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祖亲政之初根基不稳，为了稳固政局，稳定多尔衮余党，不得不对多尔衮优荣备至；一旦顺治帝掌握朝政，为了政治稳定，就不得不清算多尔衮留下的遗产。
清顺治七年庚寅（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卒于喀喇城。二十五日甲辰，追封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凡十四字，时太祖太宗尊谥亦均十四字）庙号成宗，衬于太庙。
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二月十五日癸巳，苏克萨哈等首告多尔衮私制帝服，及生前逆谋；于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合词追论多尔衮罪状，二十一日己亥，乃诏示天下追夺封号，并其母妻所得封典，（母日孝烈武皇后，妻日义皇后，其嗣子多尔博亦归本宗。（多尔博本豫亲王多铎子。）
阿济格案——顺治帝清除多尔衮影响的开始
多尔衮死后，顺治帝即刻进行亲政的准备。他取印信与赏功册，任命吏、刑工、三部首脑、补正蓝旗主固山额真等，都是在建立他的政权班底；顺治帝知道，朝中有多尔衮的势力和影响，惟尽力消除，才使他的新政权得以运行。他的又一个重大行动，就是惩治多尔衮的亲兄阿济格。
阿济格与多铎都是多尔衮的胞兄弟，多铎已先于顺治六年（1649年）去世，多尔衮又刚去世，只剩阿济格一人了。但诸王包括顺治帝对他并不放心，抓住他于多尔衮死后的一些“反常”行为，大议其罪。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六日，诸王大臣会议，审查阿济格“罪行”。所议其罪甚多，涉及方方面面，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多尔衮死后，有“夺政”的企图或行为。
阿济格之罪，首先从多尔衮死之日议起，称：多尔衮死之夜，“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然后转到“夺政”的重大问题上来。
阿济格企图谋得多铎之子多尼所主正蓝旗，进而欲得多尔衮的两白旗，如夺得此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等表示，他们不会因为阿济格是摄政王亲兄就向往他，相反，他们是“依皇上以为生”。他们将这一情况和想法，都报告给了郑亲王济尔哈朗及满达海诸王。
阿济格还有一重罪，就是在多尔衮柩车返京时，参与护送的阿济格，身上佩刀。郑亲王济尔哈朗认为：“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似此举动叵测，不可不防。”同时，劳亲王率人役约400名至，护卫丧车，被视为将有不测之行动。吴拜、苏拜等“集四旗大臣”，及时揭发阿济格种种不法，“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就是各派兵役，密切监视阿济格可能发动的政变。
爱新觉罗·福临
经议，决定幽禁阿济格，没收原属十二牛录归顺治帝，这是顺治帝亲政前夕，主持处理的一件大案。案中人物，都是阿济格所属的重要将领和骨干人员。可以说，借处理阿济格的机会，将其势力一举歼灭，所有随从阿济格的分子一网打尽。
阿济格的罪行，不在于他如何不敬、不尊重多尔衮，重要的是，已露出趁多尔衮之丧有预谋为乱的迹象。消除了阿济格的势力，实际是消除多尔衮生前培植的势力，借以重树皇帝的形象，重建皇权的威望。这一目的已经达到。
顺治帝的亲政——消除多尔衮影响的行动
顺治帝处理完阿济格案，马上着手准备亲政事宜。正月初十日，礼部“上亲政仪注”，顺治帝指示：“卤簿照旧陈设，免鸣鞭、鸣钟鼓，乐设而不作。”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日，举行盛大亲政大典。顺治帝御太和殿，诸王群臣上表行庆贺礼。同日，颁诏，大赦天下。
多尔衮摄政整整7年，建政设制，礼仪典章，皆具规模；国家政权运转正常，社会秩序井然。在前期逐步平息各地战乱之后，已渐归于安定。多尔衮所做的一切，为大清王朝定鼎中原、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朝的发展道路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清朝最艰难而充满风险的时期已经过去。顺治帝从多尔衮手中接过的政权，不是一个烂摊子，却是一份丰厚的成果。
顺治帝亲政，已经没有过大的风险，继续执行多尔衮的遗策，无须做大的改变，只做局部的、个别的政策调整，包括选用人才，亦做部分任免。因此，朝廷内外、君臣上下，并没有因多尔衮突然去世而惊慌；因为没有做“大手术”的改变，故政局平稳，社会安静。即使后来多尔衮案发，废其人不废其政，政局仍保持安定。实践证明，顺治帝对多尔衮案的处理，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
顺治帝亲政伊始，首先调整统治集团的人选，将忠于顺治帝，或遭多尔衮打击，或眼前需要而尚未识破的一些大臣选为议政王大臣，提升其“爵位”，以加强顺治帝的势力，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如久受压制的两黄旗大臣鳌拜、巴哈等选为议政王大臣；两红旗也久受压制，顺治帝重新重用，如满达海、瓦克达，两人都是礼亲王代善之子，将满达海改封巽亲王、瓦克达为谦郡王；代善的孙子杰书封为康郡王、另一孙罗可封为平郡王；属两白旗的官员如苏克萨哈、鳌拜等，迅速转向，从全力支持多尔衮转而投入顺治帝阵营，因而被封为议政大臣。
爱新觉罗·多尔衮
其他，如公伊图、巩阿岱等，也列入议政大臣的行列。经过一番整顿，皇帝的政治集团势力，空前加强，而多尔衮的势力正在土崩瓦解。
对多尔衮的清算
多尔衮去世已经有两个月了，朝廷内外掀起政治波澜。事情是由相互议论、传话引起的。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十五日，又掀起了一场更为惊人的政治风波：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终于案发。
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率先发难，揭发多尔衮的罪行：多尔衮死于喀喇城，侍女吴尔库尼将要殉葬时，秘密招来罗什、博尔惠、苏拜、詹岱、穆齐伦五人，嘱咐说：“王曾不令人知，备有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今可潜置棺内。”
这几件衣物，皆是皇帝的御用之物。无论臣民若敢用此物，视同大逆不道。即使如多尔衮，功劳再大，仍是皇帝的臣属，敢用违禁之物，其罪不可赦。多尔衮深知此事之严重，故将皇帝的御用物偷偷藏起来。他死了，由其侍女负责，嘱其心腹将此物置于棺内。
多尔衮的遗体运回北京王府，重新殡验，仍由罗什等5人将八补黄袍等物偷偷放进棺内。揭发人詹岱、穆济伦均是此事的见证人，所揭此事实当属不虚。
苏克萨哈揭发多尔衮另件罪行是：多尔衮企图在永平府圈房，令两白旗在此移驻。
顺治帝得知此奏，命诸王大臣审查清楚。
这时，固山额真、吏部尚书也出来揭发：多尔夜取肃王妃，并令其诸子至府校射，何洛会骂道：“见此鬼魅，不觉心悸！”苏克萨哈将何洛会骂肃王诸子的话告诉了多尔衮。多尔衮看得很清楚，说：他想讨好我，所以才敢骂肃王诸子。
贝子锡翰也趁机出面揭发：何洛会曾向他说：“上今亲政，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昔曾首告肃王，今伊等岂肯不杀我，而反害我耶！”
经调查，以上事实都存在，并无一句虚言，以多尔衮“私制御用服饰等件，又欲率两旗驻永平，阴谋篡逆”，应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养女东我俱给信王多尼。何洛会“党附”多尔衮诸罪，应凌迟处死，籍没其家；其弟胡锡不举报其兄“种种逆谋”，应凌迟处死，“籍其家”；苏拜不举发多尔夜棺内禁物等罪，应处死，因“先犯死罪，曾蒙圣恩宽有，仍应免死。”
奏报以上判决，“得旨，依议”。
揭发多尔衮仅仅是开了个头。
继苏克萨哈、詹拜、穆济伦等人首次发难6天后，即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二十一日，又有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懿亲大臣同内大臣等联合上奏，“追论多尔衮罪状”，掀起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政治大风暴。
多尔衮罪状，罗列如下：
爱新觉罗·多铎
太宗文皇帝驾崩时，诸王贝勒大臣等，同心翊戴，共矢忠诚，“扶立皇上”。当时，“臣等并无欲立摄政王多尔衮之议”，只有他的弟弟豫郡王多铎“唆调劝进”。
皇上因年幼，曾将朝政托付给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理”。其后，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予政”，却命其弟多铎为“辅政叔王”。他违背誓言，肆行无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不仅如此。他甚至把太宗当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以及为皇上（指顺治帝）捐躯、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他用的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谮拟尊”；他盖造的府第，“亦与宫阙无疑”；府库之财，“任意糜费”；擅自织造缎足、库贮银两、珍宝，“不可胜计”。他还把皇上（顺治帝）侍臣伊尔登、陈泰一族及所属牛录人丁、刚林与巴尔达齐二族人，“尽收入自己旗下”。
多尔衮胆大包天，竟敢逛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他谋陷威逼，使肃亲王（豪格）不得其死，“遂纳其妃”，而且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己。”他还企图将皇上的侍臣额尔克戴青“归己”，因其不从，不给封侯；又派罗什“以美言诱皇上侍臣席纳布库”，希望他“党附”于己。
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皇上之命，却“概称诏旨”，擅作威福，“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醒”，不合他意者“滥降”。此类事不胜枚举。
多尔衮不让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他“竟以朝廷自居”，让他们每天在他的府前等候。
日前，多尔衮近侍额克亲、吴拜、苏拜、罗什、博尔惠等口称“亡主（多尔衮）遗言”，欲乱国政，已被博洛、尼堪两亲王及内大臣举报，已将罗什、博尔惠正法处死；额克亲、吴拜、苏拜“从重治罪”。
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一致认为，“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因此，以上情况，“未曾入告”。现在，臣等“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
顺治帝接到以上奏报，即命“在朝大臣”，详细讨论，结果是，“众论金同”，一致同意，应“追治”多尔衮罪。
前几天，揭发多尔衮私制“帝服”、私藏御用之物、将永平府给两旗移驻、何洛会谩骂肃王之子等事，皆系多尔衮罪状。
综合多尔衮所犯各罪，根本罪行就是一条：“逆谋果真”，所谓“神人共愤”，不予宽恕。因此，顺治帝作出决定：将多尔衮逆谋之事，“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多尔衮之母子及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爱新觉罗·多尔衮
《清世祖实录》仅记载多尔衮各罪状及最后处理结果，其他具体细节不载。据有关书记述，顺治帝发现其叔父多尔衮生前怀有“邪恶的企图”，十分恼怒，除了公布其罪状，还下令毁掉多尔衮的“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其“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又据李朝方面记载：“摄政王葬处，掘去其金银诸具，改以陶器云。”
对多尔衮案的评价与解析
1、多尔衮案的评价
多尔衮生前，何等辉煌！声势与权力之显赫，无人企及。谁能想到，他死后仅仅两个月，一切皆翻，如同天地倒悬，真是身败名裂，灰飞烟灭。他曾把自己的很多政敌和仇寇打入“叛逆”之列，万劫不复，而自己死后却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悲惨命运，加入了他们的“叛逆”行列。历史的讽刺和嘲笑，在多尔衮命运的变迁中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
清朝的入关，多尔衮声望极隆，被皇帝和百官喻为周公，他每以周公自况。曾几何时，竟跌落为“叛逆”！这和周公的结局，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后人曾假设，如果周公晚死几年，是否会夺其侄成王的王位呢?如果他有“叛逆”之心，未及暴露，谁能说他不好呢?
王莽有篡位之心，如未及行动就死了，他不就是一个美名扬于后世的楷模与典范了吗？可惜，他死得晚，一切叛逆都做了，他本人永远是万劫不复了。多尔衮死得早，却被论为“逆谋果真，神人共愤”。比起周公、王莽，多尔衮实冤！
多尔衮的罪名，是继他死之后，且已掌权的政敌们给强加的。其实，如济尔哈朗、豪格等，不应树为自己的政敌。因为他们并不反对他摄政，也只有豪格不免发牢骚，当叔叔的可以宽待一些，不严追，更不严处，也就无后患了。至于济尔哈朗，忠实、守规矩，多尔衮也想尽办法排挤他。
类似的伤害人尊严、阻碍他人正当利益或陷害他人，在在皆有，树敌太多，迟早会把自己打翻的。多尔衮的结局证明了这一点。政敌们反击过当，全部否定他的历史功绩，定为“叛逆”，显然不当，掘坟斩尸，更见下手太狠。多尔衮得此结果，是历史的必然，对后世却是个巨大的教训。
爱新觉罗·弘历
当然，历史也最公平。多尔衮死后120多年后，乾隆帝为其翻案，重新肯定了他的功绩，恢复了他的爵位，由其子孙继承。但是，他永远恢复不到刚死时顺治帝加给他的那种辉煌！
2、多尔衮案的解析
多尔衮案情复杂，事关重大，不得不稍加剖析，有助于理解此段历史。
多尔衮案，涉及的人和事不少。所以，处理了多尔衮一人，案情尚未结束，作为此案的余绪，还在继续处理之中。首先是济尔哈朗，已恢复了原先的政治地位，作为懿亲大臣，以济尔哈朗的威隆望重，名列第一，故权力由多尔衮转移到了他之手。其次是豪格，顺治帝给予平反昭雪，于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封其子富寿为和硕显亲王，增注本人漏载的功绩于册，一是平息山东满家洞之乱，二是平定四川，攻灭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顺治帝在其军功册写道：“睿王心怀篡逆，尔无故被害。朕亲政之后，不胜迫痛。富寿，尔系朕亲兄之子，推恩封尔为和硕显亲王。”同日，又恢复遏必隆、希尔艮、希福、祖泽润、雅赖、纳穆海、噶达浑、敦拜、觉善、马喇希、法喀等一批人的名誉。他们被多尔衮革职、解牛录任，及籍没家产，“悉属冤枉”。经议，皆恢复原职务及牛录任，各还家产。顺治帝立即批准。索尼于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平反，以“无辜削职，自昭陵召还”，恢复为二等精奇尼哈番。
闰二月初三日，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子富尔敦为世子，济度为多罗简郡王，勒度为多罗敏郡王。公图赖子回色，“无辜夺爵”，恢复一等公爵位；杨善、罗硕、俄莫克图、夏塞、伊成格等，受何洛会诬告，“无辜坐罪”，亦“各还原职”。还有，多罗承泽郡王硕塞有功不赏，顺治帝即封他为和硕亲王，增注漏记的军功。
凡受到多尔衮及心腹大臣的迫害的大小官员，几乎都予平反，官复原职原爵，包括宗室的人，为多尔衮所打击与排挤的人，也都得到皇帝的恩典，或升职，或晋爵，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凡被多尔衮重用，积极投靠的官员，无论职位多高、一体对待，坚决处罚，绝不姑息迁就。
闰二月二十八日，刚林首先受处分。他的罪状，一是依附于多衮，“朝夕献媚”；一是“用巧言班上”；一是擅改国史即《实录》中有关多尔衮的母亲的内容；一是参与多尔衮“逆谋”，“朝夕筹划”等八罪，会议判死刑，籍没家产，妻子为奴；常肃同其兄刚林往随多尔衮，革职、鞭一百，籍其家；祁充格曾犯大罪，永不叙用，但多尔衮为“谋逆”之需要，超授他为大学士，“遂行谗附”，擅改所修太祖实录，隐匿多尔衮罪状等，应处死，籍没家产。
范文程
经顺治帝批准，按所议实施。案内还牵涉到范文程、宁完我、王文奎等人，与多尔衮逆案相区别，予以甄别，个别如范文程仅革职留任。
四月，又查出觉罗巴哈纳，以户部尚书“阿附睿王”，将库内金银珠帛等物，私送到多尔衮府中，“私厚”两白旗兵丁，苛待两黄旗兵丁，不给发饷。给予革职的处分，籍没家产三分之二。与此案相关的人员，分别予以处分。
清理多尔衮余党还在继续进行中。冷僧机是“逆案”中一重要人物。他属满洲正黄旗，多尔衮摄政后，他积极投靠，深得信任。他得白狼裘，不进献给皇上，却献给了多尔衮。还有，他“独行妄奏”，说当年两黄旗大臣“誓立肃亲王为君，睿王主立皇上”。此意“污蔑大臣”，为多尔衮说话。诸王大臣会议，冷僧机“罪款炳据”，应处死，籍没家产，妻子入官。顺治帝批示：冷僧机理应处斩，“姑从宽免死为民”，其家产，只照披甲人例给予，“余俱籍没”。
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吏部尚书谭泰被揭露。他本是满洲正黄旗人，也投靠了多尔衮，发誓：“吾当杀身报恩”。共列罪行10余款，被处死，籍没家产，子孙免死为民。
其后，到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又揭发了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五人依附多尔衮，“背朕迎合睿王”之罪。他们均属两黄旗大臣，原为肃王豪格的支持者。在多尔衮得势后，他们都成了多尔衮的心腹。给他们列罪行共20多款，自不必详列。最后顺治帝批准，拜尹图免死监禁狱中，其余4人都处死，籍没家产。
自多尔衮去世，历时一年多，清理“逆案”，主要是清理其党羽、余党，基本完成。涉及的人很多，也只处理了骨干分子，一般下属极少涉及，一句话，是在上层进行清理，比较顺利，没有引起政局波动，实现政权基本平稳过渡。通过打击和消除多尔衮集团的势力，提高了皇权的威望，巩固了顺治帝的皇位不受动摇。在这场斗争中，皇权取得了胜利，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在胜利的喜悦中，顺治帝迎来自己大婚的喜庆日子。大婚先于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十二日祭告天地、太庙；十三日，册立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为皇后，举行迎娶仪式。是日，以册立皇后诏告天下。婚礼告成。顺治帝时年14岁。
多尔衮去世后，济尔哈朗成为内外百官之首，实处辅政地位。他成了顺治帝亲政时期的主要支柱。为表彰他的功绩和尊崇他的品德，顺治帝于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十八日，加封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颁册文，载功绩，颂美德，推居诸王贝勒之上。顺治帝已亲政，故对郑亲王不加辅政，从皇室论，加“叔”字，以与诸王相区别，居于特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