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清政府闭关锁国，经济军事发展落后。在同时代正在迅猛发展的强邻逼迫下，清廷在今次战争中节节败退。经过了割地赔款等一些列丧权辱国的过程之后，清廷只好深刻反省几次战败的原因。经过一番探讨，时人纷纷认为应当向西方国家学习，这种说法得到了清廷的认可。
当时清廷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经过几次巨额赔款之后，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财政情况已经十分紧张，因此对于出洋的经费筹措就显得十分窘迫。在此之前，也没有大规模的出洋考察经验，因此对于预算费用同样有诸多不同说法。
在清廷的允准下，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随带人员，包括后来的邵英组成考察团，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决定出洋考察。这次行动在出发前遭到了革命党人的袭击，因此按时未能成行。在下一次决定出发时，考察团成员变成了由李盛铎、尚其亨、载泽、戴鸿慈、端方随带人员组成。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
这一行动被社会各界关注，舆论界更是将其视为“中国立宪先声”。因此，这次出行的经费预算、经费来源受到了高度关注。虽然连年受到战乱影响，但是舆论界强烈要求万不可因为经费紧张而丢失我大国体面。“出洋考察政治尤非财力充裕不可来往”，“万不可因简就喽，吝惜财用，使出洋考察者以费绌草率从事”。
《时报》曾发表一篇文章，借以表达态度：“我国出使大臣每苦于经费不整，应酬无所取资，而外交遂致拙滞，甚者乃以损失国体，是非计之得也。今以重臣游历考求政治，则凡其国之名公巨卿与夫一切通儒硕学，苟有富于政略、达于学理者，必当延揽结纳、诹咨博访，叩其政见以供采择之资。而一入其交际社会之中，则应酬之费比多，而不能过于陋俭，是则当宽筹经费。”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舆论界对于这次出洋考察寄予厚望，将其视为挽救清廷的最后办法。关于出洋考察的经费，舆论界要求无论清廷面临怎样的障碍，都要保障这次出洋经费的充足。按照舆论界的说法，如果因为经费短缺而过分节约，那必定不能达成预期效果，出洋考察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而已。那么，这笔出洋考察的经费预算究竟应该定在多少？这笔钱又应该怎么筹措？
清廷首先下令“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奏议”。当时各方战事危机，户部没有多余的款项留作考察费用，“户部库款仅存三百万金，尚需分拨东北之要需，一时碍难提拨”。因此，户部只好将问题推给了外务部，请他们在“海关项下提款”。当外务部收到消息时立即表示拒绝，原因是根本没有款项可提。可见当时清廷的财政情况已经十分危机，这也导致了考察团的出行日期一再往后延迟。“一切年限、章程及随员人数，一时俱难预定”。
由于中央财政危机，考察费用只好成为了各省的任务。而具体预算金额定位多少合适，由于此前并没有类似经验，因此各方态度各不相同。“有云只需三十余万者，有云需五六十万者”，户部综合各方意见，将预算金额定为五十万两。但是这一预算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各方反对，纷纷表示显得太过吝啬。这时候袁世凯提出预算八十万两白银，这一提议受到了多方认可。因此，清廷就将出洋考察费用最终定为80万两。
但是这80万两的预算也仅仅是让部分人满意，却不能达到舆论界全部的支持。“若限以财力草草毕事，欲少留则费用已尽，欲不少留而调查各项政治又未能尽扼其要，吾知四大臣必有扼腕兴嗟者…………中国之政治不合于今日国度久矣，必参以各国之善政，乃足救中国之颠危，故四大臣在外洋多调查一日即多一日调查之益，归而改良政治，庶无率尔操觚之讥！”清廷无法，只好提出暂定80万两，日后再派遣大臣出洋考察的说法。这一说法又遭到了舆论界围攻，纷纷认为清廷此举即为立宪一拖再拖，遥遥无期。
既然已经确定考察金额定为80万两，又确定了来源为各省筹措，六月二十一日，外务部与户部便分别致电袁世凯、周馥与张之洞。这几位分别时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在经济上稍显宽措。外务部与户部首先致电他们，是希望这几位在筹措经费时慷慨解囊，起到表率作用。
他们还强调说，这一经费是常年经费：“此项经费，岁需甚巨，刻尤急需。惟部库已极支绌，而出使经费亦鲜存储，非各省合力，难期共济。公皆素顾大局，肯任其难，望先迅筹巨款，以资提倡。并祈转商各省、关，先行电复，以便会议具奏。”将原本是此次出洋考察的费用说成是常年经费，可见当时的清廷腐败至极，敛财贪得无厌。
接到电文之后，袁世凯、周馥与张之洞三人没有立即回复，而是紧急进行了沟通，互相询问计划筹措多少？愿意每年认解多少？袁世凯首先表示自己愿出银十万两，并且是常年出资。这一金额得到了周馥与张之洞的认可，随后三人达成一致并回复清廷，愿意每人每年出资10万两银子。
其他各省随后也纷纷收到电文，从态度上，各省纷纷积极表示鼎力支持出洋考察行动。舆论对这一反应十分满意，尤其是在袁世凯、周馥与张之洞三位分别表示愿意出资十万两银子之后，更是感到八十万两之数应该不难筹措。但是他们并未想到，所谓态度积极，并不表示行动上真的积极支持，在真正认领经费和打款时，各方又纷纷表明自己的困难，在经费认解和落实问题上一拖再拖。
当时有些省份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表示认解数目，对于这样的省份，清廷则是一再催促。由此可以看出，名义上说各省认解费用，但是实际上就是八十万两银子的摊派。各省必须要出资支持，本身并没有主动权。虽然这一说法没有明确规定支持，但是最后各省认解的数目加起来正好就是八十万两银子，可见清廷摊派费用的本质。
在《清代（未刊）上谕奏疏公牍电文汇编》一书中可以看到，其中收录着户部、外务部所汇报的各省认解经费情况。在这份奏折中有这样的内容：“此次出洋需款尤急，旧拨出使经费项下既无余款可提，臣部又无的款可指，当经电商南北洋大臣暨湖广总督并令转电各省关每年量力认解。嗣据袁世凯、周馥、张之洞先后电复每年各认解十万，力任其难，允堪为各省倡率。现在各省亦陆续电复认解之数，多寡不同，先后亦异，除将细数分别清单外，统计共有八十余万两，是皆各省督抚等公抒公忠勉力认解凑有此数，以专备特简出使之用。将来每年开销经费有余则拨入下年备用，倘有不足，再由臣部会同外务部筹补。惟此款既系各省自认筹解，但不得于额支正项有碍。”
不论怎样困难，后来各省还是分别认领了各自的经费数目。但是在后来打款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各种障碍。尤其是最先表示支持的袁世凯，反而是迟迟不肯落实打款事宜。这次出行事宜被经费问题一再耽搁，终于决定分成两路，从上海出发，日期分别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和十二月二十日。然而直到此时，仍旧有一些省份没有打款到位。
五大臣出洋之后，所花费的银子远远超出预算的八十万两之数。通过多次筹措经费的困难状况，可以看出晚清政府对于地方财政把握能力之弱，而这正是一个王朝岌岌可危的表现。
参考文献：①《电催各省速筹出洋经费》，天津《大公报》1905年8月10日
②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