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禁烟的历史其实很长，从雍正九年世宗颁布清朝第一道鸦片禁令开始，历任皇帝基本隔几年就要重申一次。但是反复重申禁令，实际也说明了禁令执行的效果很不如人意。
屡禁不止的原因其实也是清廷想要禁烟的原因。清廷不希望这种输入型的贸易带走自己的白银，而皇朝内外的商贩、官员们却希望通过这种贸易赚取利润，大规模的走私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道光（清宣宗）十二年，广东爆发民变，清廷指派两广总督李弘彬率军镇压，结果官军惨败。朝廷一番调查后更为震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量士兵长期吸食鸦片导致身体素质极差，丧失了战斗力，为此宣宗再次重申禁烟禁令。
和以往雷声大、雨点小不同的是，这次禁令得到了朝堂上下的“热烈响应”。因为这个时候朝堂的核心军机处正暗流涌动，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排第二的王鼎互相都想扳倒对方。因此这次朝堂对于“禁烟”看法的分歧，也成了这两位拉帮结派、互相斗争的工具。
对于如何“禁烟”，朝廷有两种意见 -- “弛禁派”和“严禁派”。最终王鼎成了严禁派的领袖，穆彰阿做了弛禁派的靠山。
“弛禁”如太常寺卿徐乃济，他认为“堵不如疏”。建议将贩卖、吸食鸦片合法化并作为药材纳税，但禁止官员士兵们吸食。这样既可以降低禁烟的难度，也可以增加朝廷岁入。
而鸿胪寺卿黄爵滋则主张“严禁”，严格禁止相关贸易并不允许吸食。为了解决难以管理的吸食问题，他建议以一年为期，不能戒烟者 – 杀。
最初宣宗只是居中没有表态，因此几年下来两派也没有分出个高下。就在大家以为这次禁烟又会不了了之时，宣宗向朝堂做出了暗示。道光十八年他将黄爵滋的奏疏下发各地督抚、将军讨论并要求他们回复意见。
导致道光做出选择的不是黄爵滋的方法和手段，而是他提供的数据。
黄爵滋在这份奏疏中指出鸦片贸易导致大量白银外流，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外流两千多万两；道光十四年后，每年外流至三千万两 …… 有皇帝中的葛朗台之称的宣宗，自然是无法忍受如此海量的白银离开他的皇朝了。
皇帝下发奏疏讨论实际上就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因此上呈的三十六份督抚（将军）回复，全部支持禁烟，只是对于“吸食者论死”有分歧（十七份不赞同，八份赞同，其余未表明态度）。
湖广总督林则徐在黄爵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鸦片的危害，他认为鸦片对人的毁伤以及白银外流会导致“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虽然宣宗为之动容，但是仍然没有正式表明态度。
原因主要是宣宗的性格，即位之初宣宗就公开宣告自己要做个守成之君，他实际是个不愿意挑战、革新，也不愿意招惹事端和麻烦的人。而穆彰阿正是看穿了这一点，才选择支持不那么激进的“驰禁”。
而且督抚们的回复中大量提到一个问题。他们指出禁烟的关键在广州，只有堵死源头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想禁绝鸦片，就有可能和外夷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战争可以说是皇朝最麻烦的事情，所以宣宗一直犹豫不决。
但是一件突发的丑闻却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僵局。
道光十八年八月末，京师巡城御史查获了一起在尼姑庵聚众宣淫、吸食鸦片的案子。重要的是被抓获的人身份不一般，有铁帽子王庄亲王奕诓、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还有内务府、理籓院、刑部等一批郎中、主事等……
鸦片之祸已涉及皇族高层，盛怒的宣宗就此定下了禁绝鸦片的决心。九月初八下旨“严惩各地贩卖鸦片、开设鸦片馆者，文武官员军民吸食鸦片者，也一体查拿”。十日，勒令曾建议部分放开烟禁的徐乃济致仕。
九月二十三日召林则徐入京觐见，赏紫禁城骑马。此后八天内召见林则徐十九次，创下了清朝皇帝召见封疆的纪录 – “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最后宣宗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全权负责禁烟事宜。
林则徐的迅速得宠以及快速升迁，也让严禁派在朝堂占据了上风，甚至可以说如果禁烟最终成功，穆彰阿被挤出军机处将是必然的。但在大势之下（皇帝支持），穆彰阿也无它法，只能主动服软，并积极配合严禁派。
获取皇帝支持的严禁派和林则徐对于禁烟成功更是信心百倍，相对地为快速实现完成禁烟，在没有了解自己对手的情况下就激进行事。最终并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改变历史的鸦片战争的爆发。
战端开启后，以王鼎、林则徐、祁寯藻为首的“严禁派”和以穆彰阿、琦善、伊里布为首的“弛禁派”分别演变为“主战派”和“主和派”，而且对立也开始公开化。
穆彰阿在劣势时不见风使舵并转变立场，是他敏锐地意识到宣宗虽然禁烟态度强硬，但是并不愿意为此开“边衅”。一旦战事扩大化、长久化，皇帝还是会主和的。应该说穆彰阿把宣宗看得很透，而且主和派的机会来得也很快。
英国人为了快速实现目的，并没有在广州一带纠缠，而是将舰队开到了天津海域要求和朝廷直接对话。这不但让朝廷震动，也让宣宗紧张不已。
穆彰阿意识到宣宗对“战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马上将这个信息转告给了负责和英国人交涉的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则利用英国向朝廷递送照会的机会，一边迎合上意，一边攻击林则徐。
琦善称林则徐在广州处事不当，受到不公和羞辱的英国人北上是来找皇帝伸冤了。并且琦善对于英国人的各项要求，均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要求英国人回广州再谈。并不了解东方的英国人误以为这是原则性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就撤军退回广州准备具体的签约谈判了。
英军的撤退让宣宗大喜，褒奖琦善“片言只语，连胜十万之师”。并将林则徐革职，任命琦善为钦差南下处理夷务。就此朝廷内的主战派遭到打压，主和派乘势抬头。
宣宗不愿意坚持战争，除了自身性格，其实还有更为现实的原因 – 朝廷财政不足。
起初宣宗认为即便是开战也只会是广州的一场小战事，林则徐足以应对。但是英军的机动能力和战法，远超当年的倭寇。
开战后战事很快就波及沿海七省，清朝的万里海疆无处不是战场和破绽。整顿海防更是无从说起，不说朝廷根本就不知道如何防守 -- “英夷如海中鲸鳄，来去无定”；连相关的军费也没有。此时国库存银不足一千万两，各地河工、赈灾等尚且不够，更别说应对浩大战事了。
但是这位首鼠两端的皇帝很快就又逆转了自己的态度。
琦善到达广州后，发现根本没法谈判，因为英国人有一条朝廷和皇帝无法答应的要求。两千多年来，中原皇朝一直自视为正统、天朝上国，外界各族各国为蛮夷。蛮夷和天朝只有两种关系，敌人或者称臣，而这次英国人要求清英两国对等。
更让琦善感到难办的是，他也没能力武力压服或驱逐英国人。因为对比清军和英国的实力差别后，他发现清军打不赢英军。
没有办法的琦善只能将清英双方的实力差异详细上报给宣宗，并附上了英国人的真实要求。盛怒的宣宗朱批：“逆夷要求过甚，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也就是宣战。并革去琦善大学士一职，抄没家产入官。
宣宗逆转自己的态度，是因为英国人触碰到了皇帝的底线。
皇帝能有拥有统御皇朝的权力，不是皇帝个人能力非凡，（只要命好，没什么能力的废物也可以做皇帝），而是皇朝臣民对于皇帝所代表的威仪的认可和臣服。如果蛮夷都可以和皇帝平起平坐，不说彻底崩塌，皇帝所代表的威仪也将大幅度丧失。而这种威仪损失到一定程度，皇帝们就再也不能做皇帝了。
战端重启后主战派也未能挽回之前的颓势，甚至最终还成了背锅侠。
因为清军确实不是英军的对手，清朝落后的防御体系也无法抵御英国人从海上发起的进攻。虽然前线依旧“捷报”频传，但是宣宗也不是傻子，他只是为了维护皇朝和他自己的颜面看破不点破罢了。
这时的主战派除了慷慨激言，也拿出不什么有用的对策。
比如说王鼎对于战事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应对之策，一心只想着报复主和派。为了逼宣宗处死琦善，他不惜冒犯宣宗（抓着衣袖不放），最后甚至效仿春秋时卫国史鱼尸谏。但是这些对于宣宗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战事的不利让他又开始转向主和。
闻弦歌而知雅意，穆彰阿在这方面自然会配合他的皇帝。而且他还想出了一箭双雕的计谋，将引发战火的锅全扔给主战派。一方面可以打击报复自己的政敌，一方面可以维护皇帝的颜面。
在宣宗的纵容下一批满人官僚开始聚集穆彰阿周围结成 “穆党”。林则徐、邓廷桢等被发配新疆；周天爵、黄爵滋、龚自珍等被边缘化或者排挤出朝堂；御史苏廷魁反对《南京条约》和弹劾穆彰阿被罢官；御史陈庆镛因反对重新启用琦善被解职 ……
穆党的强势和快速崛起，也让更多的人投身进穆党。到了道光二十八年，七位内阁大学士中五个是穆党成员；军机处七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个是穆彰阿的人，其余三个中有两个选择自保，剩下的祁寯藻则更没有可能撼动穆彰阿了。
自此朝廷有了“上和下穆”（和指和珅）的说法，某种程度上，穆彰阿和他的穆党也是道光禁烟和鸦片战争的胜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