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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于咸丰朝不得志,之后两度被慈禧在政治上打败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即道光帝公布锦匣密旨的当天,即病逝归西。正月二十六日奕詝正式继承大统,以明年为咸丰元年。

咸丰时期郁郁不得志的奕訢

咸丰帝在与奕䜣竞争胜利,大权在握,但他也明白自己远不如六弟,也可以说自己是用不光彩的手段取得了帝位。自然他不会对不败而败的竞争对手放心,但同时鉴于自己因仁孝而击败了对手,当然要作一个仁孝的皇帝。

所以,他也总得做个样子,对兄弟示仁,对皇六弟奕䜣也表现宽容之态。而实际上也和奕䜣对他曲意逢迎一样,同样也是表面文章,实际对皇六弟是最不放心。

此话不虚,例如奕䜣是道光帝锦匣封名,一匣两谕封定的恭亲王,而咸丰帝登基后却迟迟不为颁册封定,直至两年后即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考验,才正式为奕䜣颁册。

恭亲王是道光帝锦匣里封定的,按理咸丰帝登极就应立即为他颁册,因为他本人的储君之位与奕䜣的亲王之位是同时产生的。所以梁章钜编写的《枢垣纪略》一书,就提出了这一疑问。就是说,咸丰帝登基两年多,见奕䜣处处逢迎他,可以完全控制于股掌了,才公开承认他是“恭亲王”。

更有趣的是,颁封立册不久,即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为奕詝出谋,关键时帮他战胜奕訢,夺得帝位的师傅杜受田病死。咸丰帝为之举行了有清一代绝无仅有的“饰终之典”:追授太师名号,晋大学士职衔,赐文官最高的谥号“文正公”,晋其子杜翰为工部侍郎。咸丰帝亲为致祭,奠送扶枢,《清史稿·杜受田传》中就说天子为大臣这样举行“终典”,是清代绝无仅有的。

为什么会如此隆重,咸丰帝不仅亲为祭送,而且扶枢大哭,其中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他是咸丰帝取得帝位的最关键人物。

爱新觉罗·奕䜣

而咸丰帝本人亲为祭送,又谕令恭亲王奕䜣以亲王名义,代咸丰帝把杜受田灵枢由京师奠送回原籍。明明杜受田是奕䜣失败的政敌,今日却要毕恭毕敬地祭送,咸丰帝如此对待奕䜣,也够残忍的了。

况且,咸丰帝登基近3年,没让奕䜣过问任何军国之务,以示恩宠名义,赠以和春园,令他移住园内,远离国政,直到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攻占南京两个月后,清政府镇压起义财政用枯,才想起让奕䜣干点救急的事。四月初十(5月17日),咸丰帝谕令奕䜣去内务府的广储司银库查看3口金钟,约重3万余两,让他查实后将金钟熔铸,以充军需之用。

这是几年来派给奕䜣的第一件有点实际意义的事务,奕䜣接到这点任务,也诚惶诚恐,赶紧上奏说:“臣等惟有督率司员,始终奋勉,勤慎奉公,以期无负圣主委任之至意。”奕䜣率员查实后,即行熔铸,得金27030两。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派重兵北伐、西征。清军节节败退,北伐军逼近京师之畿辅地区,京师震动。在这万分危迫之际,咸丰帝才破格起用奕䜣,因为他深知奕䜣的文韬武略在满洲贵族中没人能够相比,多年的较量,他心中是有数的。

正因为如此,能不用时就一定不用,而到了如今地步,也不得不用了。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初七日,咸丰帝特命奕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按祖制,亲王和皇子皆不得任军机大臣,军机处自雍正年间西北用兵成立,其职权总揽军国,凌驾内阁部院,是全国政务总汇机关,只有皇帝一人直接领属而不许宗藩介入,免得他们控制了军机处,尾大不掉,威胁皇权。其后,曾有过嘉庆朝的成亲王永理一度受命入军机,但几个月后便以“与定制不符”,谕令退出。

如今,咸丰帝令奕䜣入军机,明显违背了祖制,这完全是因为时局到了生死存亡之秋,他要利用直系血亲与敌拼命,以求度过灭亡之厄运。也正是咸丰帝要度过这生死难关,才命奕䜣走上军国大政的重要岗位。颁谕未几,再次命奕䜣为领班军机大臣,成了军机处的领袖,其重要地位,只在咸丰帝一人之下。

可见,咸丰帝对奕䜣的才华和能力是由衷相信和佩服的,这也正是他不到万不得已,则排斥、疏远他的原因。他深知,奕䜣才是他政权的真正威胁者,几年的竞争,不用权术,是战胜不了他的。

奕䜣受命担任军机领袖,仍然小心翼翼,不敢稍有逾越。

这一方面仍与他们兄弟间的不谐有关,另一方面由军机处的性质所决定。军机处确是宰辅之处,军机领衔大臣也确是首辅,但归根结底是皇帝一人的参谋部,是君权的高级附庸。首席军机大臣向皇帝一人负责,与皇帝的关系就十分直接,时时处处在皇帝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下工作,不承旨无法办事。因为军机处所处理的事务太重要,全与皇帝有直接关系。

爱新觉罗·奕詝

奕䜣受命充任军机处首辅之职,他努力办事。当时最急之务是阻止太平军北伐部队继续前进,并设法消灭。虽然奕䜣与咸丰帝有矛盾,但是在镇压太平军的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完全一致。从这个根本之处论之,奕䜣受命办事,并非为咸丰帝所迫,虚应故事。

所以,在阻扼、击败太平军北伐战争过程中,奕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打击太平军北伐部队。惠亲王绵愉是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和胜保是参战的两支主力军。而僧、胜两人不和,影响作战。奕䜣努力调解两人矛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击败太平军北伐将士,清政府在危难之中得到保全。

咸丰五年五月一日(1855年6月14日),咸丰帝在养心殿召见僧格林沁,10天后又在乾清宫举行盛大庆典,奕訢以赞襄枢务,指挥镇压太平军北伐部队而受赏。咸丰帝的燃眉之急在奕䜣的总领下得到了缓解,奕䜣也受到应得的奖赏。但两个月之后,却因并不重要的家事,遭到了咸丰帝的罢黜,被逐出军机处,这是奕䜣与咸丰帝竞争帝位斗争的延续。

咸丰帝10岁丧母,便由奕䜣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抚育。奕詝交由孝静贵妃抚养,既是道光帝的托付,又是奕詝生母孝全皇后的临终相托,说明两位宫中女性的个人交谊是很好的,而静贵妃未负孝全皇后之托,对奕詝的抚育尽心尽力,如同己出,致使奕詝和奕䜣如同一母所生的亲兄弟。

道光三十年(1850年),奕詝竞争胜利,成了皇位继承人,而亲生儿子奕䜣失败落选。这对孝静皇贵妃而言,没有什么不快之事发生。自己亲手抚育10年之久的奕詝成了当今天子,他也总算抚育了一位皇帝,也是作妃子值得称道的。咸丰帝登基后,奉她为“康慈皇贵太妃”,请她住进道光帝生母孝和皇太后颐养天年的住地寿康宫。

咸丰帝经常移驾问安视膳,如同亲生之子一般。然而,虽然孝静贵妃成了事实的皇太后,但一直未得册封。奕詝成了皇帝,她十分期望自己能正式被册晋为皇太后。

孝静成皇后

自从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登基,奕䜣曾多次请求咸丰帝册封皇太后,即把自己的生母、咸丰帝的养母孝静贵妃晋封太后,奕䜣不敢为自己争地位,却敢为自己的母亲争名分。因为她是咸丰帝的养母,也是事实的皇太后,只是没被加封而已。但咸丰帝坚决拒绝加封,拒绝的理由是无此先例。奕䜣不退让,理由是清代先朝之例,太妃晋封太后的先例屡见于掌故,并无太大的原则,也不干家法,封与不封只是当今皇上的一句话。

于是,兄弟间的矛盾激化。奕䜣怨恨咸丰帝不念母亲10年抚育之恩,斥责奕詝是口称“仁孝”而实则是不仁不孝的伪君子。

此事既无原则,而奕詝即使加封奕訢的生母,对自己的生母孝全皇太后也无不尊之义。他的生母也是一位继任皇太后,是在孝慎皇太后逝世后继封的。再退一步说,即使同时封几位皇太后并肩于朝也无不可,也不干礼法,咸丰帝的两个妻子慈安与慈禧就是比肩临朝的两位皇太后。但咸丰帝就是不同意加封。

两兄弟争论越激烈,其中原因越明朗。那就是奕訢与咸丰进行过多年的帝位争夺,他因此迁怒于奕訢的生母。据野史记载,咸丰五年(1855年)孝静皇贵太妃生病,一次咸丰帝前来问安,太妃朦胧中误以为是儿子奕䜣,遂说:“阿玛本意立汝,今若此,命也。汝宜自爱。”“阿玛”是指道光帝。话一出口,突然发现是奕詝,非常尴尬。咸丰帝当即跪地发誓,一定保全弟弟奕䜣,让孝静皇太妃放心。

咸丰帝明知奕䜣母子之情到底与他不同,所以才坚持不加封。后来终于还是加封了,是在什么情况下加封的,正史亦无详细的记载。野史中透露说,一天奕䜣探母病自寝宫走出,恰巧咸丰帝前来问安。兄弟见面,咸丰帝问母亲病势如何,奕䜣回答说已经不行了,只是等着你为她加封方能瞑目。咸丰帝一时并未说出什么话来,只是“哦,哦”连声。奕訢则借他“哦,哦”之声,立即赶到军机处,传达“旨意”,礼部依礼制具奏,请尊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

咸丰帝明知奕䜣是用自己不及防备的“哦,哦”之声,利用军机处首席的地位,完成了对生母的加封,心中恼火,但又不便道出内心的不情愿,只好勉为允准。

9天后,奕䜣生母、已被封为康慈皇太后的孝静太妃病逝。

七月二十日(9月1日),康慈皇太后殡葬礼成。第二天,咸丰帝便下一严旨,以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之罪名,把奕䜣逐出军机处,罢免其他一切职务,令回上书房读书。

这明显是颠倒黑白,奕䜣拼命为其生母争封号,他如何能办理丧仪“疏略”。恰恰相反,到了九月,咸丰帝为奕䜣生母上了尊号,但却不将之升祔庙,不称成皇后。再到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将葬陵单独筑于道光帝陵之东,称之为慕东陵,而不与道光帝合葬。凡此种种,也并非奕詝“疏略”,而是他有意设计,故意贬低奕䜣生母的地位,所以贬低其地位,实质仍然是对奕䜣与他竞争帝位心怀忌恨,借此机会进行报复。

当太平军北伐部队逼临京师,他需要奕䜣救助,便委以重任,为他出力。而当太平军北伐部队覆灭,不需要奕訢了,便借故将他逐出政治舞台。加给奕䜣办理葬仪“疏略”之罪,是对他强行为生母争尊号的报复,而报复之后又以此“罪名”将他逐出军机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奕訢被黜,成了普通的闲散亲王。直到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咸丰帝才重又授给奕䜣都统之职,况且并未给他任何实权,奕䜣仍然处于被排斥的冷落地位。总之,咸丰帝登基十多年中,都把与他争夺帝位的奕䜣置之冷曹,而奕䜣始终对他俯首帖耳,咸丰帝也没有进一步加害,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

直到咸丰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壮年早逝,奕䜣才利用这一时机,发动政变,夺回被咸丰帝控制十余年的政权。

可见,奕詝与奕䜣角逐帝位发生的争斗,虽在他们之间没有发展到流血斗争。但这种斗争漫长曲折,终究演化为宫廷政变,仍以流血斗争而告终结。

奕䜣后来的日子

恭亲王奕䜣,原本是慈禧太后最有力的支持者。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们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跃居权力塔尖,奕䜣也因此获得了议政王、军机大臣、首任总理衙门大臣等要职,并且享有王爵世袭、亲王双俸等一系列殊荣。

叶赫那拉·杏贞

此后多年里奕䜣一直主持中央内政、外交的“枢纽”军机处。但奕䜣恃功骄横,不把慈禧太后放在眼里,借故除掉慈禧太后心腹总管太监安德海,公然示之以威。“慈禧太后深有恨于恭王”,难以容忍。中法战争爆发前,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指责恭亲王奕䜣在军机处任内,“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云云,将奕䜣“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让他“家居养疾”。

同时,对其他军机大臣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人,也给予了不明不白的处分。随后,任命礼亲王世铎、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等人为军机大臣。次日她又颁旨宣布,今后“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实际上是让奕譞主持军机处事宜。这次改组军机处是慈禧太后为排除异己、建立亲信势力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但是,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当时从政治上搞掉奕䜣的时机还不成熟,奕䜣暗中操纵他的党羽对慈禧太后的作法采取抵制的态度。另外,外国侵略者对慈禧太后的行为也表示不满。不得已,在事过一个月之后,慈禧太后又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由,下令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这样,即使奕䜣在政治上不至于一败涂地,但议政王的头衔却被轻而易举地革去了,使他今后不能参预政权的最高决策,慈禧太后终于达到了目的,排除了奕䜣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威胁。

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善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奕䜣才再度被起用。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薨逝,谥号为“忠”。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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