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进入知天命之年时，终于坐上了早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大位。
但如愿以偿的曾国藩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相反内心尽是苍凉、如履薄冰之感。咸丰之所以把两江总督的大权放给他，不是因为消除了猜忌，诚心重用，而是因为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后，无人可以担此重任，只有倚重曾国藩和他统领的湘军。就这样，咸丰起初仍不愿干干脆脆地将两江总督授予曾国藩，而是想用胡林翼。
让湘军为之卖命，却又想将两江权力放到湘军二号人物手里，很显然，咸丰仍想耍弄狡猾且让人心寒的帝王术。若不是肃顺用大刀阔斧的说辞说服了咸丰，曾国藩的处境依旧无法舒展开来，依旧会处于尽心卖命，却受尽掣肘的困境。
因为是如此的被迫不情愿，所以咸丰不可能让曾国藩从容不迫地坐在两江总督的大位上，他一定会压迫曾国藩，让曾国藩不顾一切地去为朝廷卖命。
果然，咸丰是毫不客气，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他刚把两江总督授给曾国藩，紧跟着就严令曾国藩径取苏、常，不得有误。
权力不白给，接了就得卖命的味道很浓重。
这正是曾国藩感到如履薄冰的根源所在。在曾国藩看来，先不论咸丰对他”用死“的心态，单就径取苏、常这一条，就足以导致满盘皆输。
因为战场的残酷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东进苏、常必陷死局，唯有改行西进策略，占皖中，进而由长江上游向江宁合围，攻灭太平天国才有上乘的胜算。
但问题是，咸丰在”用死“的心态下刚把两江总督授给他，如果选在这个时候生硬抗命，结果可能是另一种满盘皆输。
毕竟，两江总督的权力是曾国藩急需的，这事关他能否顺利布出大赢局。
曾国藩遇到的这个困境其实很典型，刚被委以重任，面对老板错误的决策，既不能去执行，又不能去否定，当然更不能原地不动，让被动变得更被动。
怎么办？
曾国藩的做法是，向老板摆好姿态，以达到巧妙搁浅错误决策的效果，进而再谋划自己的赢局。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考虑，曾国藩才将两江总督的驻节地从宿松移到了祁门。
然而，随后不久，曾国藩就为自己这被迫而为的决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惨痛到他差点在祁门拔剑自刎。
不深入地看这段历史，很容易觉得曾国藩在此犯了刚愎自用的毛病，可一旦深入看下去，你只会觉得成功不易。
为了成功，为了在夹缝中布出大赢局，奋进者往往都会遭遇这个，被迫将自己置入险境来换取机会，而且还不能与身边人说透，只能靠自己的坚韧与智谋，以及不可或缺的运气来扛。
所以说，理解成功，若看不到其中的惊心动魄，看不到真正的凶险艰难，我们终究只是被成功的光鲜外表所蛊惑的肤浅者以及未来的受害者。
因为有这样的难言在，所以在曾国藩驻节祁门后，他和得意门生李鸿章之间很快就上演了一出历史上有名的争执。
李鸿章不是等闲之辈，所以刚到祁门没两天，他就看出了驻节祁门的凶险。只不过，此时的李鸿章仅仅是曾国藩幕府中的一个小幕僚，所以他的着眼点只在眼前，只在单纯的军事安危上。
经过对祁门两天的实地勘察，李鸿章对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恩师，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此乃兵家所说的绝地，不如尽早另择他处，以免来日受困。
依门生之见，可移师东流，那里可进可退，万无一失。
凭曾国藩的经验，这一点岂能看不到，但他却不便说出置身险境的根本所在，所以只能用激将法说，少荃，你如此畏惧，莫非胆小？若如此，尽可收拾行李离开。
这时候，不解曾国藩苦衷的李鸿章必生一念，曾夫子刚愎自用，糊涂呀！
除此之外，就是聪明人的小算盘——必须寻机巧妙地离开这个能要人命的地方。
从某种程度讲，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质疑也是一种典型，为了打拼将来，被迫将团队带入险境后，你可能很快就会遭遇现实安危下的离心离德。
可叹的是，曾国藩接下来的处境远远比这个更糟糕。
祁门虽说是军事上的绝地，但凭借四山环绕，只有一条官马大道与外界通连，如果据守此要害的部下得力，如果运气不错的话，在他摆姿态的这段时间内，绝地也会是一块福地。
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得力的部下，得力的部下也应该能带来好运气。
遗憾地是，这一回他太乐观了，现实远比他想像的更残酷。
在当时，徽州是祁门最重要的屏障，只要牢牢守住徽州，祁门当安然无恙。
然而在为徽州选将时，曾国藩却犯了一个诸葛亮式的错误，因为太欣赏对自己有恩的李元度，他将这个事关祁门生死的重任交给了这个并善于守城的读书人。
结果，太平军抓住徽州城内湘军与绿营矛盾尖锐这一致命处，策反了绿营首领，一夜之间里应外合攻破了徽州城。
祁门顿时门户大开。
面对太平军三路大军的围攻，只有三千守城力量的曾国藩随即陷入命悬一线的绝境。
此时的曾国藩能做什么呢？除了派出三千兵誓死抵抗，唯指望悍将鲍超能及时回援救驾。
这是曾国藩一生中经历的最凶险时刻之一，他又一次写下了遗书。这次不是羞愧负气，而是誓死保存气节，只要太平军攻进来，他就拔剑自刎。
但久经沙场磨砺的曾国藩并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在绝境中自乱分寸，相反在祁门空城中，他拿出了值得称赞的镇定与智谋。
因为空城随时都有可能被太平军攻破，那些并没有真正见过残酷厮杀的文人幕僚们吓破了胆，这些人买通城里的小筏子，每天夜里都有人带着行李乘小筏子向城外逃命。
人跑了不足惜，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是让守城的兵士看到，还是让太平军看到。
就在这能多坚持一刻就多一份生机的关键时刻，曾国藩一硬一软地来了两手，这危险的信号随即就让他扼杀了，祁门转而又被塑成了一座诸葛亮式的空城。
他先召来尚未跑掉的亲信幕僚问，死在一起如何？
幕僚们是集体沉默。
待此种沉默越来越沉重后，曾国藩随即亲拟了一份告示——
当此危急之秋，贼势凶猛，有非朝廷命官而欲离祁门者，本督秉来去自愿之原则，发放三月全薪和途费，拨船相送。事平后愿来营者，本督一律欢迎，竭诚相待，不计前嫌。
你不愿共患难，我却不计前嫌愿共他日富贵前程！
好一个欲擒故纵。
仁义承诺如鸿毛之轻，沉到每个人心中却有千斤之重。
每个人都有血性，就看在关键时候能不能高明地激发。人在危难中都苟且，但人在危难中也最易燃热血。曾国藩此举并非多高明，但却是关键时刻燃起众人热血的一把柴火。
正是有了这生死时刻，众人重新聚到一起的誓死铁心，空城虽空，但却坚固异常。
正是有了这难能可贵的坚固异常，曾国藩领着众人终于扛到了鲍超援军杀来的那一刻。
见到鲍超，曾国藩滚下两行热泪，他知道自己又一次逢凶化了吉——
这段历史，到这里基本就算讲完了，但还有一个尾巴很值得一说。
祁门转危为安后，此前丢失徽州的李元度并没有负荆请罪，而是择机开溜，另寻靠山找出路去了。曾国藩本不是不念旧情之人，但这一次，即便有说他忘恩负义的杂音，他还是坚持对李元度一参到底。
曾国藩为什么非要这么做？
李元度失徽州如同马谡失街亭，曾国藩这是挥泪参奏以正军规。
也可以说这是舍人情，绝炸弹。
因为很多前途的炸弹，都是人情埋下的。
另一点也很有启示。李元度本是曾国藩同行者，一路功劳不小，但此人有个弱点应让我们引以为戒，无错时忠心耿耿，有错时三心二意，这样的人最终一定奔不出好前程。
反观李鸿章，祁门险情没有彻底解除时，他做了一件很虚伪的事，借着为李元度鸣不平，和曾国藩故意闹掰，然后借机逃离了祁门。
这算分道扬镳吧。
但分道扬镳后的李鸿章对我们也很有启示，在离开祁门的一年多时间里，袁甲三、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但李鸿章均不为所动，宁愿在江西赋闲。
这显然是一种智慧。
因为李鸿章深知，危难下，离开算聪明，背叛却是傻。
因为那是断路、断前程之举。
境界不同，所以他和李元度的结局不同，不久，李鸿章就重回曾国藩身边，并很快得到了重用。
因为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虽不能共患难，但那份始终不背叛更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