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太平天国李秀成大军攻陷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殉节。
杭州失陷使太平军的势力在苏南、浙江一带如火如荼地连成了一片，天下富庶之地上海顿时陷入凶险境地。
此时的上海，各国洋人不少，以何桂清为首的浙江败逃官吏和以钱鼎铭为首的江浙逃亡士绅也困聚在此。虽然官府和洋人都组织了武装，试图阻挡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华尔指挥、武器全是洋枪洋炮的中外混合军——常胜军。但在李秀成的二十万大军面前，常胜军的这点人马显然是抵挡不住进犯之敌的。
为保全富贵，上海的权贵豪绅们于是公推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求曾国藩发兵救援上海。
此时的曾国藩已今非昔比，其统帅的湘军对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已呈现出攻围之势，但恰恰因为不世之功预显在眼前，钱鼎铭的到来才是对他一次巨大的考验。
浅显地看，这所谓巨大的考验对曾国藩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无非是愿不愿意在全力攻取天京的同时，克服一些实际困难去分兵救援上海。
但即便如曾国藩这样层次的人，在可预见的事功面前也容易出现境界不高的失误，那就是看不清、看不透别处潜在的机会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谓一叶遮目，不见泰山。这话从来不是说给愚蠢之人的，而是说给那些小有成就或者大功即成的聪明人的。
当时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叶遮目的聪明人，或者说他没能做到果断地将这一叶从眼前拿走、去掉。
对于是否要救援上海？钱鼎铭请求之初，曾国藩是有犹豫推脱之意的，原因很简单，分兵救援上海将影响湘军尽快地攻取天京。
但经门生李鸿章点出要害，曾国藩很快去除了犹豫。
李鸿章是怎么点出要害的呢？
很一针见血，但更透彻的一层却并没有向曾国藩敞开。
李鸿章说，上海每月仅厘金、捐输的收入就达六十万两银子，这笔钱对饷银极缺的湘军是有战略意义的。同理，如果上海让李秀成夺了去，由此形成的此消彼长极有可能导致两军实力的可怕逆转。
对李鸿章所说的要害，曾国藩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之所以犹豫，那是因为他在取舍上犯了难。
可一旦定下取舍的决心，曾国藩自然不是一般人，很快，他就拿出了求援上海的方略。
按曾国藩的计划，救援上海不能影响攻取天京，因此分兵不是上策，只能招募新勇。但湖南兵源已日趋紧张，迅捷招募困难很大，而安徽民风素来剽悍，可以一用，因此从安徽招募兵勇是为理想之选。
这差事谁来办最合适呢？
自然是安徽人李鸿章。
但把招募的差事交给李鸿章，并不代表将救援上海的大任也交给他。在曾国藩心中，控制上海这一天下第一富庶地，意义非同寻常，非自己兄弟不可。
如此，救援上海的方略就清晰了，由自家兄弟曾国荃任主帅，李鸿章辅佐。
客观地讲，曾国藩此等方略若能实施的话，日后再有对曾国荃的调教及时，对李鸿章的驾驭有度，晚清随后的朝局绝不会是曾衰李盛，而一定是曾氏兄弟双雄夹奉清廷，再不济，也是国荃继国藩。
究竟曾国藩看没看到这一层，不得而知。
但由他的方略看，他隐隐是看到了一些大势的，只不过不够果敢，不够坚决。
说曾国藩没能做到果断地将“这一叶”从眼前拿走、去掉，原因也正在此。
此话怎讲呢？
当他派人火速赶往荷叶塘，要正在家修养的曾国荃领此方略时，曾国荃因为一心要夺攻取天京的天下第一功，很是不满地拒绝了曾国藩。
在曾国荃看来，安庆已破，天京就是再下一城的概念，加之又自诩为天下第一福将，如此天时地利人和，岂有让天下首功于他人，去救援上海的道理。
很可惜，在曾国荃的不满辩词下，曾国藩没能坚持此前的方略，他接受了曾国荃的定见。
其实，比起攻陷天京后苦劝曾国荃急流勇退，剪除羽翼以自保，曾国藩此时几句话就能让曾国荃茅塞顿开、心悦臣服。
是天下第一功重要，还是天下第一势重要？
成大事者岂能违大势！
让天京首功，避其锋芒，赴上海取千载难逢的天下第一势，我取天京，你成新雄，到时候朝廷若想鸟尽藏弓，你我兄弟二人互为支柱，朝廷是藏我，还是藏你！
藏我，你暗挺，曾门又岂会遭受如履薄冰自保之苦；再不济，我让朝廷半步，你也必能继我之荣耀。
如此，才是携手成大事之道。
而如果站在朝后的角度看，此时曾氏兄弟若是及时高明地分了家，一个取天京首功，一个取上海大势，到天京城破那一天，清廷恐怕不得不兑现咸丰曾经许下的诺言，攻破天京者封王。
但历史没有假设，因为曾国荃的一叶遮目，加之曾国藩未能果断去除这一叶，他们兄弟俩尤其是李鸿章的命运便走向了另一番境地。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未受那天下首功的困扰，当时的李鸿章实质上是高于曾氏兄弟的，他清晰地看透了赴上海便是赢取那难得的天下大势。
如他朴素之言，乱世年头，有枪便是草头王。上海一月厘捐就是六十万，拿出一半，养五万精兵自不在话下。有这五万精兵，谁还奈何得了！何况上海的战略位置极佳，攻取地盘，经营势力，几乎就是顺势而为。
更关键的，来日，朝廷必折曾氏兄弟锋芒，而由自己统帅的淮军必将后来居上。
反观曾国藩。
读曾国藩的历史，深入下去看，总觉得此人距乱世真枭雄总有半步之遥。
放弃让曾国荃取上海大势后，他的一番见解也能鲜明地说明这一点。
他的权谋总是落到周全之道上，少一些勇立的胆魄。
对于改派李鸿章出任救援上海的主帅，曾国藩并没有多少纠结，相反他觉得因为曾国荃的拒绝，反倒是促成了更稳健的周全之道。
在曾国藩看来，曾门太盛，军权太大，要谨防谤嫉，预留后路。眼下趁着军威兴盛，让李鸿章出来建一支淮军，名义为另立门户，实则湘淮一家。他日若果遭不测，只要李鸿章在，淮军在，大局就不会破裂。
此外，河南、皖北的捻军势力很大，剿灭太平天国后，北方将成为主战场。风水轮流转，到那时暮气已重的湘军难堪大任，不如让李鸿章的淮军去唱主角，还是那句话，挺李鸿章，就是保自己。
该怎么评价曾国藩的这番见解呢？
退而求此次的高明往往只会说出事情的一面。
然而，所有的事情都有正反面，更重要的，正反面很多时候并非一样大小。
就说此后的李鸿章和淮军吧。
从正面看，他的确维护了湘淮一家的颜面。
但从背面看，淮军却是湘军最大的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存在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在曾国藩攻下天京后，清廷才会那般强势地对待他。
只封侯。
而且必须尽可能、尽快地自废武功。
大胆地设想一下，但凡这时候曾国藩有些许造次之举，李鸿章的淮军是挺他，还是甘当清廷的利刃？
恐怕一定是后者。
再朝后说，曾国藩先是去剿捻，后又去处理天津教案，整体的感觉，清廷正是依靠着淮系人马对湘系旧部的巨大制衡力，一步步地将曾国藩弄成了一个废子。
与之相反，李鸿章却趁势成了清廷棋盘上最关键的大子。
大局确实没破，但晚期的曾国藩着实可怜了些，事实上只落得个残存的结局——
所以说，看待历史中的高明，咱们要多一份辨证的心态，一份高明要看它是锐意进取的还是退而求其次的。
很多时候，锐意进取的高明总是先报忧后报喜，而退而求此次的高明却是只报喜不报忧。
纵然锐意进取的高明很多时候都会半道而废，但后来能成事的大人物恰恰是那些捡拾起这些高见的人，与此相对应的，真能成事者往往不会太推崇退而求此次的高明，因为那里有陷阱。
为历史智慧所误，有时候就是这样被误的，学到了假高明，或者说是带坑的高明。
除了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读史心态，最后必须强调一下这段历史所蕴含的一个观念——
成大事者不违大势，尤其在所谓功成之时。
这不是大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