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同时，他一生也在为筹款而奋斗，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革命，筹款，皆为一体。
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兴中会的活动经费，除了会员缴纳的会费和捐款，几乎全靠募集。兴中会会员，入会时每人交底银5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香港兴中会宣言第8条还做了号召会员买“革命股票”的规定，孙从中筹到港币1.3万元。至于有多少人买过兴中会的“革命股票”，革命成功后的民国政府是否兑现过这种股票，就不得而知了。
1905年12月，同盟会发行了“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由横滨一家印刷店印刷，每张面额1000元，实收250元，规定由“广东募债总局”担保，在公司开始营运后，分五年偿还持券者的本金和利息。这次债券主要在越南的西贡发行，不过仅售出了一少部分。
1906年同盟会委托在西贡的法国人安尼制作了四箱“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每张面额100元。这些债券先后在新加坡、法国和马来西亚销售，得款5700美元，约合1.14万港元。次年，该债券的200余张分两批付给了潮州、黄冈之役后被解散的军人，其余部分则付之一炬。
兴中会志在救亡反清，但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硝烟未散，孙中山多次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要求日本政府援助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后者认为孙中山太年轻，难以成大事，未明确表示支持。
筹不到充足的经费，革命活动便无法进行。为了便于在北美筹款，孙中山加入了致公堂（洪门），被授予“洪棍”之职。
他经常去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洋各国募款，筹款的方式主要是在华侨聚集区举行演讲，演讲过后，听众受其爱国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铜圆、洋元、毫洋和钞票掏出来捐献。孙还动员其他党员给海外华侨写信，宣传反清思想，争取他们入盟，捐款支持革命。
1894年，宋嘉树见到了孙中山，从此就全身心地追随孙。他积极协助孙筹建“兴中会”和“中国同盟会”，他倾全部精力为革命筹集巨额经费，倾家捐输巨万，几次濒临破产的地步。孙先生不光拿了钱还带走了他的二女儿——宋庆龄。
南洋华侨出钱出力，还组成了800人的敢死队投身革命。
1900年9月惠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信他的同乡、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只要他肯出钱100万元，孙中山甘愿奉他为首。虽然刘学询和孙中山交往一度比较密切，还曾经将孙中山引荐给两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哥哥)，但最终他也没有把这笔钱交到革命党的手上。
1907年3月4日，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驱逐孙中山，送其5000日元馈金，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送其1万日元。在没有通知日本诸同志的情况下，只留下2000日元给《民报》，其他的都带走用于他处，事为章太炎、张继等人知道后，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收买”，同盟会几为此分裂。
1907年5月黄冈起义前，孙中山致信新加坡侨领张永福、陈楚楠，说要发动黄冈起义，只筹得3000元，钱仍不够，所以求助于张陈二人。那么孙到底需要多少钱呢?孙中山的说法是“万余元”，虽然是多多益善，但是1万元出头估计也能应付革命开支。潮州黄冈起义，后来筹得一同志出的5万元和日方出资的1.5万元，共计6.5万元，当可应付一场起义惊人的烧钱速度。南洋商人陈楚楠因为历年为革命事业耗尽与其兄合股的合春号公款，导致兄弟分产，官司打上法庭。
黄花岗起义失败，洪门大佬司徒美堂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筹到了所需款项15万元。
没有钱，还要打败仗；打了胜仗，没有钱，胜仗也就变成了败仗。
1908年5月云南国民军光复河口，黄元贞投降，这本是好事，可是孙没高兴几天，就开始愁眉苦脸了。原来河口地区粮食极贵，士兵每人每天至少要发伙食费0.3元，当时云南国民军总数3000余人(加投降者)，每天光粮食一项，开支就需要千元。还需要给杀督办的士兵花红2000元，占山上炮台和杀哨官首级的花红共计2500元，打下河口之后，孙马上征收义捐，不过得银3500元，还不够两项花红的支出，焦头烂额也就可想而知。幸好，革命军与当地商人梁成泰之子梁秋商谈后，得捐献2000元，方解燃眉之急。
1909年5月，孙中山由新加坡转赴巴黎，其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但因为法国政府内阁改组，借钱的事没成。
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经孙中山等人在香港、南洋、北美等地的努力，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马来西亚捐了5万；印尼5万，缅甸和越南各3万，剩下的1万大概来自美国。其中买枪械差不多花了6、7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4万，前后共计耗费了17万多元。
据史家估算，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额约62万港币左右（约31万美元）。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转道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中山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成立“军政府”30万：辛亥革命后政府的运转要靠金钱维持，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黎元洪选为大元帅，黄兴选为副元帅。因要赴南京就职，没有办公费，黄兴通过张謇向上海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作为到南京后的军政费用。
1917年，段祺瑞破坏约法，孙中山南下护法前因财政支绌，一时不能解决，上海的犹太人哈同得知后，捐给孙中山五麻袋钞票，孙命吴景濂、林森管理财务，遂得以率参众两院议员和海军舰队南下。当年6月，北京政府内部因对德参战意见不合，孙中山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德国政府为了利用孙中山政治影响，密赠孙中山200万元。
南下护法，除联络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借地容身之外，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才能资助海军第一舰队和100多位议员南下，才能扩充陈炯明的粤军准备北伐，才能维持军政府的正常公务。
孙中山自“二次革命”与袁世凯决裂后，一直徐图再起。早在南下“护法”前几年，孙中山一直在不动声色地暗中筹款。搞一次1911年广州起义那样规模的暴动要花18万元，像南下“护法”、成立“军政府”、准备北伐这样的大行动，从德国政府募到得200万元还差得很远。
孙中山第一次在广东成立“军政府”，一年即告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没钱。当时，广东各项税收，均为地方军阀把持。大元帅府开支无着，筹款成了孙中山的当务之急。为了维持“军政府”的运行，廖仲恺经常到掌管广州财政的军阀的烟榻上去要钱。孙中山许多政治和军事上的筹划，都因没有钱而无法进行。
陆荣廷为缓和孙、陈之间矛盾，调莫荣新接任广东督军。莫荣新继任后，继续在财政上扼杀“军政府”，且密令下属杀害孙中山派往各地的招兵人员。孙中山气愤至极，乃率亲信将领登上同安、豫章两舰，指挥开炮，向莫荣新的观音山督军府轰击。
当时，北京政府段祺瑞委任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李耀汉为广东督军，令两人率部进攻广州。莫荣新怕激化桂系与孙的矛盾，两面受敌，不敢还手。第二天亲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赔错。
陈炯明不同意孙中山北伐，主要是因为广东省库空虚，无钱接济，北伐途经的湖南省人民也反对北伐军入境，六·一六事件，也即通常所说的陈炯明叛变事件后，孙中山终因孤立无援而败走上海。
两次护法失败与苏联合作：与孙中山南下护法的同时，北京段祺瑞政府却因日本人的支持，大举借款，扩充实力，图谋打败南方军政府，武力统一中国。自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段政府向日本银行借款八笔，总计日金1.45亿元，这就是民初历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孙中山两次护法，一败再败，痛定思痛，悟出“再造共和”的革命没有钱、没有外国势力财力上的援助，难以成功，因此做出了联俄的政治选择，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
1923年，在苏俄的资助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第三次回广东，他打败陈炯明，掌控广东省财政，为日后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革命经费从何而来？一方面来自家人亲戚朋友的资助，另一方面来自同盟会员缴会费及爱国华侨的捐款，还有就是他发行“革命债券”，进行融资，相当于现在的股票与基金。并承诺建立民国后，兑现相应的收益。
其实民国建立后，国家还是很穷，也没法兑现。孙中山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为革命积极奔走筹款，多次出访国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也不愧是“国父”，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