民的理解到大力救济，却因梗阻问题导致赈灾大打折扣，或许，这些是乾隆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