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8月，清廷重臣张之洞病危。
据说，摄政王载沣亲往慰问，张一片赤心，试图利用最后机会规劝载沣，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但载沣只是不痛不痒地说：
“中堂有名望，公忠体国，好好为国珍重。”
张从枕席上挣扎着起来答道：“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张之洞话中有话，意在讽谏载沣要“廉正无私”，不要任用亲贵，可惜主政者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再多言语也不过鸡同鸭讲。
载沣走后，陈宝琛问：“监国之意若何？”
张之洞长髯抖动，无他言，惟叹息道：“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
就在载沣看望的当晚，大失所望的张之洞在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溘然长逝，享年72岁。
临终前，张之洞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们，“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按张的幕僚辜鸿铭回忆，张家实则无财产可争，张之洞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
张之洞在病危时已经写好遗折，做最后一次进谏：
“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
……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
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
“满汉一体，内外兼筹，教战明耻，尊亲大义”，字字珠玑无人理。
从之后的历史来看，张之洞的循循善诱并不起作用。
当时的朝局，“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亲贵掌权，实则为“旗门掌权”，“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
可惜的是，亲贵不识时务，留学生不解国情，在帝国的变革越走越快、离心力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已近衰亡的张之洞又能如何。
张之洞死后谥号“文襄”，按《大清会典》，“辟地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清廷表彰的似乎是其武功。
清代大臣的谥号规定，只有曾入翰林或获授大学士者才可用“文”字。“文”字谥号中，又以“文正”最为难得，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获谥“文正”。
“文正”以下为“文忠”，再之下者有“文襄”，这三个谥号均须皇帝亲自特谕颁赐。
在晚清以军功崛起的重臣中，曾国藩谥“文正”，左宗棠谥“文襄”，李鸿章生前也曾预想百年后会谥“文襄”，但他获得的是“文忠”。
张之洞以词臣起家，其在两广总督任内主持军务，主要以募兵筹饷、供械荐才为主，上阵接仗则未有所闻。
其门生所辑《抱冰堂弟子记》中说，中法战争是“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来，未有如此大胜者”，或许能自圆其说，但以常理而论，确属异数。
据说，张之洞死前，枕边放着一部《张居正全集》并不断称赞其相业，张居正的谥号是“文忠”。
又，张的遗折中称：“臣受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虽宋宣仁皇后之于宋臣苏轼，未能远过”，苏轼的谥号亦为“文忠”。
或称遗折中有“不树党援，不殖生产”二语触及权贵之忌，遂将原本是“文忠”的谥号临时改成“文襄”。
张之洞辞世两年后，在他“久任疆奇”的湖北省城武昌，辛亥首义爆发并最终埋葬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制度。
一个叫欧阳萼的人，曾对张之洞大张挞伐：
“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
事机凑泊，种豆得瓜，苛责古人固然容易，但张之洞的本意何尝如此。
张之洞去世的当年，大学士、管学大臣孙家鼐去世；次年，大学士、原军机大臣鹿传霖去世。
回首百年，岁月沧桑，正所谓：
一代老臣凋谢尽，国运兴衰岂相同；
咳血长哀黄鹤去，世上已无张之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