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鲜事 热点 晚清三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谁最会治军用兵?

晚清三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谁最会治军用兵?

在晚清治军用兵上,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曾国藩“土气”、左宗棠“大气”、李鸿章“洋气”。

自认为“临阵指挥,非其所长”的曾国藩,有着成熟的用兵思想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主张结硬寨、打呆仗,集中优势兵力以消灭敌人,变更主客之势以掌握主动,都是极有见地的军事思想。

曾国藩对新式武器装备重视不够,认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这些话体现了他墨守旧制的一面。

早在建军之初,他就认识到“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不难于募勇,而难于带勇之人;不难于陆战,而难于水战。”在此认识基础上编练的湘军水师,对于后来的一系列胜利功不可没。

在战争中期态势不甚明朗之时,他分析形势: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有两种, 一种是“流寇”,一种是占据城池的“窃号之贼”。镇压“流寇”需要四面围堵,镇压“窃号之贼”则需要剪除枝叶、进捣根本,一旦攻其老巢,各路“游贼”就会纷纷回救,官军就可以聚而歼之。太平天国的根本在于天京,要攻南京,就必须先驻兵于滁州、和州一带,才能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切断其粮草供应;而要进军滁、和,又必须先围安庆,兼围庐州,各路太平军必然前往救援,湘军可以乘机打几场歼灭战, 为进攻天京做好准备。后来的战争发展,完全印证了曾国藩的判断。

曾国藩用兵重正而舍奇,所以被左宗棠耻笑为拙于兵事。相比之下,左氏用兵,于奇正结合中更显大气。他主张用兵要有“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的坚定信心,并把作战比作下棋, 认为若“举棋不定, 不胜其祸矣”。

左宗棠的“楚军”,以老湘军为班底,人数不多,最终能成就大事,足见指挥有力。在浙江的作战中,他不急于攻下省城,既“前瞻”杭州,又“回顾”后方,把手中的数万部队调拨得井井有条,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侧重于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并造成必胜的态势,最终实现收复全省之功。随后,他奉命北上剿灭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在分析形势后,确定了“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指导方针。

收复新疆是他最为得意之作,势如破竹、一气呵成,主要得益于“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

左宗棠为人狂傲不羁,用兵却从不大意。他好算、能算,善于料敌决胜,认为“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用兵一事,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之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故而他自称“每发一兵, 须发为白”。

曾、左攻城,多用围城打援之法,常常旷日持久。淮军攻城,一般要迅速得多,淮军的“开花大炮”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李鸿章非常重视洋枪洋炮的作用,透出一股“洋气”。

李鸿章带着淮军到上海后, 仅半年时间,原来的小枪队全部改为洋枪队,逐日按西法训练,同时成立春字营炮队。到次年夏天,所部陆营洋枪多达一万五六千支,基本达到人手一枪,炮队也有很大发展。李鸿章特意雇用一批外籍军官,指导武器使用和士兵操练。

李鸿章大力扩充军队,一年之内,淮军即扩至四万人,到攻下苏州时,已有水陆七万余人,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直辖湘军的第二大军事力量。

由此,淮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临阵时,一营可抵两营使用”。同时,各部大都有洋炮队,并建立巡抚直辖的巡标亲兵炮队,这种与步兵分离、归统帅直接掌握的炮兵部队,与现代军队中的炮兵旅、炮兵团相仿。在中国军事史上,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

太平天国败亡后,曾、左、李都曾督师参加对捻军的征剿,从战略而言各有侧重,如曾氏“以静制动”,李氏“扼地兜剿”,左氏“长围圈剿”,总原则无外乎“以静制动”、“觅地灭贼”八字。不过,曾国藩过于谨慎,被动设防,以致“师久无功”。李鸿章、左宗棠则把守与攻、堵与击、围与剿紧密结合,运用得心应手,遂以成功。李、左之间,各有特点,李鸿章善借地利兜剿,左宗棠善布长围攻剿。三人用兵思想的差异及效果的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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