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的战乱结束后，四川人口约有几十万之众，但战乱中青壮年死亡众多，所遗多为老弱。“壮者涂膏血于原野”，“壮者既去，老弱妇女势不能自存”，可编作壮丁者当然就非常之少了。在一些人稀之县，管理仍处于无序状态，人丁编审的工作难以进行。
因此，清初四川全省的丁额通常不过在1.5到3万之间，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省人丁额只有1.6万，约与东南省区的一县相当。人丁稀少，土地亦不多，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省耕地面积只有118.8万亩，只及万历年间额地8.8%。四川地方财政严重不足，以至于清初需从外省拨银支持四川，如康熙十一年（1672年）调入岁银达80余万两。显然，这对于清朝财政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顺治十年（1654年），清政府提出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的政策，意在招徕本籍逃散人口归籍。虽然宣布“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却也没有鼓励外省之人来川垦荒的意思。
就招民复业一事而言，从上引川东的资料来看，进行得并不顺利，东乡县遗民得返故乡者，千不一二，真可谓微乎其微。招徕的民户也难于生存，有记载说：“窃照川中见有保宁、顺庆二府，山多田少……昔年生齿繁而虎狼息。自献逆、‘摇黄’大乱，杀人如洗，遍地无烟。幸我大清恢靖三载，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瞳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郭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二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见存二百三十二名。新招人丁七十四名，虎噬四十二名，见存三十二名。造册具申到职。……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耶？”
揭帖中没有提及这些招徕者的原籍，从文字中看，很有可能是当地逃亡的土著，因为这时还处于大乱当中，不太可能从外省招徕移民。复业的土著所处的环境相当艰苦，战后的恢复也就困难重重。显然，想靠招民复业一途来完成四川经济的恢复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入川成为政府的方略。
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巡抚张德地以四川历史上曾大量招民垦荒为理由，请求朝廷扩大招垦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进川垦荒。康熙十年（1671年）六月，川湖总督蔡毓荣又提出“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提出放宽招民授官的标准和延长垦荒起科的年限，将原定的招民700名升官改为300名即升，又将起科年限由三年延长到五年，并宣布各省贫民携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大规模的移民入川由此而展开。
这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为“三藩之乱”所中断。康熙二十年（1681年）战争结束，这年七月，清廷重申“招民议叙”之例，并规定内地诸省不再实施“招民议叙”，只有四川和云南、贵州三省例外，因此而加快移民入川的进程。
《康熙起居注》就载有二十一年二月“四川遵义县班衣绣招徕难民五十余口，应照例加一级”，这仅仅是招徕战乱中的难民，还不是招徕垦民，仍可得到中央政府的褒奖，从中可见清廷鼓励移民入川的决心。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政府宣布“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还准许移民入籍子弟，可一体参加科举。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移民入川所引起的诸如土地所有权、子弟考试权等一系列法律问题，为移民的大规模入川创造了条件。
至少在康熙年间，由于地多人少，入川移民采取插标占田的方式获得土地。到雍正六年（1728年），户部提出了一个按户授田的方案，规定“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增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若一户内老少丁多不敷常赡者，临时酌增，俱给以照票，令其管业”，并每户给银12两，作为移民的生活基金和生产基金；清政府为此一次拨银即达10万两。
入迁之初，四川移民可以随意任报升科田地。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四川布政使管永泽指出：“川昔日地广人稀……来川之民，田亩任其插占，广开四至，随意报粮。彼时州县惟恐招之不来，不行清查，其插占，广开四至，随意报粮。彼时州县惟恐招之不来，不行清查，遂因循至今。”
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康熙帝的态度有关，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一份诏谕中，他表明了自己“国用已足，不事加征”的观点。然而，四川土地毕竟是有限的，移民的大量迁入使得土地占有出现了问题，至雍正年间，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来进行土地的分配了。
也就在雍正年间，有关移民入川的政策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雍正五年（1727年），川陕总督以湖广、广东、江西、广西等省逃荒者携家入川者多，奏请安插，却受到申斥。朝廷认为这些流民“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民无赖之徒，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扰”，因此规定，“四川州县将入川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即留川令其开垦；所用牛、种、口粮，目前将公项给发，即著落本籍州县官照数补还，如此，则游惰之民不致冒混……可杜流民之患于将来矣”。
这表明对移民入川不再是一概接纳，而需要验明身份，得到原籍官员的许可并出具证明。严格地说，此时的四川已经不具备大规模接纳移民的能力了。
乾隆九年（1744年）御史柴潮生奏：“窃照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流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出现了人浮于土的现象，于是有禁止流民入川的议论。
爱新觉罗·弘历
乾隆帝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又说：“况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
显然，乾隆帝的着眼点与地方大臣有所不同。地方官员已经意识到移民继续涌入，四川的人口或土地危机很快就会出现，为保护川人利益，必须限制移民入川。乾隆帝则希望四川能够尽可能的多接纳移民，减轻他省的人口压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尽管如此，四川能够接纳的移民数量已不可能太多了。
对入川移民的户籍管理同时也在进行，乾隆五年（1740年）令“外省入川民人同土著一体编入保甲”。并规定来川探亲和回原籍探亲的人口都必须取得当地或原籍政府的印照，这一切都表明四川接纳移民能力的下降，移民入川运动大致在乾隆后期已经式微。
迁入移民的分布
川东各县的移民均以湖广移民为主，另有广东、江西、福建、贵州和陕西移民。处于长江沿岸的大宁、云阳和丰都三县在提及移民迁入时，并不提湖广以外的省份，可见此区移民的绝大多数来自湖广，其他省籍的移民比例很低。
在江北远离长江的地带，非湖广籍的移民要比湖广移民活跃得多。究其原因，在清代前期的大移民潮中，湖广移民捷足先登，首先占据距离长江最近的地点进行垦殖，后来的其他省移民遂逐渐向长江腹地进发，由此而形成湖广人据沿江，外省人北上的局面。
四川中部，从南到北，到处都能遇见湖广移民的踪迹。其次才是粤人及江西人。只有在南部叙州府的宜宾和兴文，闽、粤人和江西人的地位似乎显得比湖广人更为重要。在北部的保宁府，移入最多的则为陕西人，其次才为湖广和其他地区移民。
将合川县的情况和云阳县作一对比，即使在川东地区的中部，湖广籍移民的比例也比川东为低。云阳县湖广移民氏族的比例高达80%，至合川降至70%，而至川西地区，这一比例则大大降低了。
川西的情况与川中有相当大的不同。首先，湖广移民氏族的比例从川中和川东的70%到80%降至了30到33%。其次，粤人的比例上升，成都、郫县粤人的数量似乎已超过了湖广之人。在简阳，广东移民氏族的比例几达50%，已明显超过了湖南、湖北人。在简阳和井研，江西移民的比例已达到10到30%，到邛州，这一比例可能还会上升。
湖广填四川示意图
总而言之，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是一场以湖广移民为主，广东、江西、陕西等省移民为辅的规模浩大的人口迁移。湖广移民沿长江由东向西分布，愈往西、往南、往北分布愈稀，同时，广东、江西移民则往西分布愈密。陕西人迁人的规模不大，主要集中于保宁府一隅。
“湖广填四川”移民人口估计
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间，四川人口的数量从50万增加至232万，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8‰，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迁入相互作用的产物。至康熙末年，土著和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前迁入移民的后裔约为184万，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迁入的移民及其后裔约为98万，年均增加移民约2.5万。康熙末年的移民占当时总人口的42%。
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假定四川已有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0‰，期末人口数约为663万人，其中383万为土著繁衍之后裔，280万为康熙末年以前迁入移民及其后裔。是年四川实际人口数约为1000万，那么，除去663万于康熙末年之前即已迁入的移民及其后裔以及土著，余337万即为新增移民人口；年均增加移民人口约6.2万。
年均移民人口的增加并不完全意味着移民速度的加快，而是本期时间比上一期时间多出13年，从而导致新迁人移民后裔人口增加。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土著占总人口的38%，移民占总人口的62%，移民及其后裔数约为617万。由于考虑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前定居的人口中已有部分外来移民，实际上移民人口的比例可能还会高些。
坦率地说，对于上述两个时期土著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确定仅仅是我们在对于中国人口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所作的一个假设，由于缺少氏族人口的记载，真实的人口增长情况难以为人所知。如果康熙及雍正、乾隆年间的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高于上述估计值，则土著人口的比例就会提高，而移民的比例就会降低。可以这样说，无论作怎样的估计，移民人口的比例不会低于总人口的60%，当然也不会高于总人口的70%。
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36年中，移民人口的迁入已经不多。尤其在以前迁入的移民人口及其后裔已经积累了一个庞大的数量以后，新迁入的人口数量相比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在无移民大规模迁入的情况下，四川人口保持了21%的年均增长率，扣除移民因素，四川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可能达到17%到18%，不能不说是一个人口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30余年，嘉庆以后，降为9%左右，民国年间，降为7%到8%，仍一直高于同期全国人口的增长。
大约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左右，四川人口已经达到了500万人，标志着四川人口已经达到了明末人口峰值时的水平。这时中国人口的总数约为2.3亿，略超过明代末年的人口峰值。
可见在这一时期，四川人口的发展并没有表现出异常之处，只是由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损失太大，恢复的难度也大，因而稍稍落后于全国人口的恢复。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人口数约为3.7亿，是为明代末期中国人口最高峰值的1.7倍。这时的四川人口达到了2000万，已是明代末年四川人口峰值的4倍。
由此可见，四川人口的异常增长主要发生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四川人口的数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至清代末年，四川人口已达明代人口的9倍以上，中国人口仅为明代人口的2倍多。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四川人口数量的增加确实是惊人的。
“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影响
1、耕地和粮食的增加
移民垦殖使四川大片荒地得以开垦，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文献记载，最典型莫过于纳税田亩的增加。康熙年间对四川新垦土地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申报政策，政府册籍上的田亩数与实际垦田数有较大的差距。
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全面清丈土地，结果是：田亩总额为45.9万顷，是明朝万历年间四川田亩额13.5万顷的3.4倍。这一年四川田赋总额为65.6万两，仅为明万历四川田赋额161.7万两的40.6%。雍正七年（1729年）的四川人口大约为270万左右，仅及万历年间人口高峰时的54%。据此可知，雍正四川人口的人均纳税田亩是明代万历年间的6.3倍，而人均田赋只及明代万历年间的6.5%。地多、人少、赋薄构成清代前期四川经济的鲜明特征。
学者研究了雍正年间的四川粮价，认为雍正时川米一般每石价只约银九钱五分，成都平原米更贱，雍正十一年（1733年）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每石止用银五钱上下。一般的年成中，川米比浙江米价每石已贱至四五钱不等。价格上的差异导致大量川粮外运。
时人称：“向来聚米最多者，皆由四川土饶人少，产米有余，本地谷价甚贱，故川民乐于出卖”。大量川米东运至少在雍正年间已经开始，直至乾隆年间，每年东运的粮食大约在150万石左右。四川的米粮外运在中国粮食运销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雍正帝认为，“江浙粮食，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直至乾隆年间，还有所谓“向来楚省民食，全赖川省商贩”的说法。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清代盛传的“湖广熟，天下足”民谚，反映的是湖广在长江流域米粮运输中的地位，其中包括对四川粮食的转运。只是到嘉道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人均耕地的减少，四川粮食日益紧张，输出越来越少，最后基本断绝。
2、技术和物种的传入
四川移民大都来自东部各省，其中尤以湖南、湖北及广东、江西省最为主要。一般而论，东部各省、尤其是广东及江西等省，人多地少，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农田耕作较四川土著更为精细，产量亦高。广东、福建等省人民还多种植经济作物，如烟草、糖蔗等等，以弥补生计之不足。
在川西成都平原，“农事精能，均极播种之法，多粤东、湖广两省人”。又有评论说：“川中农事尤为决裂，闻闽、广人来倡，率力勤田功，始颇修治”水利。巴县人认为，在耕种与勤劳方面，“土著者不如楚人，楚人又不及闽广”。
在川北昭化，乾隆时的记载说，“昭化土著民不善种植，以其田佃于粤民，粤民岁奉租如自种所获之数，而又因以为利，利且丰。惰农日其利钓焉，劳而获，易若逸而获；良农口试，往探其术，则丰利可自有也。粤民告语，粪无瘠土，勤无荒年，吾岂有异术哉？或仿而行之辄效，今土著亦往往善农矣”。
闽粤移民的种植技艺无非是“粪”和“勤”二字，德阳人说：“近见粤民来佃种者，家家用粪，所收倍多，德民何不效而行之？”处于人多地少地区的闽、粤移民将原籍精耕细作的优良技艺传入四川，对四川农业的进步影响是很大的。
东南沿海是我国番薯等美洲作物的最初传入地。番薯在明代末年及清代初年，闽粤两省人民已有广泛的种植。移民入川，将番薯带至四川。乾隆五十年（1785年）《潼川府志》卷3记载“潼民之由闽、粤来者多嗜之，日红薯”。嘉庆二十年（1815年）《资州直隶州志》卷3记载“先是资民由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乾嘉时期的川中、川西地区有了广泛的种植。
玉米是明代后期从西北地区由回回商人传入我国的，因此，西部地区玉米的种植早于东部。清代四川的玉米产区已经遍布全省各区，其中主要以川东北和川中北部川陕交界一带以及川中南部丘陵山区种植最多，形成连片的集中产区。川西地区也有较大面积的种植。
当番薯、玉米的种植仍不足以维持迅速增加的人口需要时，四川农民便以种鸦片以谋利。同治时期，鸦片已成为川东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