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里或者一些评书、小说中我们常会看到八府巡按这个职务，其实这就是明代巡按御史的民间称谓。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纪委巡视组巡视员。
明代的巡按御史制度
巡按是“代天子巡狩”，即由中央派遣十三道监察御史到各省区，进行定期巡回考察的制度，其目的是对地方行政和地方官吏加以监控。它是明代御史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已谕巡按御史：“朕深居九重，所赖以宣德意，通下情者，惟在尔等”。即使是只顾斋醮的世宗，也认为“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诚否，系于巡按御史”。
事实上，明代之巡按，虽与秦代之以御史监郡，唐代之以御史巡按地方，元代之在地方分设行御史台系一脉相承，但所起之作用却远在前朝之上。所以除巡按辽东、宣大、甘肃三处为中差外，其余巡按顺天、真定、应天、苏松、淮扬、浙江、湖广、江西、福建、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处，均属大差。
御史巡按见载于实录的，最早是洪武二年（1369年）“监察御史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全京师”。至永乐元年（1403年），派遣御史分巡天下已作为“定制”。由于巡按“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任务广、职权重，故历来对巡按御史有各种规定。
洪武四年（1371年），太祖曾亲自删定宪纲，并下诏刊行颁发。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之编入《诸司职掌》，以后又几经修订，补充了《宪纲》《宪体》等若干条例，以《宪纲事类》（简称《宪纲》）发布，作为有明一代之监察法，对巡按御史的点差、出巡路线、期限、随行人员、交通工具、官府招待礼仪、处事程序、地位、职权、监察对象、禁止事项以及考核等，均作了统一的具体规定。
从此监察官员履行职责有所依据,而对其考核也有了准绳，巡按制度因得以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以后，在嘉靖、隆庆年间，虽然制定了一些补充条例，但总的来说，它们并未能取代《宪纲》的作用。
明朝每年差出的巡按御史，是北直隶顺天、真定，南直隶应天、苏松、淮扬、辽东、宣大、甘肃各1人，13省亦各1人，共21人。对他们点差及出巡的有关事宜，《宪纲》规定：监察御史要历小、中差、然后根据历任先后，籍贯南北（因风土人情语言不同，南人不按北、北人不按南），由皇帝点差，才能出按。
为了防止巡按御史与地方官的勾结，出按一般以一年为期，可带书吏1名，照刷文卷许带文吏2名。若要国子监生随同协助，则临时奏请。途中御史用驿马、站船，而随同者只能用驿驴或递运船。周行所属各府州县时，驻于察院分司，与司府州县官相见，以平礼答拜，各衙门官吏均不许出郭迎送。在途中或住地，均由当地拨派弓兵守护。
如分巡地面系原籍、先曾历仕居住之处，或与地方官有亲族关系，均得问避，此外不得嫌疑自生口避。为了防止请托贿赂，在公事未完前严格控制交际，不许询问该地之土特产，而且“不许带家眷，即音信亦断绝不通”，若有违犯或枉道探家，要受到处分。经费独立，回京复命时要向都察院报帐，不许取费于有可。亦不许另立法例，只能据地方政府“已行之事查考得失”，即规定他们只能从旁监察而不是从上指挥。
明代巡按御史的任务
巡按御史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考察官吏
《诸司职掌》规定，对“扰害良善，贪赃枉法，全令田里荒芜，民人受害”的官员，巡按御史要“体访得实，具奏提问”。其后，凡违法失职的官员，五品以上的参劾，由皇帝裁决，六品及其以下的，即可“就使拿问”如韩雍巡按江西，便黜贪墨吏57人。老病罢软不称职的，送吏部处理。而对政绩、才能卓异的，亦有保荐为布按二使或府州县官之责。还要听地方官员讲读律令，有不能通晓的，要给予惩处。
2、“吊刷案卷”
即分别审查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已行或正行之文卷，并如同在京的照刷文卷一样，分别与出批语，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一项标准。
3、“审录罪囚”
即复核已结案件，如前案中当事人认为理断不公，可以向巡按御史投诉，巡按必须受理、但涉及军职官员的，只能奏闻请旨，不得擅自提问。
4、“巡视仓库查算钱粮”
检查库贮情况，核对收支存留的各项账目。
5、查勘农田水利
如陂塘、沟渠、堤坝的修筑，以及道路、桥梁、城池、驿站、仓库、房屋等公共设施的建造，督促垦荒，并每年上报垦荒数。
6、考察民情礼教以“正风俗、振纲纪”
明朝疆域图
即视察祭祀坛场、学校，深入里社访问民风、军民休戚及当兴当革之事，存恤孤老，表扬忠烈、节义、孝行，并上报朝廷，剪除豪强，以稳定国家基层的统治秩序。
所以巡按不但纠治官邪，而且沟通中央与基层，加强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控制，体现了皇权无所不在，是中央权力至高无上的表现。
清代地方御史制度
道是按省划分的监察机构，原先只有十五道，至清末才增至二十道。清初，以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南、浙江六道为掌印道，各设满洲掌印御史1人，称坐道；再设监察御史1至2人协理，称协道；其余九道则附于六掌印道之中。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才明确按省分道的具体原则。
十五道的职官和职掌如下：
京畿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3人，经承9人。稽察内阁、顺天府、大兴县、宛平县的有关事务，掌核直隶、盛京刑名等。
河南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5人。稽察吏部、詹事府、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察院的有关事务，掌核河南刑名等。
江南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监察御史满汉各3人，笔帖式3人，经承4人。稽察户部宣课司、宝泉局、三库、左右两翼税衙门及在京十三仓的有关事务，掌核江苏、安徽刑名等。
浙江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3人。稽察礼部、都察院的有关事务，掌核浙江刑名等。
山西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4人。稽察兵部、翰林院、六科、中书科、总督仓场、坐粮厅、大通桥、总督通州二仓等有关事务，掌核山西刑名等。
山东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监察御史满汉各2人，笔帖式2人，经承4人。稽察刑部、太医院的有关事务，掌核山东刑名等。
陕西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2人。稽察工部、宝源局的有关事务，掌核陕西、甘肃、新疆刑名等。
湖广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2人。稽察通政使司、国子监的有关事务，掌核湖北、湖南刑名等。
江西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2人。稽察光禄寺的有关事务，掌核江西刑名等。
福建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3人。稽察太常寺的有关事务，掌核福建刑名等。
四川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2人。稽察銮仪卫的有关事务，掌核四川刑名等。
广东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2人。掌核广东刑名，稽察大理寺，依限注销其文卷。
广西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2人，掌核广西刑名，稽察太仆寺，依限注销其文卷。
云南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3人。稽察理藩院、钦天监，依限注销其文卷，学核云南刑名。
贵州道：设掌印监察御史满汉各1人，笔帖式2人，经承2人。稽察鸿胪寺，依限注销其文卷，掌核贵州刑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革官制时，又增设辽沈、甘肃、新疆三道，并改江南道为江苏、安徽二道，改湖广道为湖北、湖南二道，总计为二十道。除京畿、辽沈二道各设掌道御史2人，协道御史2人外，其余各道只设掌道御史2人，不设协道，分道稽察各部、寺、院衙门之事一律停止，但专司纠察，访求利病。
清初，都察院还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派遣过各省巡按御史、巡漕御史、巡视屯田御史、巡视江南上下两江御史，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巡盐御史，督理陕甘洮宣等处茶马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等，后因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先后裁撤。
清代地方御史出巡的制度
凡御史奉命出巡，一经命下，即应回避不见客，不收书信，不用投充书吏员役，不赴宴会饯行，领敕后3日之内出都门，不许借故迟行。在差之役宜禁，入境之日，只许自带经承文件书吏。所至州县府，取书吏8名，快手8名，事毕发还。
御史随地转换，不得留按差书吏承差名色，不得设中军听用等官，铺设迎送，概行严禁。御史出差，命下之日起，每一差立为一册，自出都门至入境，一应条陈举劾勘报等事，皆按日登记于册，以凭考核。督学奉差2年半至3年，巡漕、盐政限1年交代，其余大差、中差，以1年半为期，皆照例于3月前报满。奉职有功或溺职当撤者，不拘年月，差回之日共同考核，3日内议定其优劣，具疏奏请分别奖惩。
由京师派出去的巡方御史，凡事必须设法确访，不可只凭府、厅开报；也不能纵容司、道、府、厅，而只参州、县；不能庇护大贪大恶，而只参劾老者、弱者。若御史违反以上禁令，亦许地方文武官员对该御史进行纠举，撤回治罪，另派新的御史代替。
都察院
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离京出巡之前，必须陛见，由皇帝将地方兴利除弊事宜面谕。入境3日内，将御史出巡禁约及皇帝的有关敕谕誊黄刊刻，每一司道发10张，每一府州县各发10张，遍示城乡绅士人民。如不刊刻，不遍示，经都察院举劾，即以违旨论处。
总督、巡抚为国家封疆大吏，一般情况下会衔具奏时，御史应列衔于督抚之后。如该御史系奉特旨钦差查办事件，则应以该御史列于首位。巡方御史一般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但亦有特差御史。例如，农忙时节，特派巡农御史巡历州县，查察农民之勤惰，地亩之修废，以定州县之考成。亦有特差去湖广一带专司稽察盗贼、巡视驿站、烟墩，检阅民壮的御史。
对于朝廷政事得失，民生利弊，御史要随时陈奏。对于文武官员，凡奸贪劣迹者，御史应据实纠弹；凡贤能有功者，御史应据实荐举，内不避亲，外不避仇。御史纠举时，注明时间，据实陈奏，不徇私情，不畏权势，若事属机密，应密封直呈皇帝亲拆。
清初沿用明制，允许御史风闻言事。康熙帝根据以往的教训，认为“风闻言事，明末之陋习，此例一开，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挟制，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诬害良善”。因此下令，不许御史风闻言事，只许据实陈告。
雍正帝也认为，御史“借风闻言事之名，以酬报私恩小惠，则颠倒是非，扰乱国政，其有害于人心风俗者不浅”。凡事皆有利弊之分，禁止御史风闻言书后，又带来了消极的因素，许多御史不敢大胆纠察违法官员了。康熙帝、雍正帝又不得不采取 一些补救措施。
乾隆时又开始强调御史“有风闻言事之责”,“即或所奏失实，亦不加之谴责，盖以职业所在，若因言事得罪，非所以风励台臣”，但“其参奏不实者，亦有应得处分”，以示薄罚。总算对御史风闻言事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