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盗经”，是陕西近代史上顶除很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此事后来虽经多方考证原是一场误会，但当时却传得满城风雨，弄得康有为名誉扫地，十分尴尬，直到现在也还时不时的有人把它当作地方掌故说来道去。那么，康有为为什么会如此之惨地栽在陕西呢？一般人多认为是新旧思想斗争所使然。如单演义《康有为在西安》说：
换经一事终酿成一场“风波”，确实是因康有为来西安讲学引起了“一场新旧思想的冲突”进而“形成了反对康有为和支持的刘镇华的政治斗争，至于‘康圣人盗经’之说，亦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西安方志馆编《西安通览》也说：
对于康有为辛亥革命时期及张勋复辟前后的政治活动，陕西籍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革命的老同盟会员李仪祉、杨叔吉早已不满，康有为在陕的演讲中，又反对民主共和，更激起他们的义愤。……他们向省议长马凌甫反映，，又与别的进步人士一起，要求刘镇华处理。刘见康有为的行动已引起陕籍知名人士的义愤，从自己在陕西的统治地位考虑，也只好同意驱康……
这种说法是有相当的道理的。但我以为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只是新旧思想的碰撞，或者说受过共和洗礼和新文化运动启迪的人们对他所讲复古复辟的一套陈词滥调真的反感的话，顶多也就是给他一点难堪，如讥其肤浅、中途退场，甚至越窗逃席而已，尚不至于作人身的攻击，而“盗经风波”，又是发传单、宣言，又是控法院传拘，又是报载盗经漫画，又是派人设卡追索，甚至还有损深詈疾的歇后语联，式式诛心，招招见狠，在在涉及康氏的道德评价和对他的人格拷问，分明是要出他的丑，看他的笑话。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思想相左者的策略与做法，也不是简单的一句“思想冲突”所能解释的。因此，康有为这次如此狼狈不堪地栽在陕西，除了新旧思想的冲突这个大的背景之外，还应当另有别的原因。这原因，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考察，我认为至少还有下面三点：
首先，康之西来，是时任陕西督军的刘镇华请来的，但刘在当时陕人的印象中，官声绝差。其治陕的几年，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向被视为“祸陕”；他之遥邀康氏来陕据单演义《康有为在西安》讲，原不过“借‘圣人’之口压制新文化与新思潮，又可借康有为的影响缓解一下因文庙朝孔引起的反对教育厅长的风潮”，“还企望借邀康西来讲学表示自己对文化、学术的重视，借抗的名气捞取声誉。”而康在演讲中，不管是出于真心感激，还是虚与委蛇的客气，时不时地对其扬谀几句，如“陕西为周汉、唐旧都，文化最古；今有刘督军兴学于上，各长官与贤士夫佐助于下，岂待鄙言”，如“陕西兵争数年，土匪四起，民不聊生。今幸有刘督军之贤才，地方渐平”，如此等等，这对素对刘氏不满的陕人来讲，则无异于火上浇油，不仅更其加重了他们对刘的不满，而且引火烧身，使人们在恶其落伍思想的同时，又多了一层嫌其为贼张目的反感。
其次，陕西为十几朝古都所在，文化积淀之厚重自不待言，长期接受世人仰视的历史久之也无形中培养了此地文化人强烈的自尊意识，康有为声称对这“数千年第一文化之区”素所仰慕，而身临其地却踞傲自大，一副“舍我其谁“的傲慢模样：“长安县长王文同（按：即王书樵），是一位老先生，和康有为见面的时候，康问长安县有多少户口”。不知是昏聩，到“圣人”紧张，还是北人不谙南音，“王一时答不上来，他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连户口二字都不懂吗？户，就是窗户的户。’同时用手指着自己的嘴说：‘口，就是这个。’弄得王文同面红耳赤。”他到西安后，“孔教会的先生们特别表示欢迎，口头上都称康为‘圣人’，见面时有行跪拜礼者，康也隐然以圣人自居”，毫不推辞。如此言行，不可能不引起陕人尤其是陕西文化人的怨怼与反感。即就“盗经”事件本身而言，据现在普遍接受的说法，在他似乎是“以它经换此经”，或“以新经换旧经”，保存古物，但在相当多的陕人看来，则无异于对陕人的轻蔑与侮辱！给人的直接感觉，似是觉得陕西没人认识到这套经卷的价值，不知道保护，没本事保护，只有他康圣人知道它的重要，也只有他康圣人想到保护和能够保护。对此，自尊心极强的陕人，也不可能不作出激烈的反应。何况“以它经换此经”，或“以新经换旧经”，能否兑现，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兑现，其对保护佛典固然有功，对陕人则未必不是损失—因为这原版新版，加之可是天上地下了。因此，虽然现在人们大多认为康氏当年受了很大的冤屈，但康氏自己当时很快就明白是咋回事情了。所以尽管彼时其陕西的追随者４０余人联名在《新秦日报》上刊登启事为其辩解，尽管他悻悻离陕返杭后也曾亲自撰文为自己开脱，当时看到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的咸阳人李浩然反驳文章中警告他“都说你有意，莫谓秦无人”（《左传·文十三年》：“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便颓然偃旗息鼓，放弃了争辩。
第三，康氏贪爱文物而不检细行，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联想与猜疑。如孙伏园《长安道上》就说，康在西安时，“陕人之以家藏古玩请圣人品评者，圣人全以‘谢谢’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带走者为数亦不少。有一学生投函指责圣人行检”，康氏竟“手批‘叫刘督军严办’字样”（《鲁迅生平史料》第三辑）；米暂沉《刘镇华的一生》，也说他“吞没了许多人请他鉴定的金石字画一类文物”（《陕西文史资料》第三辑）。陈崇凯《康有为不矜细行》甚至还提到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说“咸阳市书协会长、泾阳县政协副主席孙迟根据其父生前多次讲述，说当年康有为在专程赴咸阳刘古愚家天阁村和烟霞草堂拜谒后，从礼泉唐昭陵南下，欲赴兴平汉茂陵游览。途中曾在花花苗寨子的古庙停留，无所得，路经泾阳孙家村东时，见村外有一大庙，听说庙内有一大铁蘸炉，游兴又起，遂进内观赏该炉并四处寻看。。当看到庙内无量佛莲台上的铜香炉后，发现是圆形三足双耳的大明铜炉，非常赞赏。在该庙稍事休息后，临走时即顺手牵羊，将这只铜香炉装入行囊。”并说此炉就是世所珍藏的“宣德炉”，孙还为此填了一首《乌夜啼》曰：“盛誉当年壮举，尴尬晚来丑行。传言“换经”风雅士，贪枉苦经营。漫许文章千古，空有书法擅名。若是学问成货贿，值此半炉铜。”
这种种不端，与圣人和人们对圣人的期许颇不相侔，虽说固然是出于对古物的宝爱，但毕竟爱不得法，为人诟病，极易使人对其人格产生警惕与怀疑，而他在此事的办理上又“经”令智昏，确有粗疏不慎不妥之处，兼以这经书还是那么的珍贵，又更其加重了人们的疑心，也更容易授人以口实。用一句结实话说，正愁着没个啥事收拾你呢，这下好，你自己给送上门来了。说你是贼，你纵使身有百口，口灿莲花，而谁又能信，谁又愿信？！
这三个原因，其基本事实单演义先生在其《康有为在西安》中，都已经涉及到了，只是他没有明确地指出来，别的人似乎也没有特别属意于此。但我以为，为反动军阀张目使陕人因怨憎刘镇华而恶及余胥，狂傲轻佻引使陕人感情上兴起莫大之反感，还有不拘小节颇招物议的种种令陕人不齿和不堪的行为，即使没有思想冲突的大背景，其中任何一点，也都可能引起陕人的激烈反应并还以颜色，而诸因相乘，又岂有他的好果子吃？“盗”经只是一个现成的借口，一个陕人聪明发泄不满和愤怒的渠道！无经可“盗”，人们完全可能另找其他的路子。遥忆此后若干年西安发生的“驱戴”斗争，彼时戴季陶之被逐固然亦有大而复杂的政治背景，但真正导致他人挨砖、车被烧的，乃是子虚乌有但却传得邪乎的他曾侮骂陕人，要在“陕”字前面再加个反犬，以示其野蛮落后不懂王化，极大的伤害了陕人的感情。此事对观照康氏当年在陕的遭遇，颇有启迪之处。在那时那样的情境下，自取其咎的康氏，其出丑受辱、狼狈被逐笃定是必无可逭的，他怎么可能不栽在陕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