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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899年中，北京的保守派关心的是如何使废帝计划合法化。
25年前，慈禧太后决意挑选她的外甥载湉为光绪帝，这种做法虽然有违祖制，但毕竟开了先例。
当时朝野上下的反对呼声很高，因为光绪是同治皇帝的同辈。朝廷命官吴可读不惜以死抗争，并留下了轰动一时的遗书，要求慈禧太后恢复正统的皇位继承制度。慈禧太后对此绝不肯让步，因为新皇帝如果来自同治帝的下一辈，她就成了太皇太后，不得再垂帘听政。
不幸的是，慈禧太后自已选中的光绪帝现在成了反叛她的急先锋。“百日维新”中，光绪显然有意向要结束慈禧太后的政治生命，对太后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皇位继承问题是她的家事，外人无权干涉。光绪对她的背叛有违家法，并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更扯不上国际政治问题。因此，慈禧太后一心要主持的废帝计划就是由这种心态来主导的。
然而，在祖制森严的清代朝廷里，这种事情只能做而不能公开谈论。光绪帝正值青壮年，身体虽然孱弱，但尚无大恙，且在位已有20多年，朝廷守旧派很推找到恰当的理由将他公开废黜。
此外，皇位继承问题是满族的内部事务，与汉人无涉。“百日维新”给慈禧太后的一大教训是不能过分地信任汉族士大夫，整个变法运动乃“广东小人”（康梁党人）所为。因此，废帝阴谋只能在极小的圈子里秘密地进行。
应该说，自18世纪以来，由少数皇亲贵胄全面地把持朝政，怕还是第一次。
但是，皇室的下一代年轻人里鲜有治国的栋梁之材，这些人不但刚愎自用，而且不求上进。慈禧太后只能一方面继续依靠老年重臣，另一方面悉心挑选皇位继承人。老资格的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劻依然位高权重，但年轻一代的皇室宗亲们的地位也开始迅速攀升，其中以端郡王载漪最为突出。
然而，对慈禧太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荣禄。
荣禄在保守派所把持的朝廷里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对慈禧太后的心理有准确的判断能力，从而能够适当地提出太后最感兴趣的建议。太后与荣禄之间的相互理解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之上，只要荣禄在身边，慈禧太后无需直接表露内心世界的活动，就常常能达到目的，荣禄完全理解慈禧太后急于废帝的心情。
当时光绪帝年纪尚不到30岁，虽遇挫折但来日方长，而慈禧太后已经64岁。
荣禄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他知道废帝计划肯定能得到多数满族权贵的支持。反对维新，并在戊戌政变中受益的保守派都对“老佛爷”的百年之后感到不寒而栗。
早在维新变法的前夜，荣禄就试图让慈禧太后重掌大权。他曾组织大批朝廷重臣联名请愿，请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但是朝廷内部的反对呼声很高，荣禄只得作罢。
某日，他将此建议告诉汉人大臣、兵部尚书徐郙，徐坦言相陈，说此举必将引起舆论的非议。
戊戌政变以后，荣禄积极地发起废帝活动，这一次他找到两位老资格的同谋。一位是蒙族贵族崇绮，他是同治皇后的父亲；另一位是汉军大学士徐桐，他曾经担任过同治帝师。
荣禄的政治感觉十分准确，他知道此时抬出同治帝的旧臣非常能够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态。这时慈禧太后对当年选中光绪帝已后悔莫及，白然要追思早逝的儿子同治帝。
所以，在这个时刻，慈禧太后对同治旧臣的意见必然重视。
崇绮是大学士赛尚阿之子，早年参加过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他的一生中最大的荣耀是在科场上名列榜首。非汉人而能考进状元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大清王朝的260多年中，满、蒙子弟获此殊荣的惟崇绮一人而已。清朝廷对科举还是慎之又慎的，从来不愿落下偏袒八旗子弟、破坏科举制度的恶名。
崇绮的试卷一式十份送往军机处和慈禧太后本人，让最高当局亲自予以定夺。当时的一致意见是，尽管这次考试的结果非比寻常，仍然要以文取胜，所以崇绮顺理成章地拔得头筹。
几年后，崇绮的女儿获选为同治皇后，他本人也权倾一时，如日中天。可惜好景不长，同治帝沉溺酒色，19岁便驾崩。崇绮此后长期郁闷不乐，很少参与朝政。到了1899年时，他已基本上退休在家，无所事事。
徐桐的父杀徐择春当过礼部尚书。进士及第以后，徐桐担任过起居注侍讲官，然后一路升迁，仕途平稳。徐桐是著名的守旧派学者，门人很多，而且由于担任过同治帝师，所以在朝廷中影响很大。
他于1896年起任军机处大学士，但因年事太高，实际责任并不多。
1899年徐桐已年届80岁，朝廷曾特别恩准他上朝时可由太监搀扶。
徐桐仇洋甚烈，中外皆知。他的寓所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据说他每次上朝，都要命令轿夫绕道而行，因为他不愿看到洋人的建筑。
荣禄促成这两位政治元老重返权力中心之后，自觉羽毛丰满，便开始推行废帝的大计。
一时间大批重臣云集到废帝活动的旗帜之下，其中有军机处大学士刚毅和赵书翘，户部尚书启秀，庆亲王奕劻，辅国公载澜等一批较年轻的皇室成员，虽是乌合之众，但声势颇为浩大。
恭亲王奕訢去世后，朝政已失去了内部制衡的机制，保守派一手遮天，很少有人敢对废帝阴谋提出异议。由于废帝这件事不能公开讨论，一切活动只能在极小的圈子里进行，这正合荣禄的本意。荣禄一贯喜爱幕后操作，平生最厌恶用文字表达思想，他做事极其谨慎。
在废帝活动开展之初，他曾向地方督抚发电试探他们的态度，没想到回应十分强烈，以反对者居多，他不得不放弃直接废帝的做法。
1899年中，荣禄开始寻找一种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既能摧毁光绪皇权的合法性，又能避免由于违背祖制所引起的非议。
经过深思熟悉，他提出了在保守派看来是极其聪明的方案。
由于光绪帝至今无子嗣，荣禄提出用建储的方法达到今后废帝的目标。关键之点在于，新建王储将继承同治帝的大统。
这样一来，一方面这个方案可以表明慈禧太后愿意重新回到吴可读以死相谏的正统皇位继承的轨道上；另一方面此计可以一箭双雕：既能防止光绪帝日后干预皇位继承问题，又可以避免直接废帝所带来的政治反响。
由于新建王储的名分尚不足以称为太子，所以可立为“大阿哥”。荣禄知道此时立太子，洋人必然不允。慈禧太后和朝中守旧派对荣禄的建议大喜过望。为了吸取教训，荣禄这一次不敢将此计划交给地方大员去讨论。
他只是找到密友李鸿章，将此事透露给他以作试探。荣禄十分聪明，他首先声称这并不是他个人的主意。但李鸿章听到后大惊失色，直言道：“君有几许头颅敢试此举。”李鸿章最担心的是洋人的反应。
事实上，1899年间，宫廷大内曾宣布过皇上御体欠佳，驻京公使团便一片哗然。公使们强烈要求慈禧太后允许法使馆的医生进宫探视，因此清廷深知洋人对戊戌政变的敌对态度，废黜光绪帝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响。
李鸿章对这件事的后果比他人更加清楚，英使窦纳乐在同李鸿章谈话时曾表示大英帝国政府只肯同“光绪政权”打交道。
法使毕盛也曾明告李鸿章：
据工部主事、《庚子国变记》的作者李希圣的说法，江苏粮道罗嘉杰曾向朝廷报告，说英国人能会动用武力来复辟光绪的地位，慈禧太后闻讯后大为惊骇。如太后和荣禄都明白废帝活动的风险很大，但是还是决意按计划行事。
1900年1月24日,建储上谕正式颁布。
内称：
溥㑺是端郡王载漪的次子，他的入选并不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才作，而是因为他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兄弟桂祥的女儿。
这样一来，“大阿哥”的血统与慈禧太后所属的叶赫那拉氏家族又进了一层，而光绪帝的母亲只是太后的妹妹。建储的宗旨是为了承接同治而不是光绪的大统，因此光绪帝虽然未被废，他不得不承认其皇位在表面上的不合法性，这就为今后任何时侯的退位制造了合法的借口。
同时，朝廷又任命崇绮和徐桐为“大阿哥”的上书房师傅。这样，长达一年多的废帝计划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其实，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上海电报总办经元善再度发起请愿运动，他联络了1231位当地名流联名公开反对建储的决定。
在一封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经元善等指出：
这份电报对朝廷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它一方面公开了近支王公图谋私利的举动，另一方面还明确点出了朝廷最敏感的问题，即洋人对“废帝”一事将有激烈的反应。
经元善在不久前宫中宣布上体欠安时就曾表示过抗议，由于他的“善人”家族背景，朝廷当时不愿对他予以深究。但此次事件让慈禧太后感到忍无可忍，朝廷立即下令逮捕经元善和他的同党，经闻讯后立即逃往澳门。
清廷与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多次交涉，要求引渡，但葡方坚决予以拒绝。
与建储大计相比，山东的拳乱不过是个小麻烦。
当然，不是所有的守旧大臣从一开始就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因为此时义和团的性质尚不甚明了。荣禄和庆亲王奕劻等人对义和团的仇视主要是担心它的反清倾向。但他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建储问题上，无暇顾及山东。
而洋人对山东的动乱十分关注，认为这是仇洋风暴的前奏，所以清廷与洋人对义和团担心的角度从一开始就有不同。
此外，义和团的“灭洋”口号以“扶清”为前提，这对大清王朝的声誉并不是坏事。更重要的是，“扶清”口号并没有刻意区分光绪政权和太后政权，并无勤王色彩。由于戊戌政变后的政权本身就有篡权之嫌，义和团的口号对慈禧太后不无益处。
再者，清廷对义和团即使采取彻底进剿的政策，也不能平息此起彼伏的教案，更不能阻止中国被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趋势。德占胶州湾之后，瓜分势头已明显地愈演愈烈，所以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不能不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到了1899年年底，中外沟通的障碍主要反映在华外交官与清朝廷的沟通上。
应该说，山东的拳乱与清朝的皇位继承危机没有任何牵连。
然而，在华外交官对清廷和义和团的态度反而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公使们与清廷的基本思路开始分道扬镳。
从清廷的角度来考虑，关键的问题是洋人是否接受立储的计划，所以它对拳民的态度从很大程度上以此为转移。
外交官则一味强调镇压拳乱是中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又对戊戌政变后的新政府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使清廷无所适从，处境艰难。
奇怪的是，列强外交官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要求中国政府镇压义和团和政治上不承认主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对新政府越不友好，则公使们的高压政策就越无效。
而压力越大，清廷利用义和团的可能性就越增加，这个时刻是西方在华外交的非常危险的阶段。
李鸿章赴两广任前，向朝廷报告过与英使窦纳乐的一段交锋。窦纳乐知道李鸿章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捕杀在香港的康有为，他正告李鸿章说，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在港暗杀康有为是非法的。
李坚称有中国朝廷的全权授予，他完全是合法行事，窦纳乐称现在的上谕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由此可见，窦纳乐对慈禧太后新政权的极端藐视态度昭然若揭。
据当时人的记载，清廷以一万两黄金悬赏捉拿康有为，但港英政府刻意对康严加保护，刺客无从近身。慈禧太后闻讯大怒，将手中玉杯掷碎于地，咬牙切齿地说：“此仇必报！”
更加肆无忌惮的是，公使团自行其是，不向清廷建储决定表示外交祝贺。据记载，端郡王载漪以为公使们要来朝贺，处心积虑地准备了一个星期，结果并无一个洋人上门。
这种做法确实违反了西方外交礼仪的要求，但公使们认为慈禧太后新政权没有资格接受朝贺。
然而，公使团对戊戌政变不满可以理解，但是不承认新政权的态度要达到何种外交目的则并不清楚。
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恰恰对慈禧太后处理义和团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进返两难困境中的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惧怕义和团甚于中国政府，所以义和团有可能被利用以制洋人，尽管慈禧太后对义和拳民并不信任。
最令人吃惊的是，朝廷不断收到信息，说列强有可能用武力恢复光绪政权。
上海的经元善已明白地指出过这种危险，李鸿章和刘坤一也都暗示过这种可能性。1900年春，李鸿章从广东报告说，一些香港的制衣厂正在夜以继日地赶制军服，据说达3万套之多，这是为了新党北伐“勤王”之用。
慈禧太后和清廷闻讯大惊失色。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立即电告父亲“内意甚忌‘新党勤王’四字”。
尽管后来证明这不过是个谣言，但慈禧太后不得不考虑西方援助下武力“勤王”的可能性，因为当时在中国海域里有外舰数艘，而且公使团，特别是英使窦纳乐对新政权的敌对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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