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古代的商人,我们通常都会联想到一个成语,叫做“无奸不商”,因为一般情况下,古代的商人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而不会主动的顾及别人,即使在饥荒严重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许多商人将粮食囤积居奇,以获取更高的经济利润,“奸商”的称呼也是由此而来。但是在清朝,商人的却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恰恰相反,商人们对于当时的清朝政府具有零号的合作往来,并且还经常给清朝政府经济支持,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也有着其深层次的原因。
寻求更长远的利益。
在古代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状况下,商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等级,商人存在的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利益,因此商人的各种行为活动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清朝商人之所能够给以清政府相应的经济支持,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自己能够寻求在清朝获得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由于当时的清朝经常面临战争,政府为了方便满足战争过程中的相关的物资消耗,还专门设置了军市,方便参战的人员生活。
由于处于战争的范围内,因此军市可谓是十分危险的,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战火所牵连,但是军事上的商品销售价格却是普通市场中的近百倍,其中的利润可谓是十分大的,因此不少的商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都要进入到军市当中,以赚取高额的利润收益。当时的军市并不是轻易能够进入的,许多商人就借以运输军队粮草,然后在军营中大肆售卖各种商品,获取暴利者无数。
同时当时商人为国家的战争捐赠了大批的粮食和油盐,许多商人都借由这个原因,进一步哄抬市场上的盐的价格,让人们认为盐价上升是因为给政府捐赠造成的。这样商人既能够为政府进行一定的经济支持,却还能够有借口进一步提升物价,最终他们所获取的利益更高。这样的“一石二鸟”的方式,成为商人长久利益的重要来源。
渴望权力的野心。
在古代等级制度分明的状况下,社会和国家对于商人的一直是比较贬低的,我国古代社会还曾经进行过重农抑商,目的就是为了限制人们抛弃农耕,进行商业活动,造成国家的农业发展困难。
由此可见古代对于商人的打压程度。但是这种打压并没有使得商人阶层没落下来,反而激发了许多商人的斗志,在商人们通过经商赚取了大量的经济利润之后,他们就开始渴求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想要拥有一定的权力,成为等级更高层次的人。
同时,由于当时的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手中没有权力,因此面对官吏时,只能够任人宰割,没有权利反抗,这更加的激发了他们追求高官的需求。
对于清朝的政府来说,他们同样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源来保证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作为社会当中最有钱,却最没有权力的阶层,商人阶层自然是政府部门的不二人选,为了获取商人的财政支持,政府也开始向商人阶层打开了国家权力的大门,对于政府进行经济支持很大的人,政府部门都会对其进行表彰,甚至是给他们一定官职,这样的方式能够满足商人们对于权力的追求,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自然有许多的商人大力给予政府经济方面的支持。
直接的利益联系。
在古代社会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因此商人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大都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比如说盐、铁等等,而这一部分的商品,同样也是国家的税务的主要来源之一,很多情况下,盐、铁等商品的经营权只有国家政府才能行使,进行经验,商人是没有权利私自进行的。
但是政府部门在进行这些商品的买卖交易过程中,通常会选择商人来进行,选中的商人自然就能够从中获取重大的利益,所以说,清朝政府与商人之间存在直接的利益联系。因此很多商人为了获得盐、铁售卖的权力,就需要对清朝政府进行一定的经济支持,从而能够获得清朝政府的支持和权力的赋予。
爱国主义的思想
虽然商人出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很多商人都是具有十分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我国古代的商人出现的相对较早,在我国整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商人们已经深深地认识到,没有国家的发展和壮大,他们也就很难长久的发展下去,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状况,是与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的,因此大部分的商人自身对于国家的意识十分强烈。
在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商人们也可以英勇无畏的挺身而出,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无法亲自上阵攻打敌人的商人,就会给政府大量的经济方面的支持,为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其实仔细研究我国的古代商人的历史,就能够发现很多的英勇事迹当中,都会存在着商人的影子,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是商人们不可磨灭的一种情怀,但是这份情怀,很多情况下,会因为他们过度的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而被人们所忽视。
虽然商人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中,一种被认为是一种趋炎附势,无奸不商的状态,商人的出现在我国古代以农业为主的背景下确实引起了社会对于他们的打压,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商人的出现为经济的发展做出来十分重要的贡献,他们带动了我国在古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商人们在很多情况下,为政府进行经济方面的支持有着为其自身谋取利益的原因和动机,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他们所作出的这种贡献。
参考文献
《清史稿》,赵尔巽《清实录》,谢贵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