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当中,我们通过哈夫纳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一书,探讨了早期普鲁士的发展历程。我们了解到其实普鲁士王国一直以来都是在德意志境内制造混乱的一个国家,它不仅没有促进德国的统一,反而一直在挖德意志各国的墙脚。(前文参见军国主义的渊薮还是开明理性的国度?揭露一个你不知道的普鲁士)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在十九世纪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统一德国,拯救德意志民族的大救星呢?普鲁士是否应该为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负责呢?今天的文章我们继续探讨。
一、自私自利的普鲁士
在之前的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普鲁士王国一开始是作为德意志中央权威的反面而出现的,普鲁士历代国王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在挖德意志中央权威的墙角。即便是到了十九世纪,普鲁士也是一个将自身利益置于德意志民族利益之上的国家,因此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真正有资格有能力领导德意志建立统一国家的并不是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而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1841年,普鲁士作家冯·法勒斯雷本写了一首名为《德意志高于一切》的诗歌,然后以奥地利作曲家海顿为奥地利皇室所谱写的《皇帝四重奏》来为这首诗谱曲,这就是后来德意志的国歌的由来,可见连当时的普鲁士知识分子也认为统一德国必须依靠奥地利的力量。普鲁士王国政府大为震怒,一心渴求德意志统一的法勒斯雷很快被开除了教职,并遭到驱逐出境。
然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难以对此无动于衷,各国君主都必须在赞成或是反对的阵营当中做出决断。对于普鲁士的君主们来说,德国的统一对他们是巨大的威胁。无论是威廉三世还是威廉四世,他们在德意志统一的大潮当中完全没有采取主动态度。1848年革命期间,面临德意志各地革命者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政府的要求,威廉四世采取的是虚以为蛇的态度,事实上,很多保守的普鲁士人士甚至认为德国统一对普鲁士没什么好处。而威廉四世之所以还对此感兴趣,不过是希望打着统一的幌子为普鲁士谋取更大的利益罢了。
当然在这一点上,德意志的另一大国奥地利的表现比普鲁士也好不到那里去,奥地利和普鲁士对1848年成立的法兰克福议会都不看好,并且想尽办法破坏之。1850年普鲁士建立了德意志联盟,奥地利居然联合其他列强迫使普鲁士解散联盟,理由仅仅是普鲁士在这个联盟当中占了主导地位。而普鲁士内部的保守派人士对此并不感到惋惜,他们看来,德国统一就会让普鲁士受制于人,还不如不统一的好。
二、铁与血的普鲁士
可见,普鲁士王国一直以来并不把统一德国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相比而言,这个国家更热衷于攫取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普鲁士这样一个纯粹以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怎么就取代了奥地利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大救星,并且成为民族主义的标杆了呢?可以说,普鲁士在德国统一当中的历史作用,正印证了这样一句话:愿意的,被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被命运拖着走。当时的德国当时已经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关口,问题不是要不要统一,而是谁来主导这个统一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国会议员认为,与其等着别的国家打着统一德国的旗号来对付普鲁士,不如普鲁士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占据主动地位,从而在统一之后为普鲁士谋求更大的利益,而这个人在不久之前甚至还将统一德意志的企图称之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骗局”,此人就是后来被赞誉为德意志统一过程当中最大的功臣的俾斯麦。
1862年,俾斯麦当上了首相,他执政所面临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帮助国王威廉一世(他后来成了德意志皇帝,所以就不叫威廉五世了)通过军事改革议案。当时议会已经否决了好几次国王提出的军事议案,这让威廉一世特别头疼。俾斯麦采取的措施就是索性抛开议会,强制拨款进行军事改革。俾斯麦的强硬政策让威廉一世觉得大难临头,他觉得让俾斯麦继续这样搞下去,人民早晚会起来推翻他。面临着国内民众对他的强烈不满,俾斯麦也十分紧张,他想到了联合盟友来度过难关,他的盟友就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对俾斯麦来说,打着统一德国的旗号,正是转移内部矛盾的好办法。
于是,俾斯麦首先联合奥地利在1864年击败丹麦,解放了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此事果然受到国内民众的欢迎,军事改革也顺利得到议会的承认,这是俾斯麦通过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结盟而尝到的甜头。至于1866年对奥地利开战,根本原因是奥地利无法容忍一个强大的普鲁士的兴起,毕竟长期以来在德意志境内执牛耳的一直都是奥地利。于是,普奥战争的爆发与其说是为了统一德意志,不如说是为了巩固普鲁士在北德意志范围内的霸主地位。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俾斯麦能够控制得了,随着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唯一霸主,同法国的矛盾逐步尖锐,1870年普法战争的胜利使得普鲁士正式成为欧洲的新霸主。没有了奥地利和法国的掣肘,普鲁士就能在日后的德国占据最有利的地位,就这样,本来对统一德国并没有兴趣的俾斯麦,也就顺水推舟的成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三、普鲁士的特殊地位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德意志帝国的创立者俾斯麦一直在想办法保持普鲁士在统一之后的德国的特殊地位,对于他来说,德国的利益应该放在普鲁士的利益后面。据威廉二世回忆,俾斯麦甚至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对待德意志意思意思就行,关键是保障普鲁士的利益”。实际上,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本质上是一个由旧德意志境内的君主国和自由市联合而成的“德意志邦联”,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这些邦国在德意志境内依然拥有着很强的自治权力——俾斯麦的想法也很单纯,只有其他君主国都保留下来了,普鲁士才能继续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内存在下去。
然而俾斯麦或许没有想到的是,普鲁士人的国家认同迅速转变为对德意志的认同的速度。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普鲁士人在创建德意志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的缘故,因而他们对于德国的认同是很高的。这一点其实在各国屡见不鲜,比如美国的北方洋基佬就比南部迪克西人具有更高的国家认同感,而大英帝国境内唯一没有本土认同感的民族大约就是英格兰人了。所以后来的新皇帝威廉二世在听到俾斯麦对他说要特别照顾普鲁士的利益的时候,居然完全不理解俾斯麦的意思了。
对于俾斯麦和威廉一世来说,建立德意志帝国只不过是谋求普鲁士更大的国家利益当中的一个步骤,而对于威廉二世来说,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德国人的皇帝,并不觉得普鲁士的利益需要什么特别的维护。所以普鲁士的民族认同感事实上很快就消化在对德意志的认同感当中去了,因此,真正驱动德意志走向两次世界大战的,其实是德意志人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后产生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既然如此,说普鲁士应该为德国两次发动的战争负责,那当然是不合理的。
总的说来,哈夫纳的著作确实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对一些基本问题如普鲁士在历史上的宗教宽容政策,其澄清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说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无关,是否有文过饰非的问题呢?哈夫纳明确提到了,伴随着普鲁士宽容的宗教政策和理性的经济政策而来的,正是普鲁士人对国家机构的顺从意识,其体现就是普鲁士人强调的每个人都需要在其岗位上为国家尽职尽责。这一点跟德国在两次大战期间能迅速对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是有密切关系的,希特勒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一战之后军备被严重压缩的德国变成一个军事强权,和普鲁士的服从意识恐怕不无关系。
并且,在关键时刻帮了希特勒大忙的以兴登堡元帅为首的老普鲁士保守派,难道不是在普鲁士精神浇灌下成长起来的吗?此外,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对德国军国主义化的影响,哈夫纳也遗憾地回避了,虽然哈夫纳也承认易北河东岸的容克贵族们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内显然是拥有特殊地位的。看来,要真正搞清楚德国是如何走向世界大战的,这还需要历史学家们进一步的探索。
文史君说:
自从丘吉尔将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归于普鲁士的历史传统之后,批判“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著作实在太多了,从阿伦特以来,批判德意志式的服从意识的“平庸之恶”也成了一种老生常谈了。历史使人自由,就是因为读历史常常让人能看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可能性,丘吉尔和阿伦特批判的普鲁士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康德和伏尔泰所赞颂的普鲁士也一样真实,历史显示出这样的结果而不是另外一种,其实恰恰说明了人的自由,也提醒着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隔壁小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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