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海市中部有一条偏西北东南走向的远古时代的自然堤，谓之冈身，即今天的金山、闵行、奉贤、嘉定一线,它就是古时的海岸线。
上海的历史沿革
距今6000到45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上古至秦汉的遗迹，都只在冈身迤西发现，说明今日上海地区成陆是很晚的。今考古发掘在浦东严桥发现唐代的陶片，当时该地可能是小渔村，说明大约到了8世纪的唐代，浦东才成陆。
上海的前身应当是唐代华亭县（治所在今松江县）的青龙镇，它是吴淞江下游的起点，也是繁华的港口，今天的上海市区当时还只是吴淞江下游支流上海浦旁的一个渔村。北宋，渔村逐渐发展成繁华的港口，天圣年间，官府设立上海务，收取酒税。
自宋代以来，吴淞江下游泥沙淤积严重，水道逐渐变窄，同时海岸线日渐东移，青龙镇离海口越来越远，失去了作为港口的地理优势。扬帆而来的船舶改由上海浦入江，并于今市区外滩迤南十六铺一带的江岸下锚，使上海务一跃成为当地最大的港口。南宋咸淳年间，政府在此设立上海镇，这是上海纳入地方建制之始。所以，上海地区民间长期流传着“先有青龙港，后有上海浦”的谚语。
上海的崛起，是由于吴淞江河道在11至12世纪的摆动，这种摆动使一度繁荣的青龙镇永远地衰落下去。上海的兴起，得益于长江三角洲腹地从13世纪开始引种棉花，以及不断兴起的棉花种植技术的革新。棉花是三角洲地区的大宗农产品，从元朝至明朝的300年间，上海地区的农业、棉纺织业日益发展，逐步取代了渔业和盐业。明初，因吴淞江泻水不畅，太湖下游之水移泻于上海的另一条河流黄浦江，加之官方的疏导，黄浦江越来越宽，后来上海浦也被黄浦江浸没，黄浦江终于取代吴淞江成为纵贯上海地区的第一大江。
上海县的航运也日益发展，而上海真正得到起飞的机遇则是19世纪大运河衰落以后，每年从江南运往北方的贡米改由海路运输，从而更刺激了上海城市商业转输功能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上海开埠之前，上海的政治地位一直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城址即今南市区豫园所在地，旧城被圆形的城墙环绕，一条十字街构成主要的马路，街道又窄又短,与城北的洋房高楼相比，很难想象它也曾是上海。但是，开埠以后的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只用了短短的20余年，到同治四年（1865年）上海就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对外和国内贸易的首要地位。
从开埠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为止，上海对外贸易额始终占有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将近半数。同治八年（1869年）6月2日的《北华捷报》用“对外贸易的心脏就是上海，而其他口岸不过是血管罢了”来形容上海在全国港口城市中的地位。
上海的地理位置
上海的地理区位极其优越。它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门户。从我国沿海航线看，上海正处在中国沿海南北洋航路的中间，位置十分适中。上海位于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的出海口，富饶的长江流域为它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
上海的经济腹地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长江三角洲，二是长江下游苏、浙、皖三省，三是整个长江流域，四是整个中国。所以，研究上海史的罗兹·墨菲形象地描述上海的地理条件说：“上海城市，从地形学上讲，位于从西面和北面向它汇合的华东低地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长江及其支流，把中国特产丰饶的核心地带百川注入的水源收容下来，最后都倾泻到黄浦江口。”
清同治三年（1864年）湖北官书局刻印了《南北洋全图》，其中《南洋全图》、《北洋全图》详细绘出以长江为分界的航路及口岸。这个形成于19世纪50至60 年代中期的东南沿海城市交通网络，主体是以上海为轴心的展翼式沿海航运体系。
以长江为轴线，南侧一翼为南洋航线，连通浙、闽、粤、桂和安南诸港；北侧一翼为北洋航线，连接苏、鲁、直隶、盛京、朝鲜、日本。同时，上海又是越洋至欧美大洲的航运枢纽。长江航道和上述沿海航线形成一个T字形框架，对上海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譬如：长江中游地区的出口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在清朝前期，曾经人为地规定只开广州一口独揽海外贸易，长江中游地区生丝、茶叶等物资的出口，不得不翻越五岭山脉，才能到达惟一准许与外国人商贸的广州港。但是，由于长江沿岸的开放，使全流域的物资得以经由长江的天然航道，运抵上海。
良好的交通网络使上海在清朝末叶构建起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约有40多个港口与上海有着密切的物资交往，与上海内贸往来的重要港埠大都集中在沿海或沿江地区，它们成为上海对内贸易的重要纽带，其中内地的汉口、华北的天津、东北的营口、华南的广州是上海埠际贸易的四大支柱。
通过这些港埠牵系及其级差市场，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总汇的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国内商品流动网络，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内贸网络。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已经集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工业加工业中心于一体，跃居中国首位都市了。
太平天国与上海繁荣
上海自建置以来，一直是一个人口不多的蕞尔小县，即使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埠以后的十多年间，人口仍较稳定。然而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上海人口迅速膨胀，增长幅度之大，史无前例。
太平军
在蜂拥移民上海的人群中，尤以避乱而来的难民为多。自咸丰元年（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后，太平军在广西转战，挺进两湖，并沿江东下，咸丰三年（1853年）3月定都天京。咸丰十年（1860年）底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向以苏锡常为中心的苏南、以杭嘉湖为中心的浙北和以甬绍为中心的浙东发动进攻。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事征服，引发了一股庞大的难民潮流向上海。
随着太平军向天京以东的镇江等地逼近，镇江、扬州富户携资远徙，一时间，“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移徙苏郡，又由苏郡移及上海”，形成了一股“搬移者始自关外旋及苏州，十去其七，渐及上洋”的人口流动潮。据《上海法租界史》载，到咸丰三年（1853年），“叛乱事件把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赶到租界里来”。
在苏南，咸丰十年（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江苏省城苏州，该省的“藩臬各官俱奔上海，制台亦逃上海，预为浮海之计”，形成了“苏省新署官僚，皆集上海城内”的局面。就是连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也报道了苏州陷落之后，“整个帝国军队全部星散，所存的主要官员都逃至上海”的事实。跟随大批官僚远逃的是富户豪族，时称“此际富绅多受厄，难民逃遁似禽飞”。
苏州周围的百姓更是纷纷向东面的上海一带逃亡，据载，在太平军占领苏州前后，“镇江以下难民陆续来松者已不下万余人”。继苏州之后，太平军又陷昆山、太仓等地，“逃难人民不计其数，往南路去。”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上海社会更呈现出一种畸形繁荣的局面。由于战争的影响，内地许多原料产地通往广州的路径被切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丝、茶叶等原料只有通过长江水道运往上海，再由上海输出。同时，太平军占领江浙一带后，采取了正确的贸易政策，允许外商同太平军占领区进行正当的丝茶贸易，从而使这一时期上海的出口贸易额不但没有因战争而减少，相反，却以不小的幅度上升。
淮军进上海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上海由于难民的涌入，人口膨胀，致使各类商业需求量激增，商品流通频繁。特别是江浙一带大量避难绅商携资来沪，无疑更刺激了经济的繁荣，所谓“商人集则商事兴，绅富集则金融裕”，即是这个道理。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也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远近避难者的涌入，是“上海市面兴盛的第一步”。
商业的繁盛，一方面产生了更多的就业、谋生机会。例如，随着全国外贸重心向上海的转移，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外国洋行纷纷建立，据统计，咸丰二年（1852年），上海的洋行已有41家，而到咸丰四年（1854年），激增到120多家。洋行的增加，则意味着对买办、通事、杂役等人员的需求量增加。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这些机会，对于因外国廉价工业品竞争而难以维持生计的广大乡民来说，肯定是一种诱惑。
另一方面，商业的兴旺，战争所造成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使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投资利润极高的地区之一，上海成了中外投机者、冒险家的天堂。以房地产为例，据当时任法国驻沪领事的爱棠所说，在法租界，“地皮价格抬得很高，最初每亩地卖二百两已经被认为很贵了，现在即使卖一千二百两，买主还是争先恐后”。其中的价格差之大，足以使嗜利如命的商人趋之若鹜。
西方人尤其如此，正如沪上报纸所云：“上海在贸易上既然具有这种便利的条件，因而传到国外的消息是，不论在违禁品贸易或在合法的商业方面，人们都可以冒险发财，因此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大批外国人涌到上海这个地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