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诸王”，亦称“军功勋旧诸王”，是指清初统军征战、建国创业的“宗室王爷”，计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硕塞初封和硕承泽亲王，其子 博果铎袭爵 时，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饶余郡王阿巴泰、谦郡王瓦克达、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英亲王阿济格等，其中礼、郑、睿、豫、肃、庄等六个亲王及克勤、顺承二个郡王，世袭罔替，一般称为“铁帽王”。铁帽子王世袭罔替的王爵，它源于清朝的封爵制度，铁帽子王比一般的亲王享有更优厚的待遇和特权。
清朝共有12位承袭爵位无需降等的"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因为他们功勋卓绝，所以获得世袭罔替的永久封爵，同时还享有配飨太庙的殊荣。另外四位属于恩封，他们是因在清朝中后期稳固江山中立功而受封的。即怡亲王允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显然他们的权力远比清初时期的铁帽子王小的多。
清初铁帽子王的权力
顺治年间，“开国诸王”掌握了兵权，攻打大顺、大西农民军，消灭南明政权，镇压各地抗清武装，主要是由他们挂帅出征的。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以及豪格、罗洛浑（岳托之子）、尼堪、博洛、满达海（代善之子）等宗室贵族，统领八旗土兵，于山海关战败了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础。
进入北京以后，多尔衮即派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追击李自成，并下江南，灭了福王、唐王、鲁王等南明政权。又派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镇守江南，下湖广，取广西。肃亲王豪格初奉命往定山东、河南，后又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取四川、陕西。
此后，陆续派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端重亲王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及定西大将军，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礼亲王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谦郡王瓦克达为征西大将军（代满达海），分率八旗军队，四出征战，镇压了农民军、南明政权及全国各地抗清武装，统治了全国。
“开国诸王”拥有裁处国政之权。睿亲王多尔衮于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当上了“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晋“叔父摄政王”，二年五月又晋“皇叔父摄政王”，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握有主宰清国军政大事 的最高权力。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与睿亲 王多尔衮一同 辅政，顺治元年封“信义辅政叔王”，九年晋“叔和硕郑亲王”。
豫亲王多铎于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辅政叔德豫亲王”协助理”的。在一段时间里，“开国诸王”曾具体处理六部事务。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下谕：“各部事务，有不须奏者，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满达海、博洛、尼堪三王，从此被称为“理事王”，或“理事三王”分理六部事务。
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清帝以“天下所以治安者，关乎各部院”，委用诸王管理部务，巽亲王满达海管吏部，承泽亲王硕塞管兵部，端重亲王博洛管户部，敬谨亲王尼堪管礼部（博洛、尼堪于顺治八年三月降为郡王，五月复封亲王），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管刑部，谦郡王瓦克达管工部，贝勒喀尔楚浑管理藩院，贝子务达海管都察院。
爱新觉罗·代善
“开国诸王”和入关以前一样，享有“议政”之权。顺治年间，清政府的军政财刑大事，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处理的。礼亲王代善及其子满达海，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及其子富绶，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信亲王多尼（多铎之子），简亲王济度（济尔哈朗之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平郡王罗可铎（岳托之孙），谦郡王瓦克达，敏郡王勒度，安郡王岳乐（阿巴泰之子），都是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政王”。军国大事皆由议政王召集参与议政的贝勒、贝子、公及议政大臣商议决定，报摄政王、顺治帝审批，一般是依议而行。
“开国诸王”之中还有五个王是一旗之主。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郑亲王、衍禧郡王罗洛浑（岳托之子）都是旗主，分主正红、正白、镶白、镶蓝、镶红五旗。肃亲王豪格、英亲王阿济格、安郡王岳乐等亲王、郡王、贝勒，也有不少佐领，是编隶这些佐领之下的旗人之“主子”。旗主之权是巩固王权的重要物质基础。
铁帽子王权力削弱的原因
“开国诸王”既然有用兵、议政权和旗主权，又能左右清初的政局，从形式上看，当然可以延绵不断永远左右朝政了。但是，历史的进程却非如此，从顺治末到康熙中期，开国诸王的权势逐渐削弱了。出现这种结局的主要原因有三：
1、诸王之间互相倾轧。
八旗旗主，过去就是互不相让，明争暗斗，入主中原以后，形势变了，权力之争更尖锐了，既有昔日恩仇，又结下了新的怨恨，斗争更为激烈。这集中表现在睿、豫、英三王和郑、肃二王拥立新帝的斗争问题上。崇德八年（1642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驾崩后，肃亲王豪格欲图继位为帝，郑亲王济尔哈朗及皇太极的镶黄、正黄二旗的图赖、图尔格、伊尔登等大臣，拥护肃王。
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以及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却拥戴睿亲王多尔衮，多尔衮亦有称帝之念。争论非常激烈，最后是多尔衮提出了折中方案，立年方六岁的皇太极的幼子福临为帝，由睿、郑二王辅政，虽然暂时平息了争端，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定都北京以后，多尔衮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遂于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以豪格“徇隐”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之事，削爵幽禁，尽夺所属人员。
又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王等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后复亲王爵），其后，并将豪格害死于狱中，夺其福晋为已有。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济尔哈朗乘机报复，约同巽亲王满达海等，先将多尔衮之兄英亲王阿济格拘禁，加以“谋乱”之罪，削爵幽禁黯宗室，尽夺其所属二十佐领，后又论以死罪，勒令自尽。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济尔哈朗会集诸王奏准，追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逆谋”大罪，削爵，黜宗室，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将其正白旗拨隶顺治帝福临（连同正黄、镶黄，合称“上三旗”），并惩治其党羽。顺治九年（1653年）三月，济尔哈朗等王又奏准，豫亲王多铎是多尔衮同母之弟，追降郡王。这样一来，十年之中，大案屡起，互相残杀，开国诸王的势力大大削弱了。
2、王子王孙庸懦无能。
入主中原以后的“军功勋旧诸王”，身为高贵“王爷”，权势赫赫，威风凛凛，仆婢成群，金银满库，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生活在那种条件下的王子王孙，很少有志苦练骑射，勤读诗书，也很难不耽于安乐，不贪恋富贵，哪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治国统军？大多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自然而然地成为因循保守、庸懦无能的笨拙之人。
这些继承王位的“新王爷”，在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万军厮杀的狂风巨浪冲击之下，大多是晕头转向，手足无措，贪生怕死，最后被定上“祸国殃民”大罪，革职削爵。这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暴露得特别明显。
吴三桂
降清的明将吴三桂、耿仲明和尚可喜，入关从征有功，分封王爵，镇守地方。吴三桂封平西王，镇守云南；耿仲明之孙耿精忠袭靖南王爵，镇福建；尚可喜封平南王，镇广东。三藩之中，吴三桂势力最大，兵力最强。他降清以后，攻打农民军，取四川、陕西和云南，俘永历帝于缅甸，长年征战，兵勇将，多归其部下”，“日练士马，利器械”，势力最大，兵最强。
吴三桂看到代善、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阿巴泰等开国诸王大多去世，图赖、图尔格、谭泰等定鼎中原的大将亦相继死亡，连博洛、勒瓦克达、多尼、满达海等第二代、三代，比较能征惯战的王公也已经不在人间，朝中无帅才，没有人是他的对手，“谅中朝诸将无足当己者”，遂在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归老海城时，假意申请撤藩回籍，探听清廷意旨。耿精忠亦上奏请撤。
此时，康熙帝谕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决此事，参与会议 的宗 室王公，因怕吴三桂造反，不能抵挡，所以不敢赞同撤藩，皆主张让吴三桂继续留镇云南。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之利”，又因吴三桂之子，耿精忠之弟，皆在京宿卫，“谅其不敢生变”，决定允其所奏，并令吴三桂“徙藩山海关外”。假借撤藩以试探清廷态度的吴三桂，听此消息，勃然大怒，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兵反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贵州巡抚曹申吉、襄阳总兵杨嘉来等先后响应，不到数月，云南、贵州、福建、四川、湖北、广西六省皆反。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杀大学士、经略莫洛降附于吴，广东尚之信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反。
“三藩之变”严重地威胁了清朝的统治。康熙帝委命诸王、贝勒为大将军，统兵征讨“三藩”。顺承郡王勒尔锦（勒克德浑之子）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多铎之子）参赞军务，统兵至荆州。贝勒尚善（济尔哈朗之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助勒尔锦攻岳州（后尚善卒于军中，由察尼代为安远靖寇大将）。安亲王岳乐（阿巴泰之子）为定远大将军，出江西、赴长沙。简亲王喇布（济尔哈朗之子）为扬威大将军，镇江南，后移军江西。
贝勒洞鄂（多铎第三子）为定西大将军，由陕西攻四川。康亲王杰书（代善之孙）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济尔哈朗之侄）为宁海将军，由浙江攻福建。信郡王鄂札（多铎之孙）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图海为副将军，攻察哈尔布尔尼（乘吴三桂之乱而反清）。
从各方面对比，清军是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应该是很有可能迅速取胜的。但是，统兵诸王习于安乐，胆怯如鼠，畏惧吴三桂，“迁延不进”，不敢“撄其锋”。比如吴三桂的部将高大节，领兵仅四千人，却敢“以少击众”，清军“辄挫”。他曾经率百骑击溃清军于大觉寺, “斩将搴旗”，又以少兵，“奔大军于螺子山”，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仓卒弃营走，贼入垒，纵饮饱掠而归。”喇布统领大军围江西之吉安时，遣兵二万追击吴三桂部将马宝的九千援军，却是众不敌寡，“为贼连败”。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率领大军守荆州，突闻吴三桂大军将至，“踉跄而归”，遗弃大炮数十位。
如果不是吴三桂苟安保守，不敢渡江北上，并且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病死，那么，战争还不知延续多久，对清廷来说，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十九年（1680年），大局已定，即将进取云贵时，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奉命攻重庆，却不敢进兵，中道折返。康熙帝谕令勒尔锦回京师，下诏斥责统兵诸王腐败无能，贻误军机的罪过。
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定奏准，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洞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皆削爵，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罚俸一年。八个大将军中，只有安亲王岳乐和信郡王鄂札立功受奖（信郡王军队之取胜，主要得力于副将军、大学士图海之力）。五个王、贝勒削爵，一个王罚俸，可见“军功勋旧诸王”的子孙是何等的无能！这对“开国诸王”的势力也给予了重大的打击。
3、压抑王权，皇权日增。
清太宗皇太极执政时期，就曾力求提高皇权，多次惩治、斥责宗室王公，削弱其他旗主的势力。顺治帝福临深深感到“开国诸王”势力过大危及君权、帝位，身命亦不安全，所以亲政以后，不断地设法抑制“开国诸王”的势力，擢用心腹臣僚。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取消了王、贝勒管理部务的制度，惩治睿王党羽，削贝勒拜伊图、贝子巩阿岱、公锡翰爵。
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又以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谄媚睿王”，降满达海、博洛之子为贝勒，（尼堪也要降爵，念其阵亡而免）。顺治帝重用亲信汉军官员，对大学士范文程（汉军镶黄旗）、宁完我（汉军正红旗）十分信赖，破除旧例，特任范文程、宁完我二人为议政大臣，参与机密，有所奏请，大都应允（清代非满洲八旗而任议政大臣的，仅此二人）。
顺治帝为对付南明永历政权，委任弘文院大学士洪承畴（镶黄旗汉军）为“太保兼太子大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赐“经略大学士”印，并敕谕“抚镇以下咸听节制，攻守便宜行事”，授与洪承畴总管南方诸省军政事务的大权。
顺治帝大力提拔反对睿王效忠于己的两黄旗心腹大臣，委任要职，领军出征，以分散王权。顺治十八年（1661年）确定的“辅政大臣”制，就是皇权空前提高，“开国诸王”势力下降的重要标志。
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初“军功勋旧诸王”的子孙完全失势了，这些“铁帽王”的后代，世袭亲王、郡王爵位，遇逢军国大事，一般是要参与商议的，有些王公还担任官职，领兵出征。
直到咸丰年间，济尔哈朗的八世孙郑亲王端华，任御前大臣，其弟肃顺历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兄弟两人，深受文宗的宠信，专权横行。
咸丰十一年（1861），文宗驾崩前，下达遗诏，命端华、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一度执掌清朝的军政大权，后因争权夺利，被那拉氏（慈禧太后）诛杀。可见，“开国诸王”的子孙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远远不如清初那样能够左右政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