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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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岫仙
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理事，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内容提要：乌克兰独立以来，国家民族经过30多年的建设历程，并未达到有效凝聚、整合国内各民族的效果，民族建设更是出现种种问题，如各种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国家认同全面对立化、地区分裂加速推进等。研析乌克兰国家民族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发现，宏观上的国家身份建构是导致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为民族身份建构的“民族主义化”、政治身份建构的“西式自由民主化”、国际身份建构的“东西摇摆化”等。通过对乌克兰国家民族建设历程的考察可以进一步发现，其未来的国家民族建设需要锚定国家身份特性、凝聚共同性、推动发展共享性，才能推动族际关系和谐、民族整合等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乌克兰；国家身份；民族建设；民族主义
乌克兰领土面积位居欧洲第二，曾经是仅次于俄罗斯的苏联第二大联盟主体，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苏联的25%，工业产值占17%，农业产值占22%，素有“欧洲谷仓”的美誉，战略地位显赫。1991年12月1日，经全民公决，乌克兰宣告独立。鉴于乌克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雄厚的工农业基础和强大的军事遗产，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一再声称，乌克兰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民主与法制的”国家，是“欧洲大国”和“海上强国”。然而，乌克兰独立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并不顺利，特别是2013年“乌克兰危机”以来，战火频仍、社会撕裂、经济恶化、人民生活困苦，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国家失败”。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了严重冲突，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学者们对于其发生原因进行了多重阐释，包括：国际体系、地区体系、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综合作用结果；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之间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冲突；乌克兰国内各类矛盾问题的长期积累及外化结果，如以政治国家有效性缺失为集中表现的国家建设不足；等等。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上，认为其发生原因还包括乌克兰的民族建设问题，体现在民族冲突不断、身份认同极化、极端主义思想滥觞等问题，这些问题起到了导火索和催化剂的作用。同时，乌克兰民族问题也是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作为顶层设计的国家身份建构的失误是导致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乌克兰独立以来的国家身份建构特征
身份（identity）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身份作为一种主体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它具有主体间性或体系特征，“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一方面，身份的本质来自行动体的自我认知；另一方面，行为主体的自我认知又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与行为主体的自我认知的一致或冲突。
国家作为具有实质属性的行为体，同样具有身份即国家身份（State Identity）。对于国家身份内涵，秦亚青认为，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雷建锋进一步认为，国家身份是国家在特定国际背景下持有和表现的个性与独特性形象，即国家是什么和代表什么，并在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和变更。国家身份的内在和外在双重结构特性，决定了国家身份建构包括对内和对外两种指向。对内指向主要是国家领土范围与边界、国家民族、历史记忆、国民性确认等；对外指向主要是同主要大国关系的友好程度和连续性、对外行为的身份意义等。两个指向互动影响国家身份建构的一致性。从乌克兰独立以来的国家身份建构来看，呈现如下特征：
（一）民族身份的民族主义化
民族身份是一个国家的内在身份，内在身份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不因彼此关系变更而变更的客观存在，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体现在国家的社会制度属性、民族属性等多个方面。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如果国家内部不同民族、族群之间没有基于语言文化、历史、精神价值等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就会经常面对强大离心力的考验。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根据2001年人口普查，共有130多个民族，其民族构成、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鲜明的“二元”特性。乌克兰主要包括两大民族，乌克兰族人口占比77.8%，俄罗斯族为17.3%，其他少数族群为4.9%。同时，两大民族人口的地区分布极不均匀，乌克兰族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各州，俄罗斯族主要在东、南部各州。语言方面，67.5%的民众使用乌克兰语，29.6%的民众使用俄语。宗教信仰上，东正教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68.1%、希腊天主教为7.6%，基督教为7.2%。在信仰东正教人口上，东部和南部为70%，西部为45.9%。这些“二元”特性是乌克兰民族身份建构的现实基础，建构的过程如果造成“二元对立化”，就极有可能引发民族隔阂乃至剧烈的民族冲突。
从民族身份建构的历史基础来看，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深远密切。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也源远流长、盘根错节。他们同属于东斯拉夫人、东斯拉夫文化圈，语言和文化等各方面交集重重，乌克兰许多民众具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双重身份认同。在沙俄时期、苏联时期，如果执政者采取恰当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俄乌一体化”的实现具有极大可能性。但是，为了牢牢控制乌克兰，相关执政者在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各方面压制、抹杀乌克兰民族（Ukrainians）特性，在一系列民族压迫、强制同化等政策作用下，乌克兰一体化的民族意识、文化观念较为淡漠，民族之间特别是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之间的隔阂较深。乌克兰独立后，真正开启了自主性的国家民族建构进程，但民族身份并非“无故而生”，而是与其“成为民族”的过程密切相关。面对着复杂敏感的民族整合历史及民族系，政府应该在科学认知国情、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秉持平等、包容的理念，采取超越族裔民族主义的民族建构模式。但是，乌克兰却选择了较为极端的“乌克兰族裔民族主义化”的策略，具体表现在：
语言方面，1996年《乌克兰宪法》第10条规定，“乌克兰的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国家保障乌克兰语在全境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全面发展和发挥作用”，同时还规定“保障俄语和乌克兰少数民族的其他语言得到自由的发展、使用和保护”。但在实际中，不断强化乌克兰语的地位是独立以来语言保障工作的大方向，为了维护乌克兰语的官方地位，政府在国家机构、武装力量、大众传媒等公共生活领域积极推进乌克兰语的使用。同时，政府要求公立教育机构使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还主张将全国范围内的俄语地名（包括街道标识语）统一更改为乌克兰语。特别是2004年“橙色革命”后，尤先科的语言政策更为激进和强硬，进一步强化了乌克兰语。2009年，乌克兰最高议会规定行政公文、国家公务员考试、法律诉讼、幼儿园中小学教育等各方面乌克兰语使用的唯一性，俄语使用被排除在外。乌克兰在加入保障各民族语言平等的《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后，仍不断强调乌克兰语作为工作语言和文书语言的唯一性。在这种背景下，俄语的地位受到了极大削弱，由此招致讲俄语民众的普遍不满。亚努科维奇执政时期，2012年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俄语在乌克兰部分地区获得了官方语言地位，同时也废除了尤先科时期在教育、电视、电影、广播等领域歧视俄语的相关法令。亚努科维奇遭到罢免后，继起的亲西方派把持政局后，迅速采取“去俄罗斯化”措施，宣布废除《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该提议最终未获签署）。2017年9月5日，波罗申科签署《教育法》，规定禁止在教育系统中使用俄语。2019年4月25日，乌克兰最高议会通过了《关于确保乌克兰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功能》的法律，强化了乌克兰语在电视和教育机构中的使用范围，即从2020年9月1日起，所有学校，包括使用俄语等其他教学语言的学校都应转变为乌克兰语学校，为了保障该法的实施，还设置了“语言专员”的职位，以确保乌克兰语不受“歧视”。2019年5月15日，波罗申科还签署了《国家语言法》，基本禁止在任何专业活动和官方交流领域使用俄语。俄语最终失去了族际交流语言、区域和官方语言的地位。这个法律也被继任总统泽连斯基所支持。总之，乌克兰总体上一方面发展乌克兰语，一方面打压俄语，这是语言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
历史方面，独立后的乌克兰采取了“去俄罗斯化”“去苏联化”“乌克兰民族主义化”的书写方式，刻意突出乌俄两族在相关历史问题上的对立甚至仇恨。一是将沙俄、苏联治下的乌克兰历史描绘为俄罗斯人的残酷压迫史以及乌克兰人民的英勇反抗史。如关于“乌克兰大饥荒”问题，2003年，时任总统库奇马签署了法令，将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定为“大饥荒受难者纪念日”；2006年，乌克兰议会更是通过立法，进一步将其定性为苏联政府刻意为之、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行为。二是对乌克兰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者平反并予以颂扬。独立之初，乌克兰各地开始为班德拉、舒赫维奇、科诺瓦列茨等颇具争议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者和乌克兰起义军领导人修建相关纪念碑和历史纪念博物馆，特别是对于“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这个极富争议的历史人物，时任总统尤先科授予其“乌克兰民族英雄”称号。同时将以俄罗斯名人命名的街道，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希什金等，或恢复历史曾用名称，或使用突出乌克兰民族特色的新名称，甚至更名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名字。这种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去除俄罗斯文化影响、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举措，在乌克兰国内特别俄罗斯族人口占多数的乌东、南部地区引发了巨大争议。有学者2015年对乌东地区民众调研，对于街道和广场的更名，23.9%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9%的受访者表示强烈反对。
（二）政治身份的西式自由民主化
苏联解体宣告着“苏联模式”的失败，同许多后苏联国家一样，乌克兰独立后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全面倒向西方。在西方国家“改革指导”“经济援助”等诱惑和指使下，开始了全方位的“西化”改革。经济上激进地推进市场化政策，政治上强行移入“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全民普选”等西式民主制度，但最终后果是乌克兰民主制度乱象频出，国内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动荡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
一是政治无序化。独立之初，乌克兰沿用苏联时期宪法，1996年正式颁布第一部宪法，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将1996年宪法推翻，2010年废除了2004年宪法修正案，2014年2月又恢复2004年宪法。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宪法更易数次，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性、神圣性已然跌落。频繁变更的根本原因在于亲俄派与亲西方派政治力量的激烈角逐。伴随着宪法的变更，乌克兰政体也频繁变更。1996年为总统议会制、2006年变更为议会总统制、2010年恢复为总议会制，2014年又变更为议会总统制。乌克兰政体变迁的反复无常，显示了国家权力分配和制衡制度不成熟，导致总统、议会、总理之间彼此分庭抗礼、相互掣肘，政治稳定性较差。除此之外，乌克兰的多党制也越来越混乱无序，1994年，乌克兰有22个合法政党，此外还有11个群众性政治组织，截至2020年1月1日，在乌克兰司法部注册登记的政党数量多达349个。政党的无序混乱发展造就了“弱政党政治”局面，影响政治稳定性。
二是民主寡头化。乌克兰在西方蛊惑下，采用“休克疗法”改革经济，实行激进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导致大量国有资产被贱卖，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能源、商业、金融等各类寡头，根据诺沃耶·弗雷米亚（Novoye Vremya）杂志与龙资本（Dragon Capita）投资公司公布的2021年乌克兰富豪100强，他们的资产总值为474亿美元，相当于乌克兰当年GDP的24%。经济上具备垄断地位的寡头也积极谋取国家政治权力。他们或是凭借雄厚实力直接参与竞选（如“天然气公主”季莫申科、“巧克力大王”波罗申科），或是在幕后扶植代理人，操纵总统和议会选举，乌克兰民主政体由此异化为“寡头民主”。他们攫取政治权力后，更进一步促使社会资源、经济利益向寡头、权贵阶层中集中，权力与资本相互共谋，政治成为寡头们的谋利场。乌克兰与其说是“民主化”，不如说是政治市场化、商业化、地区化、帮派化；与其说是民主政治，不如说是对抗政治、清算政治、帮派争斗和复仇文化。在寡头民主的横行之下，乌克兰政治腐败严重，政府改善民生的政治、经济举措流于形式。根据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2位，连续多年属于“严重腐败”国家。对此，弗朗西斯·福山称其为充满“政治焦虑”的“民主失败”国家典型。
（三）国际身份的东西摇摆化
作为地缘政治的乌克兰，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被学者誉为“欧洲之门”，是西方世界与俄罗斯的地缘交汇点。其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布热津斯基曾论断：“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乌克兰是俄罗斯连接欧洲、抗衡北约的门户。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言，乌克兰同样是与俄罗斯对抗的前沿阵地。作为文明意义上的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结合部，首都基辅是俄罗斯文明的发祥地，两国文化具有高度的亲缘关系。同时，西欧的政治、宗教、历史文化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影响深厚，多元交汇的文明为俄罗斯与西方对乌克兰“东拉西扯”、相互冲撞提供了“文化的力量”。苏联解体后，美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利益，达到“抗俄制欧”目标，不遗余力在后苏联国家推行“西化”“去俄罗斯化”和“碎片化”战略，特殊地缘位置的乌克兰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棋子”。俄罗斯为了实现大国雄心，抗衡美国和西方巨大的战略威胁，也极力向乌克兰示好。这种背景下，乌克兰独立后，开始作为主权国家重塑国家对外身份。但是，面对强邻环视、争相拉拢的局势，乌克兰历届政府没有用好大国博弈之下的“左右逢源”便利，反而在各方竞争性力量的争夺下左右摇摆，形成了“亲西方派”和“亲俄派”。两派围绕国家权力斗争激烈、内耗严重，极大损毁了国家的独立地位。
总体来看，乌克兰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如下时期：一是“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1991年末—1994年7月，克拉夫丘克总统时期）；二是“东西方平衡的多维外交”（1994年7月—2005年1月，库奇马总统时期）；三是“全面亲西方外交”（2005年1月—2010年2月，尤先科总统时期）；四是“实用主义外交”（2010年2月—2013年11月，亚努科维奇总统时期）；五是“去俄入欧”（2013年末至今，波罗申科、泽连斯基总统时期）。这些总统中，克拉夫丘克、尤先科、波罗申科、泽连斯基秉承亲西方外交，将参与欧洲及欧洲大西洋一体化进程确定为重塑国际身份的重心，而对俄罗斯采取防范、敌视，甚至对抗态度。库奇马、亚努科维奇总统推行实用主义外交，试图谋求俄罗斯与西方上的平衡身份，同时重视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伴随着亲西方和亲俄政治力量轮换执政，乌克兰相关民族政策也呈现左右摇摆之势。如2004年“橙色革命”后，亲西方的总统尤先科上台后，签署了《关于全面研究和客观报道乌克兰解放运动的活动以及民族和解》的命令，给予了“乌克兰起义军”以特殊地位，同时还要求有关部门组织出版书籍、电影纪录片等来宣传乌克兰起义军的历史作用。2010年1月22日，尤先科还把极富历史争议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斯捷潘·班德拉追授为“乌克兰英雄”。这种宣扬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行为，主要目的在于反苏、反俄宣传。2010年2月，亲俄的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乌克兰为了靠拢俄罗斯，暂停加入欧盟的进程，停止了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宣传，撤销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2014年“欧洲广场”（Euromaidan）革命后，亚努科维奇被议会罢免总统职务，亲西方的政府掌权，乌克兰重新拾起民族主义牌，再次肯定了“乌克兰起义军”的历史地位，将具有苏联印记的“莫斯科大道”改为“斯捷潘·班德拉大道”。2018年12月5日，乌克兰议会再次追授班德拉为“乌克兰英雄”。语言方面，乌克兰也同样将其地缘政治化，从20世纪90年代独立开始，亲俄势力和亲西方势力在语言政策问题上斗争不断，“许多人把语言选择看作忠于两派对立政治势力、对立文化势力的象征，要么亲俄罗斯，要么亲欧洲和西方”。
二、乌克兰国家身份建构影响下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
关于乌克兰独立后30多年来状况，乌克兰共产党公开指出：乌克兰的发展倒退了几十年，经济失去了独立，现在已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原料供应国、产品倾销市场和淘汰技术市场。当前，乌克兰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社会失宁、危机深重，与其主要邻国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特别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两国之间关系更是恶化到了极致。乌克兰国内民族的对立化、冲突化等趋势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
（一）各种极端主义思想及势力的滥觞
一是民族主义快速兴起。早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几十年，哲学家洛斯基（Лосский）就看到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状况：“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在乌克兰移民中，乌克兰民族主义强烈发展，充满了对俄罗斯的仇恨，甚至声称头号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俄罗斯人民。”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如激进民族主义青年组织“狮子社”、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乌克兰独立创新知识分子联盟、乌克兰文化与生态俱乐部等民族独立运动组织和团体应运而生，它们对于瓦解苏联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独立后的乌克兰，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以及各民族、各地区在语言文化、经济发展、政治认同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为民族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土壤。同时，西方民主化造成的思想混乱化、党派众多、亲俄和亲西方政治力量的激烈争斗等状况更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催化剂。特别是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乌克兰经济发展每况愈下、政坛腐败严重、政治内斗加剧，更为民族主义力量的壮大提供了空间。各派政治力量为了在政治斗争中获胜，极力拉拢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许多政治人物为了巩固权力，也热衷于利用民族主义争取特定群众支持。民族主义者则逐渐依附上各派政治力量，加剧了一些政党、社会组织的民族主义化。这也更加促进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迅速发展，“乌克兰国家独立联盟”“乌克兰国民大会”“全乌克兰自由联盟”“讲乌克兰语者联盟”等民族主义政党及组织不断涌现。乌克兰民族主义也进一步分化为种族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东斯拉夫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等多种类型。
从中央到地方，民族主义力量在国内政局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国家民族主义者的主张获得了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及尤先科总统，以及众多立法、行政机构的许多重要成员的支持。2009年春季，在捷尔诺波尔地区举行的选举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自由党”以30%的选票获得第一名，其在地方议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并组建地方当局，其领导人贾科尼波克（О.тягнибок）公开宣扬反犹主义和仇俄等极端言论。此外，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煽动极端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同时也利用历史、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认同差异在各个领域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些行为激发了乌东、南部使用俄语民众的极度反感，进一步激化了乌俄两族之间的认同障碍，消解了东西部民众的互信，推动了政治派别的对立，极大损害了乌克兰统一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加剧了分裂分离趋势。
二是民粹主义思潮不断蔓延加剧。乌克兰独立以来，伴随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乌克兰民粹主义抬头并不断发展，总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是民粹主义的萌发时期（2000—2004年）。季莫申科及其领导的政党集团通过主导的反库奇马运动，严重破坏了乌克兰精英统治的合法性。“人民与精英对立”开启了乌克兰“街头政治”的潘多拉盒子。二是政治环境的“泛民粹化”时期（2004—2014年）。这一阶段，民粹主义对于政治文化的渗透加强，民粹主义政党兴起，原有的政党也开始整体性地转向泛民粹化；寡头精英则将民粹主义作为开展政治恶性竞争的工具，加剧了乌克兰社会的分裂。三是民粹主义全面盛行时期（2014年至今）。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持续的内战和经济衰退，乌克兰迎来了更大规模的民粹化浪潮，步入了民粹主义全面盛行的阶段。突出表现是新型民粹主义政党崛起，“人民公仆”及其候选人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赢得了2019年乌克兰的总统和议会大选，标志着“纯粹”且全面的民粹主义时代到来。对于民粹主义对乌克兰的影响，乌克兰学者维拉·乌勒佳克（В.Бурдяк）、尤里·马卡拉（Ю.Макар）研究后认为，独立后的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政党都具备民粹主义特征。特别是泽连斯基领导的人民公仆党执政后，更是倡导“直接民主”，广泛引入公投制度，主张乌克兰加入欧盟、北约等重大议题，甚至一般性的经济和政治决策均交给选民“全民公决”。对于乌克兰深度多元化的社会而言，已经很难找到普遍性的共识，简单的全民公投会造成更大的民族与社会分裂。
三是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初见端倪。除了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乌克兰政治、社会、文化等舞台大行其道外，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乌克兰也有所体现。典型的例证是“亚速营”，对于该营的性质，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科尔尼斯（John Conyers）将其称为“令人作呕的纳粹组织”，一个极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亚速营主要思想者彼列斯基（А.Вилецкий）公开宣传他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超级社会，该社会完全是由身体和智力发达的人组成，他们将组成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面临的问题应该通过种族清洗来解决。该营指挥官安德烈·比克吉（Andrij Bikec’kjj）一直公开鼓吹乌克兰人是欧洲最优秀的种族，主张通过“净化乌克兰人”来愈合民族有机体，要全面复活乌克兰的民族精神、文化、语言等一切方面。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的调查，亚速营在行动中对乌克兰平民犯下了虐杀、强奸、抢劫等严重罪行。除了军事上，亚速营也参与到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安德烈·比克吉曾经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了基辅市奥博隆区的竞选，并获得了33.8%的选票。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立化
1991年，乌克兰的独立公投获得了90%以上的俄罗斯族人支持，有基辅民众直言“过去我们受苏联拖累，现在好了，几年之后我们就是又一个芬兰”，乌克兰的公民国家认同情绪高涨。但伴随乌克兰发展陷入停滞，民族、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错误政策以及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乌克兰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状况堪忧，总体呈现对立化。
一是民族、国家认同的族别、地区差异较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多民族还是单一民族国家，只有得到本国人民的认同才能得以存在”。这种认同体现在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各方面。从乌克兰的多种认同的状况来看，总体呈现族际、地区间不统一，分歧和差异较大的状态。在祖国认同上，根据2008年的调查，12.5%的受访者没有把乌克兰视为祖国，而到了2016年，根据乌克兰拉祖姆科夫中心对“乌克兰是祖国”的调查，东部和西部地区仅有56%的受访者表示乌克兰是祖国（其中东部为35%、顿巴斯为32%、南部地区为28%）。以民族为对象调查显示：50%的乌克兰族受访者认同乌克兰是祖国，而只有20%的俄罗斯族受访者认同这一结果。在爱国主义意识上，西部地区的比例总体较高，为88%，其中，乌克兰族为80%，俄罗斯族为53%。而乌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总体比例为59%。对“如果发生战争，愿意挺身保护乌克兰”的调查上，受访者总体比例为53.1%，其中西部最高，为66.3%，东部为42.1%。在公民身份认同上，5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乌克兰公民，而东部地区52%、顿巴斯地区45%的受访者不太认同自己是乌克兰公民。在民族关系上，在“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兄弟民族”问题上，受访者中，有82%的俄罗斯族人认同，而只有47%的乌克兰族人认同。同时，这一认同呈现代际下降趋势，60岁以上受访者为62%，18—29岁的受访者为42%。在“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一个民族”问题上，26%的受访者支持，而63%的认为是两者是不同民族。在西部、中部和顿巴斯地区，多数受访者不支持这一说法，分别为85%、67%、58%。
二是政府认同度较低。调查显示，2015年以来，乌克兰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不超过14%。到了2019年3月，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度降至9%。同时，根据乌克兰拉祖姆科夫中心2016年的调查报告，在乌克兰民众对于社会组织机构的信任度状况上，其中对武装部队的信任度最高，达到70%或在一定程度上完全信任他们、教会为66%、人道主义和慈善组织为64%、大学为52%。而对于国家机关、国内政治力量的信任程度非常低，具体如下：政府（13%）、法院（12%）、议会（10%）、政党（9%）。在对国家领导人的认可上，多数受访民众持否定态度，51%的受访者认为时任总统波罗申科不是爱国者，53%的受访者认为时任议长安德烈·帕鲁比不是爱国者，54%的受访者认为时任总理弗拉基米尔·格罗伊斯曼不是爱国者。可以说，乌克兰政府孱弱的国家治理能力，导致其政治合法性备受争议政府公信力持续滑坡，深陷“塔西佗陷阱”。
三是政治认同的族裔化显著。从乌克兰总统大选来看，总统候选人获得选票体现出明显的族别、地区分布状况。如1994年大选，库奇马主张与俄罗斯维持良好关系，赢得了东部各州75.2%的选票，克拉夫丘克主张亲西方，赢得了西部各州70.3%的选票；2004年大选，亲俄的亚努科维奇赢得了东部各州90%以上的选票，亲西方的尤先科赢得了西部各州90%以上的选票；2010年大选，亚努科维奇同样得益于东部各州的选票，以48.95%的极小优势战胜了亲西方的季莫申科（45.47%）。从投票率来看，乌克兰族主要支持亲西方的候选人，而俄罗斯族主要支持亲俄的候选人。同样，2013年爆发亲欧盟示威运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兴起的各大民族主义政党，其发生都是族群政治力量动员的结果。
（三）加速了民族与地区的分裂趋势
1996年《乌克兰宪法》规定，乌克兰为单一制国家，同时赋予了克里米亚以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前文所述，乌克兰具有独特的“二元性”，这种特性使得乌克兰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历史正当性”“政策合理性”等始终遭受到克里米亚、顿巴斯等俄罗斯族占多数地区的民众质疑。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裹挟下，推行不平等、歧视性民族政策，更是助长了民族、地区分离倾向。独立以来，乌克兰政府在克里米亚学校推行乌克兰语，并且对俄语居民权利进行限制的做法，引起了克里米亚社会的不满和抵制。1994年，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就俄语和乌克兰语均成为官方语言、俄语成为区域一级官方语言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得到了80%的人支持，但乌克兰政府不承认公投结果，引起了使用俄语群众的普遍不满。同时，乌克兰失败的经济转型、地缘政治危机，克里米亚、顿巴斯地区的局势更加不稳定。较之乌克兰全国，这些地区的经济衰退更加严重，民众失业、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更为严峻。从克里米亚在全乌克兰的人均月收入排名来看，2007、2009、2013年分别为10、12、13位，呈现下降趋势，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俄罗斯比较来看，截至2013年，克里米亚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大致是俄罗斯的25.6%，投资是俄罗斯的31.3%，平均工资是俄罗斯的38.5%。由此，在俄罗斯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下，这些地区的俄罗斯族民众对于乌克兰普遍缺乏国家认同感，更倾向认同俄罗斯，人心思“分”的趋势也越来越显著。
2013年末，乌克兰爆发“广场革命”后，亚努科维奇被迫下台后出走俄罗斯，亲俄政府被终结。亲西方的乌克兰临时政府政权上台执政后，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乌克兰议会投票通过一项议案：确立乌克兰语是国家各层次的唯一官方语言，并计划废除对俄语赋予地区官方语言地位的《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尽管这项议案最终未获签署，但这项举措及亲西方的政党、政治家们发表对俄罗斯人的过激言论，使得克里米亚的绝大多数俄罗斯族民众认为，基辅发生的反政府行动是一场政变。在克里米亚俄罗斯族民众中引发严重担忧和大规模抗议，他们要求解决俄语地位问题，并要求赋予地区更大的自治权，甚至要求实行联邦制。这也进一步引爆了乌克兰境内的民族主义力量，流血冲突不断。俄罗斯方面也以此为契机，决定为保护克里米亚几百万俄罗斯族同胞的利益，积极干预并且推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最终，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超过96%的投票者赞成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俄罗斯也顺势承认了这一历史转向。在克里米亚独立事件鼓舞下，乌东、乌南其他8个州也发生对乌克兰临时政府的抵制和抗议，特别是与俄罗斯接壤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尤为激烈。2014年5月11日，这两州各自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绝大多数居民支持独立，宣布建立人民共和国，成为“新的主权”国家。5月24日，两州决定进一步合并为“新俄罗斯”。面对东部地区愈演愈烈的分离主义运动，乌克兰时任代总统图尔奇诺夫签署总统令，将发起、参与分离主义运动的人员定性为“恐怖分子”，并决意在顿巴斯地区开展大规模“反恐行动”，顿巴斯地区局势面临失控危险。自2014年6月7日，波罗申科就任乌克兰总统以来，表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克里米亚现状，同时也坚称不会与“东部分裂分子”对话。这导致乌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后来，为了缓解这种局势，尽管双方先后达成了两次“明斯克协议”，乌东地区规模性、剧烈的武装冲突基本停止，但零星冲突仍持续不断。乌东部冲突给乌克兰国家和东部两州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2015年9月8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的报告称，自2014年4月中旬爆发冲突以来，据保守统计，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地方武装组织、平民在内至少有7962人被杀害、17811人受伤。
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乌东民间武装建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2月24日，普京更是宣布在顿巴斯地区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对于开展的原因，普京表示旨在使顿巴斯人民免遭“种族灭绝”。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乌克兰危机”解决更是难上加难。当前，随着两国军事冲突的持续，乌克兰现有领土继续分裂的可能性又进一步加剧。
三、关于乌克兰民族问题的几点评析
作为后发的多民族国家，乌克兰的国家建设、民族建设问题突出，民众也对国家发展前景充满忧虑和悲观情绪，对于独立的支持率从1991年12月的92%下降到2020年12月的68%。乌克兰拉祖姆科夫中心2016年的调查显示：南部地区21%、顿巴斯地区26%、中部地区16%、西部地区10%的受访群众表示，不发达的乌克兰将成为西方或俄罗斯的附属物，将永远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极有可能作为独立国家消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乌克兰未来的国家命运更是前途未卜。通过分析乌克兰民族问题的产生原因，至少能够总结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国家身份特性的认知是民族建设的首要前提
一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民族与人口、国际关系等是基本国情，是其国家身份的自然属性，更是进行国家身份建设的逻辑起点。否则，脱离国情的历史与现实的国家身份建设不仅是空中楼阁式的建设，同时也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严重的灾难。托克维尔在考察法国大革命后指出，法国大革命可以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经被遗忘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里又出现。结合国家身份建设说明，其不能在真空中建立起来，必须考虑旧传统、旧制度的影响。“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国家新身份的建设要有效地与旧身份相适应、前后衔接。同时，别国建设经验可以借鉴、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否则脱离国情就会产生一系列矛盾，所追求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对于乌克兰而言，“二元性”是最基本的国家身份特征，但是，乌克兰相关政治力量脱离本国实际，采取漠视、歧视俄罗斯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强制地“乌克兰化”“去俄罗斯化”，推行语言一体化运动等将“二元对立”起来的实践，不仅离牢固的、凝聚力强的民族共同体建设目标渐行渐远，而且也进一步恶化了乌克兰原本就复杂、敏感和脆弱的民族关系。同时，“西方民主”制度要想在乌克兰获得成功，也必须依赖于各方在民族身份上的彼此尊重性与包容性认同，“源于具有各种联系的共同居住地的纽带，源于共同的记忆、传统和风俗的纽带，和源于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的文献著作的共同的感知和思考方面的纽带”而感到属于这个国家时，自由民主制度才是可能的。否则，强调自由至上的“西式民主”制度在乌克兰的民主化进程中，由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会助燃民族冲突，并且也使民主进一步沦为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力量不断壮大的工具。
（二）“凝聚共同性”是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之道
从乌克兰的国家身份建设历程来看，在思想理念、实践操作上存在明显的极化特征：表现在政治斗争主线上存在所谓的“民主化”和“集权化”，身份认同上的“乌克兰化”和“俄罗斯化”，地缘政治上的“亲西方”和“亲俄”。身份认同的作用具有双重性，“身份网络构成每个人自我塑造的基础”，“它为过度理性的世界涂抹上一层友爱与温情”。“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但是，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世界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表明，将身份认同的绝对化、单一化，是群体暴力的社会心理根源。
对于乌克兰国际身份定位，早在2014年3月，基辛格就曾指出，“乌克兰问题经常被摆成摊牌的姿态，乌克兰是加入东方还是西方?但是，如果乌克兰想要生存和繁荣，它就不能成为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它应该充当两者之间的桥梁”。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也认为，乌克兰在外交政策上选择西方和面向东方没有根本矛盾，但选择一个方向而放弃一个方向是不理智的，而应该成为东西方交流的媒介与桥梁。但是，从乌克兰国内总体政治生态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固守“民主”意识形态，毫不顾及乌克兰的地缘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关系、现实利益等因素，从自身狭隘的现实政治利益出发，一味鼓动乌克兰“民主革命”“反俄”。“反俄”也由此成为乌克兰亲西方政治力量的根本的“政治正确”，“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旗号已经发展并且极化成为“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从乌克兰国内民族身份来看，诚然，历史上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历史积怨较多，但同时正如普京于2021年在《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一文中指出的，在近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密切关联，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历史与精神空间。乌克兰亲西方力量、民族主义者梦想建设纯粹的“乌克兰族”的民族国家，始终揪住俄乌两族的历史恩怨不放，并且强调与强化民族差异，这势必造成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鸿沟。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建构，一方面，要进行遗忘性建构。“民族认同所伴随的对历史的遗忘与对它的记忆一样多。为了在多民族国家中建立一种共同的认同感，可能需要对历史进行更为选择性的记忆。”另一方面，要进行共同性的建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民族是由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忆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福山也肯定了文化共同性的重要作用，“共同的价值观发挥着一个重要功能：让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如果连起码的文化共识都没有，我们就不能合作完成任务，也不会认为同一种制度合法”。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需要政治上的统一和忠诚，还需要社会和文化的同质化，在社会内部和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统一的文化价值体系。巴灵顿在对乌克兰的民族共同体调查研究后认为，包容性的国家认同将成为跨越乌克兰持续存在的种族、语言和地区分歧的桥梁。为此，在乌克兰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建构上，应超越一切民族、种族、历史、文化等狭隘性，以各个民族所普遍接受的共同价值观念、文化等来建构国家民族共同体团结与凝聚的精神纽带。
（三）共享式发展是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
早在苏联时期，乌克兰经济发展水平就呈现出东西不均衡的状况，东部经济发达，是国家的工业中心，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以农业为主，由此使得西部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大本营。乌克兰独立后，愈演愈烈的国家分裂、党派林立的政治现实以及经济转型上的失败，都使得乌克兰经济每况愈下，从人均GDP来看，2013年为4029美元，而到了2019年，下降到3659美元。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乌克兰仅略好于摩尔多瓦，一直排名倒数第二。从人民收入来看，2017年，乌克兰月平均退休金为2650格里夫纳（约662元人民币），600多万退休者每月养老金不到2000格里夫纳（约500元人民币）。2021年8月6日，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家庭收入水平自我评估》报告显示，只有1%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67%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很穷。乌克兰人之所以对加入欧盟持有较高热情，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现实因素就是欧盟高度发达的社会、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发展机遇。乌克兰拉祖姆科夫中心调查显示：乌克兰人认为欧盟最重要的成就是高水平的社会保障（46.4%）、法治（27.8%）、民主发展（21.7%）、腐败程度低（22.4%）、医疗保健质量（22.2%）、财政资源的可用性（17.1%）和科技进步（14.6%）。2021年1月，泽连斯基执政两年多以来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其支持率不足20%，创下历史新低。其中重要原因是泽连斯基在竞选纲领中共提出30条内容，其中22条没有落实，只有8条部分落实或完全落实。落实的承诺相对于百姓生活而言，也是无关紧要的次要承诺。而关于提高生活质量、结束战争、反腐败以及进行重要改革方面的内容完全没有落实。“在消弥国内民族差异方面，最有力的是经济因素；在国内民族分离不得不发生时，最不容易断裂的也是经济联系……只有建立在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基础上的民族关系才是最牢固的。”在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经济纾困、改善民生等碰壁的背景下，为了继续能够掌握政权，乌克兰执政者必须在内政外交上获得其他支持与转移矛盾，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力量也就成为饮鸩止渴式的选择。如乌克兰的相关政党为了能够获得选举支持，他们故意利用语言差异，推动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界限与分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把双刃剑，其中蕴含的破坏性力量会进一步摧垮乌克兰本来就十分孱弱的民族团结基础。可以说，一国的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使各个民族能够平等地共享文明发展成果，才能使他们对国家产生深深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这对国民整体性的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和强化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余论
总体上看，乌克兰独立以来的国家身份建构总体上有两大旋涡，表现在国家民族身份的“乌克兰化”和“去俄罗斯化”，国家政治身份的“亲西方化”和“亲俄化”。其中，民族身份是基础，无论是国内政治转型，还是国家对外战略方向，亲俄派和亲西方派分别依靠以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力量，开展激烈的竞争和对抗。这两对基本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乌克兰民族身份建构的对立化和分离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撕裂状况也越来越严重。这种薄弱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并且必将影响乌克兰国家未来的团结与发展。乌克兰拉祖姆科夫中心对于乌克兰人民团结基础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包括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共同愿景（62%）、当今乌克兰公民面临的共同问题（59%）；共同历史和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共同评估（43%）。同时对于乌克兰社会团结的作用，受访者认为将有利于“克服现有的社会经济问题，改善大多数居民的福利”（67%）；“打击腐败，将贪官绳之以法”（66%）；“乌克兰权力更迭确保诚实、专业、廉洁的人士上台”（51%）；“更公平地分配产品，缩小公民贫富差距”（48%）；“在州和地区层面提高公民参与解决社会重要问题的参与度”（29%）。由此可见，团结友爱的民族共同体是乌克兰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是国家发展的根基所在。
从乌克兰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的现实背景来看，当前在美国和西方激化下爆发的俄乌冲突，其最终后果也必将对乌克兰的国家建构、民族建构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俄乌冲突爆发至今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已经吞噬了俄乌双方成千上万条鲜活生命，数百万乌克兰人被迫逃离家园，国家处在巨大灾难之中。诚然，俄乌冲突最终会迎来终止的那一天，但无论结局如何，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而言，必将是两败俱伤。俄乌冲突结局将进一步改变乌克兰地缘政治关系，深远影响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会推动俄乌两国之间的关系、两国人民的关系以及乌克兰国内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的关系发生深刻调整。俄乌冲突对于乌克兰国内各民族而言是集体性的重大创伤性事件，该事件也必将成为乌克兰各民族的集体记忆代代传承下去，成为相关民族永不磨灭的伤痕，也将会进一步在乌克兰原有复杂难解的民族关系上添油炽薪。
对于乌克兰民族的未来而言，能否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根本上取决于自己能否真正强大起来。而实现强大起来，要求乌克兰必须要探索出一条实现各民族凝心力、团结奋斗的国家建设之路。俄乌冲突终结之后，乌克兰的民族共同体建设将继续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重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能否真正开启崭新的篇章，最终还是取决于乌克兰人民自己，取决于国内各民族能否真正抛弃前嫌、克服分歧、实现和解，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也取决于本国政治精英能否真正担负起民族整合、国家发展的政治责任与担当。
【注】文章原载于《世界民族》2022年第6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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