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治军用兵上，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曾国藩“土气”、左宗棠“大气”、李鸿章“洋气”。
自认为“临阵指挥，非其所长”的曾国藩，有着成熟的用兵思想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主张结硬寨、打呆仗，集中优势兵力以消灭敌人，变更主客之势以掌握主动，都是极有见地的军事思想。
曾国藩对新式武器装备重视不够，认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这些话体现了他墨守旧制的一面。
早在建军之初，他就认识到“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不难于募勇，而难于带勇之人；不难于陆战，而难于水战。”在此认识基础上编练的湘军水师，对于后来的一系列胜利功不可没。
在战争中期态势不甚明朗之时，他分析形势：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有两种， 一种是“流寇”，一种是占据城池的“窃号之贼”。镇压“流寇”需要四面围堵，镇压“窃号之贼”则需要剪除枝叶、进捣根本，一旦攻其老巢，各路“游贼”就会纷纷回救，官军就可以聚而歼之。太平天国的根本在于天京，要攻南京，就必须先驻兵于滁州、和州一带，才能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切断其粮草供应；而要进军滁、和，又必须先围安庆，兼围庐州，各路太平军必然前往救援，湘军可以乘机打几场歼灭战, 为进攻天京做好准备。后来的战争发展，完全印证了曾国藩的判断。
曾国藩用兵重正而舍奇，所以被左宗棠耻笑为拙于兵事。相比之下，左氏用兵，于奇正结合中更显大气。他主张用兵要有“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的坚定信心，并把作战比作下棋， 认为若“举棋不定, 不胜其祸矣”。
左宗棠的“楚军”，以老湘军为班底，人数不多，最终能成就大事，足见指挥有力。在浙江的作战中，他不急于攻下省城，既“前瞻”杭州，又“回顾”后方，把手中的数万部队调拨得井井有条，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侧重于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并造成必胜的态势，最终实现收复全省之功。随后，他奉命北上剿灭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在分析形势后，确定了“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指导方针。
收复新疆是他最为得意之作，势如破竹、一气呵成，主要得益于“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
左宗棠为人狂傲不羁，用兵却从不大意。他好算、能算，善于料敌决胜，认为“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用兵一事，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之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故而他自称“每发一兵， 须发为白”。
曾、左攻城，多用围城打援之法，常常旷日持久。淮军攻城，一般要迅速得多，淮军的“开花大炮”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李鸿章非常重视洋枪洋炮的作用，透出一股“洋气”。
李鸿章带着淮军到上海后， 仅半年时间，原来的小枪队全部改为洋枪队，逐日按西法训练，同时成立春字营炮队。到次年夏天，所部陆营洋枪多达一万五六千支，基本达到人手一枪，炮队也有很大发展。李鸿章特意雇用一批外籍军官，指导武器使用和士兵操练。
李鸿章大力扩充军队，一年之内，淮军即扩至四万人，到攻下苏州时，已有水陆七万余人，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直辖湘军的第二大军事力量。
由此，淮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临阵时，一营可抵两营使用”。同时，各部大都有洋炮队，并建立巡抚直辖的巡标亲兵炮队，这种与步兵分离、归统帅直接掌握的炮兵部队，与现代军队中的炮兵旅、炮兵团相仿。在中国军事史上，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
太平天国败亡后，曾、左、李都曾督师参加对捻军的征剿，从战略而言各有侧重，如曾氏“以静制动”，李氏“扼地兜剿”，左氏“长围圈剿”，总原则无外乎“以静制动”、“觅地灭贼”八字。不过，曾国藩过于谨慎，被动设防，以致“师久无功”。李鸿章、左宗棠则把守与攻、堵与击、围与剿紧密结合，运用得心应手，遂以成功。李、左之间，各有特点，李鸿章善借地利兜剿，左宗棠善布长围攻剿。三人用兵思想的差异及效果的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