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际法是以各国一致同意为基础的；因此任何一位政治家无论多么杰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权在国际法典中添上一条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政府过去从未承认而且一直也未接受的新原则。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为糖业主的利益能逐年从国库拨款几千元作为几千工人迁入的费用，但要它给一个专家们都认为对特立尼达有重大关系的一个建议提供资金时，它对发起人既不能出钱又不能协助。殖民部不久就要插手要求西班牙港自治市征收地方税并要求它的经费开支须经总督批准，同时又年年运用它的权力把从特立尼达总收入中所拨出的相当大的一分教育经费挪用到移民事务方面，但殖民部却不能运用它的权力来促进一项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有最大利益的计划。
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Salisbury）的答复也同样是尖锐的。他的回文也包含三个要点。第一点实际上是对门罗主义的驳斥。索尔兹伯里写道：“国际法是以各国一致同意为基础的；因此任何一位政治家无论多么杰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权在国际法典中添上一条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政府过去从未承认而且一直也未接受的新原则。美国跟任何别的国家一样，有权干预任何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争端，他们也可以自行判断他们的利益是否受到影响以及应当采取什么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如何不会因为争端涉及被称作美洲的某一块领土而有所加强或扩大。”
第二，索尔兹伯里勋爵谈到了奥尔尼对一个欧洲国家和一个美洲国家之间结成既属勉强又不合适的联盟的批评：“这些话的必然含义是英国跟加拿大之间，英国跟牙买加和特立尼达之间，英国跟英属洪都拉斯或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联盟都是“既属勉强又不合适的”······奥尔尼先生断言欧洲国家和美洲国家之间联盟既属勉强又不合适这种性质明显到“几乎使人无法否认的地步”。女王政府仅代表女王管辖的英国人民和美洲国家人民断然否认这种看法。”
第三，索尔兹伯里一方面强调仲裁问题是当事者双方之间的事情，英国已多次向委内瑞拉表示愿意将这一问题交给大家仲裁，以及不受这种争端影响的第三者非让别人接受仲裁不可的主张既然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又在国际法上没有根据，同时又说英国政府“不准备承认无论哪两个在两半球有领土的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每一边界纠纷都必然和美国的利益有关系；他们更不接受这种理论：这些国家中有一个国家要求另一个国家退还领土时，美国都有权主张必须进行仲裁。”
美国总统克利夫兰（Cleveland）做出挑战的姿态。在他1895年12月17日致国会的著名咨文中，他提议派遣一个美国委员会调查真相，调查以后美国的责任就是“如果英国在我们经过调查认定理当属于委内瑞拉的领土上侵吞土地或行使行政管辖权，我们就认为这是故意侵犯美国的权利和利益，就要用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进行抵制。”战争的阴云就隐约地出现在加勒比海地区上空。
但是1896年1月德国皇帝打电报给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Kruger），祝贺他打退了詹姆森进攻。由于正在进行着南非战争，由于殖民大臣张伯伦还抱着英、德、美三个盎格鲁·萨克逊大国结成联盟这种梦想，英国就采取了和解态度，同意由国际法庭仲裁，这个法庭大体上是按照英国的要求裁决的。委内瑞拉边界纠纷给美国通过1898年美西战争侵入加勒比海地区提供了背景。
到1898年，美国已经在世界工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并且已经取代了英国十九世纪竞争中的领导地位。1835年，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领袖科布登（RichardCobden）在视察北通匹兹堡的默囊加希拉河谷时曾经预言：“将来有一天这里要成为全世界文明、财富和权力的中心。”十六年后，在1851年3月8日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家》曾经预言：“······美国比英国强这件事终于会象下一次日蚀那样可以肯定了。”到1898年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了，而且美国的一些领袖人物也明白这一点。
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1898年在丹佛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在这场争取商业优越地位的角逐中我们现在握有三张大牌，即铁、钢和煤。我们早已成了世界的粮仓，我们现在争取成为世界的工场，以后我们要成为世界的票据交换所。”从下列有关世界三个主要国家的生产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这些话虽然是自我吹嘘，但又不无根据国家和商品的相关数据：
1880年煤的生产，英国149百万吨，德国47百万吨，美国65百万吨；1900年煤的生产，英国229百万吨，德国109百万吨，美国245百万吨；1913年煤的生产，英国292百万吨，德国190百万吨，美国517百万吨。1880年铁的生产，英国8百万吨，德国2百万吨，美国4百万吨；1900年铁的生产，英国9百万吨，德国7百万吨，美国14百万吨；1913年铁的生产，英国10百万吨，德国19百万吨，美国31百万吨。1880年钢的生产，英国1百万吨，德国1百万吨，美国1百万吨；1900年钢的生产，英国5百万吨，德国6百万吨，美国10百万吨；1913年钢的生产，英国8百万吨，德国19百万吨，美国31百万吨。
促成美西战争的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国内一种明显的好战精神的增长。1899年《华盛顿邮报》写道：“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奇怪的命运。现在人民满嘴是帝国的气味，正象丛林中到处是血腥味一样。”这种精神的具体化身就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不久任海军部副部长、副总统，在麦金莱总统（Mckinley）被暗杀后又任总统的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罗斯福1897年6月2日在罗得岛纽波特海军军事学院开学典礼上发表的一次受到举国赞扬的演说中，讲道：
“一个勇敢、自尊的、真正伟大的民族宁愿承受战争所造成的一切灾难而不肯以国家荣誉为代价换取微不足道的繁荣·····一个民族的懦怯行为和个人的懦怯行为一样，都是不可饶怒的罪恶；对危险故意不加防备，这和懦怯行为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直到现在，一个国家若是不准备用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它就不能立足于世界或者做出一番真正有价值的事业······对于无论什么外来侵略都甘心屈服，这是一种卑鄙可耻的行为······万一我们不幸地被外来敌人打败了。
或者低首下心地任凭敌人虐待或侮辱，我们每个无愧于美国人这一称号的好男儿就会感到丢脸，抬不起头来······我们觉得，到必要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宁愿丧失声名荣誉而不肯源源不断地洒鲜血，抛金钱，流热泪，把一切付诸战争的最高裁决，这种国民生活就不值得追求。”
这段话足以显示第一个罗斯福的特性，这不仅是武力外交政策，而且，是废除1493年教皇赐赠及其修正条例的这个计划的理论基础。1898年2月9日在他给一位记者的信里写道：“我本人很想制订一项旨在最终把所有欧洲强国从本大陆赶走的外交政策。我准备先从西班牙开始，最后赶走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也包括英国。”
结语
罗斯福又说，防止任何新来的国家插到这里来，尤为重要；这显然是指德国说的。写这封信以后十个星期，美西战争就爆发了。形成这个局势的第三个因素是欧洲列强正在自顾不暇。1898年，欧洲正是多事之秋。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要爆发。那一年英、法在法首达为了争夺埃及两国几乎以兵戎相见，而法国当时与俄国结成同盟。同年，英、俄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等问题上发生争吵，在旅顺问题上还几乎动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