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许多人搬着小板凳在村里有电视的人家里看着一部激动人心的电视剧。
他们看着那个留着短发，穿着蓝布旗袍，领着箱子站在朝天门码头的坚强女子，不禁流下了眼泪。
一九六一年，现代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一经出版就名震全国。
书中描写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向西南进军的背景下，苟延残喘的重庆国民党当局采用血腥手段疯狂打击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革命。
主要革命人物江姐就是书中最典型的革命形象，作为共产主义斗士，她党性突出，经验丰富，视死如归。
而后，有无数的影视作品把《红岩》里一幕幕动人的情节搬上了荧幕，江姐的形象也在那时就深入人心了。
这些年，《红岩》热又再度席卷全国，如果去重庆旅行，那就一定要瞻仰一次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纪念馆里有诸多当年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其中最动人的便是那封存在玻璃匣子里面的江姐遗书。
在此之前，我们只知29岁慷慨就义的江姐是一名刚正的女烈士，却不知道她心中还有一片柔软的地方，那里装着她年幼的儿子彭云。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这段用血泪写就的托孤遗书记录了江姐对儿子深厚的感情。
她曾直言共产主义革命斗士的意志是钢铁，为国捐躯死不足惜，但哪有母亲放得下自己的孩子？
江姐把儿子托付给了信任之人，并提出了自己对儿子的期望，那彭云的养母究竟是何许人也？彭云又是否完成了母亲的遗愿？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历史，走进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江姐往事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的思绪就会回到那个暗流涌动的时代，会回想起那些隐姓埋名的英雄。
我们熟悉的江姐本名江竹筠，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
在她刚满8岁时，对待生活积极向上，有所追求的母亲无法再忍受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父亲。
因此，性格刚强的江母便做出了那个时代的女人不敢想象的决定，她独自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丈夫，奔赴重庆投奔娘家兄弟。
为了维持生计，江姐在十岁时就开始打工赚钱，她在一家纺织厂里做童工，彼时的她还没有厂里的机器高。
苦难并没有打倒江姐，她仍然保持着一颗热爱学习的心，她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愣是考出了比其他学生更好的成绩。
1939年，19岁的江姐凭借优异的高考成绩考入了位于重庆的中国公学，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了重庆地下革命组织的关键人物。
1944年，天赋出众的江姐又考入了四川大学。
在那个大学生被奉为天之骄子的年代，既上过私立大学又考上公立名校的江姐无疑是人中龙凤。
所有人都知道，江姐光明的未来就在眼前，但她心里却非常明白，现在还有人在不断重演自己童年时所遭受过的苦难。
她对当时的社会制度非常不满，励志要为祖国的建设做些什么。
在明确自己的志向后，江姐毅然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投身于领导学生运动和参与地下工作的事业中。
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江姐和另一位名叫彭咏梧的同志假扮夫妻，收集情报。
当时江姐还是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小姑娘，在和彭咏梧相处的过程中，两人发现对方和自己志同道合，心意相通；
不久后他们就假戏真做，坠入了爱河。
彭咏梧向组织上发报，申请和江姐结为真夫妻，组织上很快就批复了这条申请，两人婚后于1946年4月生下了儿子彭云。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全国战事吃紧，不久后，彭咏梧收到了组织上的通知，他被安排前往川东地区领导发动武装起义。
考虑到彭云年纪尚小，不便于照顾，因此组织上决定把江姐留在原处做一些情报工作，也好腾出些时间照顾孩子。
江姐表示，自己想和丈夫一同去往前线开展工作，不愿留在家里拖后腿。
随后她便向组织保证，自己肯定会处理好个人问题，心无旁骛地奔赴前线。
江姐肯定不可能把还是婴儿的彭云带去前线，那把彭云寄养在谁家就成了眼下的大问题。
当时世道混乱，谁家的日子都过得不太平，如果再养一个革命者家的孩子，那更是会被敌人视为眼中钉。
何况江姐夫妻认识的熟人都是革命者，大家都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
这时，江姐提出把儿子送到彭咏梧的原配妻子谭正伦家中。
对于江姐的提议，彭咏梧感到有些为难，因为谭政烈是他在家乡时娶的妻子，两人还育有一个儿子。
自己在外工作，和江姐结婚生子对她来说本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今再让她养育彭云，实在是往她的伤口上撒盐。
但江姐却告诉彭咏梧：“如今前方情况紧急，我们搭档多年，我和你同去定能增加胜算，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如果你觉得无法开口，那就让我给谭政烈写一封信吧！”
江姐在信里极尽坦诚地向谭正伦和盘托出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
她清楚地讲述了自己和彭咏梧从工作到结婚的过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里充斥着浓厚的歉意和真诚的恳求。
她拜托谭正伦尽快赶到重庆接走彭云，并照顾这个孩子。
得知丈夫在外和同事结婚生子，谭正伦顿感心如刀绞；
但她看到书信中两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和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她又不禁为之动容。
想到江姐和彭咏梧即将把自己的生命抛在脑后，为了国家大事奔赴前线，谭政烈告诉自己，不能在儿女情长上计较。
因此她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二人的理解，表示自己愿意抚养彭云，保护他平安长大。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江姐决定去做绝育手术，以免自己在前线再度怀孕。
那时的江姐年仅27岁，刚和丈夫结婚没两年又只有彭云一个孩子，医生说什么也不给她做绝育手术：
“你孩子还小，现在世道不安稳，如果做了绝育手术，以后有什么变数你要怎么办？”
江姐却坚持自己的想法：“医生，我知道你是好意劝我，但我是要去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如果拖儿带女，我又怎么能安心工作呢？”
说到动情处，江姐别过头去用袖子抹了一把眼泪：
“我就只要云儿一个孩子，他是一个独立于我的生命，我以后也不盼着他养老，只要他长成一个正直的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就算没有云儿，我也会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的。”
看着江姐坚定的目光和认真的表情，医生深感敬佩，遂为江姐做了绝育手术。
噩耗频传
江姐在做完绝育手术后不久就随丈夫一同踏上了去往川东的火车。
她把彭云托付给尚在重庆的战友，叮嘱战友把彭云安全交到谭正伦的手中。
1948年2月，谭正伦终于顶着战火来到了重庆，她克服万难联系上了相关人员，顺利地见到并带走了不到两岁的彭云。
也就是说，彭云的生母江姐和养母谭正伦至始至终都没有见过面。
两个胸怀大义的女子仅仅通过书信的方式就定下了彭云余生的命运，其中的信任不言而喻。
国名党早就盯上了江姐这号重要人物，他们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划——抓住彭云，用他当人质，逼江姐就范。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国民党用尽了各种伎俩围追堵截彭云。
谭正伦不负江姐所托，她在这两年时间里独自带着彭云像打游击战似的四处躲避国民党的军队和特务。
两人逃过了无数劫难，终于等到了重庆解放的那一天。
这时候彭云已经三岁多了，自从他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是谭正伦带着他东奔西走，给了他无尽的关心和爱护；
所以在他心里，谭正伦就是他唯一的妈妈。
谭正伦背着彭云找到了弟弟谭竹安和自己的孩子。
他们认为，现在川渝地区都已经解放了，干完革命的江姐和彭咏梧也一定会回到重庆和彭云团聚的。
于是谭正伦带着彭云，谭竹安带着侄子，一家四口人兵分两路跑遍了全重庆的“脱险同志登记处”，试图打听到彭云亲生父母的消息。
可就算是找遍了每个角落，问遍了每一个可能认识他们的同志，谭正伦一行人都没有打听到半点有用的消息。
她只能默默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至少说明他们应该没有牺牲。”
过了几日谭正伦正在收听广播，听着听着，她的眼泪就不自觉地打湿了衣襟。
广播员用沉痛的语调播报了江姐的死讯。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向国民党泄密，江姐不幸被捕，而后又被押送到重庆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国民党对江姐用尽了酷刑也没有从她嘴里套出一句情报。
1949年11月14日，解放军攻入重庆，眼看中共胜局已定，气急败坏的国民党残忍地杀害了江姐，并把她抛尸在镪水池中试图毁尸灭迹，掩盖恶行。
听到广播员口中“老虎凳”、“电刑”、“竹签”等等词语，谭正伦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如今江姐已经牺牲，那找到彭咏梧就成了当务之急，但不幸的是，彭咏梧的战友找上门来告诉了谭正伦一个不幸的消息。
原来，彭咏梧在一次突围中为了掩护群众和战友，他只身一人跑出了战壕，把敌人向反方向引去；
但寡不敌众，发现真相的敌军愤怒地杀死了彭咏梧，还当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先挂在城门上示众，极尽侮辱。
彭咏梧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怀着极度悲痛的心情分别掩埋了他的头颅和躯干。
听完战友的话，谭正伦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晕了过去。
要知道，她一个女子带着不知事的彭云过了两年提心吊胆的日子；
眼看就要圆满完成任务，把彭云交还给他的亲生父母了，却发现他的亲生父母都被敌人用非人的手段杀死了。
谭正伦既心疼这对烈士夫妻和小小的彭云，又不知道以后她一个女子应该怎么抚养两个孩子，一时间她心乱如麻。
好在重庆政府在得知彭云烈士子女的身份后决定给予他和谭政烈一些优待政策。
政府提出把彭云送到重庆市最好的第一托儿所，还可以给谭正伦安排一份工作，保障他们一家基本的生活。
原本谭正伦也是知识女性，做文职工作是她的强项，政府想把她安排到机关单位里去做文员，相对清闲又不失体面。
但谭正伦却拒绝了这份工作，她认为她现在受到的帮扶全是彭云的父母用性命换来的，因此她必须要信守诺言，照顾好彭云。
所以，她主动申请做彭云所在班级的保育员。
成长之路
在谭正伦的细心教养下，彭云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虽然谭正伦对这个孩子非常慈爱，但她却在品德的培养和习惯的养成上非常严厉，把彭云教育成了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1957年，重庆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完整地刊登了江姐的动人事迹。
与此同时，重庆话剧团也把江姐的故事搬上了舞台，在听完江姐的托孤遗书后，在场的所有观众都泣不成声。
观众席正中间坐着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他就是江姐的儿子彭云。
而坐在一旁的谭正伦这时才告诉他，台上演绎的正是他亲生母亲江竹筠的故事。
从此以后，江竹筠这个名字深深印在了彭云的心里。
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了，在每个清明节和历史纪念日，他都会来到爸爸妈妈的墓前向他们汇报近段时间的生活、学习状况。
1959年秋天，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庆的重点中学，重庆市巴蜀中学，他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初高中生涯。
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所有学生都住校，大家不仅是同窗共读的同学，更是朝夕相处的家人。
彭云在学校里非常乐于助人，他会缝衣服、钉纽扣，帮了同学们不少忙；
而且六年中学时光，彭云一直是班里的团支书，竭尽所能地为同学们服务。
彭云长得和江姐非常相像，饱满的脸蛋，大大的眼睛和总是挂着微笑的嘴唇。
但彭云的脑袋比同龄人更大，因为他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缘故，同学们总是打趣说他的脑袋能装更多知识。
虽然烈士子女可以申请国家的补助，但彭云却过得十分节俭，他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就是鼻梁上那副缺腿的眼镜。
这副眼镜他配了很久，一直都没舍得换过，眼镜腿掉了一只，他就用棉线代替套在耳朵上。
学校对彭云很是照顾，为彭云所在的班级配备了最优秀的教师，有什么重要活动也会让彭云去参加。
市里会在每年清明节和烈士遇难日组织学生到当年囚禁革命烈士的监狱渣滓洞去举办纪念活动。
在某次纪念活动中，不知是谁把彭云的身份告诉了外校的学生。
一时间学生们无比激动，把渣滓洞楼上楼下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想看一看江姐的儿子。
学校为了保证彭云的安全，在活动还没结束时就让另一个和彭云体态差不多的男生戴着他的眼镜穿着他的衣服跑了出去，引开了部分学生。
班里其他高大威猛的男同学则负责把真的彭云护送出去。
虽然很受重视，但彭云却并不矫情。
在三年灾害期间，全国上下都闹起了严重的饥荒，政府和学校都很关照彭云，让他自报口粮标准，别饿着肚子。
那时的彭云正在成长期，肚子饿得很快，但他仍然选择了最低标准。
因为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原本就瘦弱的彭云在初中毕业时只有九十来斤，瘦小的身板让他的脑袋显得更大了。
但他的眼神却依然坚定：“大家都在过最艰苦的日子，但我母亲曾说，孩子不可骄纵，吃粗茶淡饭即可。”
“她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这点困难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就算饿着肚子，彭云依然没有松懈，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学科竞赛，彭云都能取得喜人的成绩。
光明前途
彭云幸运地赶上了废除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机会，1965年的高考还是采用的先报志愿再考试的方式；
也就是说，学生们在上考场前就必须填报自己心仪的大学，连估分的机会都没有，全凭自己平时的学习状况做选择。
这对彭云来说不算是一个困扰，因为他每场考试几乎都会取得年级第一的成绩，因此他考上清华北大都不是问题。
他的哥哥，谭正伦的大儿子早就考上了江姐的母校四川大学，他建议弟弟报考清华北大，将来报效祖国。
但彭云却回答：“我决定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那里完成我的梦想。”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彭云考得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他是当年的四川省理科状元，可以稳稳地过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分数线。
但彭云并没有高兴太久，因为这所学校和其他大学不同，它是一所军校，考生不仅要成绩合格，还必须通过体检才能被录取。
彭云翻看了体检的目录，发现想要入学的话不仅要做常规的身体健康检查，还需要在体育项目上达到海陆空军的标准。
这让彭云犯了难，一米六出头的他瘦瘦小小的，眼睛也属于高度近视，通过体检的概率微乎其微。
这就意味着作为理科状元，彭云可能要落榜了。
果不其然，还没到测视力和体育那关，彭云就因为身高体重不达标而被淘汰了。
回到家里，彭云心情低落，但一向理性的他克制住了自己想哭的冲动，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谭正伦上前安慰他到：“没事的娃，你成绩那么好，大不了明年我们去考清华北大。”彭云点了点头，再没有说什么。
然而命运之神眷顾了这个孩子，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校长了解了彭云的情况。
他认为彭云的父母为国捐躯，孩子有报国的志向又这么优秀，哪里有不让人家读书的道理。
于是校长拍板，决定让彭云走特殊通道，以烈士子女的身份被破格录取。
这个惊喜对彭云来说简直是最好的成年礼，他挥泪告别了养母、舅舅和哥哥，独自一人拖着行囊带着梦想来到了哈军工的校园。
军校的军训极为严格，相当于是新兵的入伍训练，在一众身强体健的同学中，彭云也毫不示弱。
他知道自己是被校长特招进来的，可千万不能给校长丢人，于是他花费更多时间加训，在大学期间取得了极为耀眼的成绩。
1970年，彭云大学毕业，被分配进入了沈阳的一家工厂里工作。
三年后，他与他的大学同学易小冶恋爱结婚。
易小冶不仅自己是军人，她的外公还是杨开慧烈士的亲舅舅，他们俩人的结合是两个烈士家庭的结合，可谓是根正苗红，门当户对。
1976年，这对彭云和易小冶生下了儿子彭壮壮。
此时，退休后的谭政烈正跟着亲儿子在成都生活。
彭云向养母发出邀请，说这些年来一直忙于工作和家庭，现在有了孩子，终于稳定下来了，想请她去北京住一阵子，享受天伦之乐。
接到彭云电话的谭正伦高兴得手舞足蹈，活像一个小孩子。
在她出发的前一天，大儿子一家设下了家宴为她践行，但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场家宴上，谭正伦突发高血压去世了，终年59岁。
子欲养而亲不待，彭云感到悔恨万分，但他并没有消沉太久。
他化悲愤为力量，在恢复高考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第一年就考上了中国国科学院计算机所。
1977年，硕士期间，他被派往马里兰大学交流学习，成了当时第一批公派留美的学生。
在马里兰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彭云按照约定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当研究员。
在此期间，彭云发现自己更适合那种较为开放、走在前沿的学术环境。
因此在马里兰大学向他抛出橄榄枝，邀请他来担任终身教授时，他带着家人再次赶往，并长居于此。
尽管在科研界取得了如此傲人的成绩，彭云依旧为人谦逊，他治学严谨，关爱学生，深受同事和学生们的好评。
近年来，彭云成为了媒体关注的对象，面对记者关于江姐的提问，彭云回答：
“我只是成为了一个学习努力，为人正直的人，之前受到了祖国的关照，如今却没有回报太多，实在是遗憾。这样说起来，母亲的遗愿我只是完成了一半，愧对母亲。”
不过彭云补充：“我虽然身在，但我的心和我的根始终是留在中国的，看到中国这些年来喜人的变化，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而且我的儿子在毕业后也回到了中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我想，他可以弥补一些我当年的遗憾。”
后记
看到烈士家属过得很好，我们大家也深感宽慰。
我们不仅要关注烈士的家人，更应该把目光放在烈士本人和他们的红色精神上；
永远学习革命先烈，永远牢记红岩精神，并以此激励自己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那份力量。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