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明孝陵的话就会发现“治隆唐宋”这么几个字，这就是当年清圣祖拜谒明孝陵之后留下的，这也是他对朱元璋的评价。清圣祖对这位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看上去十分尊重，评价也相当高，毕竟“远迈汉唐”“治隆唐宋”这种评价可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五次亲往谒陵；而他的孙子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而且这祖孙二人祭拜时均行三跪九叩大礼。当时的文人墨客也对这事称誉为“礼文隆渥，逾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也就是攻克台湾的次年，清圣祖就拜谒孝陵，《清圣祖实录》中记载：“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皇帝又一次拜谒明孝陵，并题“治隆唐宋”碑于碑亭。清圣祖还对朱元璋大加称赞，他说：“洪武大帝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史书记载，清圣祖第一次前往之后，“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清圣祖甚至表示：“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即令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孙，朕仍沛恩施，依然抚育。明之后世，应酌授一官，俾司陵寝。俟回都日，尔等与九卿会议具奏。尔等与九卿会议俱奏。”
康熙皇帝之所以拜谒明孝陵并给朱元璋下跪，目的是表明一种政治姿态，目的是消除明朝遗老们内心的抵触情绪，从而放弃反清姿态主动和清朝统治者合作。毕竟，江南和江南士子在在清朝统治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康熙皇帝就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姿态来宣示自己的主张。
历史上，每一新旧朝代的更替，都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和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有以新朝为“天命人归”而顶礼膜拜者；有为胜国尽忠殉难死节者；也有藏身于残山剩水之间，拒不合作，自称为“遗民”、“遗黎”者。明清鼎革，满洲贵族代明而主中原，这更使那些“遗民”、“遗黎”悲愤排击之情深于骨髓。然而，在明亡三十余年之后，这支遗民队伍便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多数人逐渐放弃了反清立场。
遗民反清态度的转变，表明汉族士大夫中那些奉“朱明为正统”的人，其“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已然改观，逐渐承认了清王朝的统治。康熙时期的这种变化对于清王朝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从而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初的遗民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沦亡。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入关。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乘辇由朝阳门入北京城，至武英殿升坐，接受众官朝贺，宣布清王朝定都燕京。五月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即帝位于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史称南明。
1、剃发令引发的反抗
明末清初形势图
历史的剧变，在南北方官绅士子中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在北方，由于大顺政权“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追赃助饷，“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导致“士忿矣”。因而，北方官绅地主对清军入关击败农民军甚是感激涕零。多尔衮入北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他们匍匐于新朝统治者的脚下，惟恐不及。原明顺天巡抚宋权或许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说：“我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
而南方则有所不同。弘光政权的建立，给那些深怀亡国之痛的汉族士大夫带来欣慰和希望，使他们大受鼓舞。如“思陵哀崩诏下，螺山哀号不食累日，求死。……既而福王立南都，螺山大喜，夙兴夜寐，励精抚宇以应之”。
王螺山的前后思想变化，情绪起伏，反映了南方士大夫、知识分子倾心于故明，又厚望于南明，对清王朝这个异姓政权执鼎中原自然无法接受。但是，他们所寄托厚望的弘光政权把持在马士英、阮大钺等人手中，党争激烈，而福王又是扶不起来的皇帝。
清廷打出为明“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使这个政权产生了幻想，甚至连后来抗清殉难的重臣史可法在当时也是如此。他说：“先帝以圣明之主，遭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对于清军入关，他认为，宁锦一撤，清军“势必随之入关，此时畿辅间必不为我所有。但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一厢情愿地希图借兵助剿，与清军共击农民军。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南指，弘光政权旋即覆亡。摄政王多尔衮以为自此天下大定，于六月再次下令，全国一律剃发易服，并以此作为顺逆的标志，谕令“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尽行屠戮。
剃发易服令下，形势骤变，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汉族广大人民的民族感情由此受到严重的伤害。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的严令下，“民汹汹思乱”，不甘屈从，江南士子军民以“头可断，发不可剃” 的誓言奋起抗清，正如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记载的那样，“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
反抗民族压迫的反剃发斗争，形成为有各阶级、阶层参加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席卷了大江南北，由此而勃发的眷恋朱明王朝的民族感情愈加强烈。不少汉族士大夫深切感到，清军入关，“虽君仇之少雪，实国难之相寻”。随着壮烈的江阴抗战，以及各地血战抗清的相继失败，在他们心目中已是神州陆沉，天下沦亡了。既无“回天之力”，便每以故国遗民自诩，所谓“故君日逝，故友已亡，吾将安归，敬附首阳”，抱定了终生不与清朝合作的决心，或遁迹，或逃禅，或佯狂，或著述……，以种种方式表达对故明的哀思和对清朝的敌视。
由悲愤转为避世是多数遗民的选择。有人则隐身山林，有人则闭门独处。江西吉安人陈遘在清军南下后，即弃家逃奔山中，以一仆供役，除弟子外不见一人。由于蓄发他被地方官捕获，责令剃发，于是命家人置棺于衙前，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穷谷中以全吾发，为圣世之夷齐，一奴外无他人往来，室无寸铁，予将何为？剃发是不能矣，唯有一死”。其矢志于前朝的态度和决心十分坚决。
王夫之
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恢复在湖南的统治，下令剃发。王夫之改换衣着，变姓名为瑶人，“窜身瑶岗，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及至身死，仍自题墓碣“明遗臣王某之墓”。江苏常州人徐枋谨守其父为国殉难时的遗言:“长为农夫以殁世”，自弘光覆亡，“足不入城市，初避地汾湖，已迁芦区，迁金墅，往来灵岩、支硎间，终于涧上草堂”。
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呜盛，称海内三遗民，亲知故旧皆谢往还，曾绝粮数日，饥寒交迫，却拒纳他人一丝一粟。可见，不少遗民在清初足迹不出山林，凄苦特甚，而甘之如饴，皆因以峻节相标榜，全名节于始终。即使那些隐居家中的遗民，也是以伯夷、叔齐之志自勉，虽身居闹市，而心如枯井，以独处为洁身，以射世保全节。江都人王螺山临终言曰：“半生辛苦弃孤臣，剩得干干净净身。四方既崩神失散，这篇草稿付谁人？”张怡赋诗曰：“幸是家留清白字，可堪老作乱离人”。他们因“清白”、“干净”不辱节而甚感欣慰，又悲愤于遭际乱离之世，因而厚望于来者。
2、遁入空门的遗民
逃禅为僧是遗民的又一选择。“一旦国难，乃弃横舍而往伽蓝”，故“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遗民遁入空门，虽有欲托“佛祖”而摒世超然之意，主要却在借此以蓄发，表明自己的取舍。其时，剃发易服令的严酷，僧道而外，已无不改装者，所谓“世上威仪都改尽，看来不改是僧家”。因此，反抗接受“夷狄”衣冠发式，保持故我之威仪，便成为明末遗民甘愿与经卷青灯为伴，遁迹僧寺的主要原因。
明朝战将卢象升之弟卢象晋，在家乡沦亡之后，为保全发逃往深山，旋因族讼牵连被捕入狱，官吏见其顶发偏寡，以为剃后复生。卢象晋厉言曰，从未剃发。官吏强之，他回答说：“我先朝遗老也，兄弟俱死国难，吾头可与发俱断，吾发不可剃”。被杖数十，鲜血淋漓，终不允。官府无奈，趁其与老母相见悲痛昏厥之时，命“数人突入缚髡之。在狱凡九阅月，即释，遂为僧”。
这正如陈去病《明遗民录》自序所云：“一旦衣冠更制，发肤惨刑，其所以拂郁人心，铄伤志气者，弥益切至。夫是故有出家披凳，服僧袈衣以终身者”。可见，逃禅一途是一些遗民遭受创惩之后，而以此抗争的选择，其国破山河碎的隐痛深埋于胸臆。丹徒人钱邦芑于顺治末年出家，历佛门20余年，且享有高僧的称誉，但他却一直以“大错和尚”，“知非居士”自名。临终弥留之际，遗命其徒曰：“我明臣也，慎无以僧礼葬我，可以福巾方袍裹尸入土，目乃瞑”。有诗曰：“年来久谢风尘事，又向人间听晚钟”。吕留良在《自题僧装像赞》中写道：“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谓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概谓之俗。不参宗门，不讲义录，既科呗之茫然，亦戒律之难缚。有妻有子，吃酒吃肉，奈何衲裰领方，短发顶秃，儒者曰是殆异端，释者曰非吾眷属。咦！东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袒裳以游裸乡，无乃下乔木而入幽谷”。可谓对僧中遗民作了形象的描绘。
顾炎武
某些曾为抗清战士的遗民往往转而佯狂疯癫，昆山名士归庄可谓突出的一例。其好友顾炎武曾作《哭归高士》诗四首，其中有云：“峻节冠吾侪，危言警世俗。常为扣角歌，不作穷途哭。生耽一壶酒，殇无半间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娄躅。”这首诗大体反映了归庄的生平，也是清初不少遗民的生活写照。
清军南下，归氏一门多人死难，归庄于抗清失败后亡命于江湖间，事缓返回故里，筑茅屋于先人墓侧，自此佯狂终身。自题其草堂一联，文曰：“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为人所笑谈。然而，其意却在以人少鬼多比喻清王朝的统治和世俗，大有世人皆死我独生之慨。
归庄曾作《述哀》三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六旬苫块痛无声，今借诗篇曲诉情；三十三年恩似海，一思一泪一哀鸣！”深切表达了他对明朝沦亡，桑海变迁的万般悲痛。
3、著书立说的遗民
著书立说，是经受了故国沦亡的灾难和痛苦以后，不少遗民的立身方式。浙人吕留良在落发为僧后，曾寄言其友人曰：“浮生无几，已削顶为僧，从此木叶蔽影，得苟延数年，完一两本无用之书，愿望足矣。”而实际上，诗文言志，“明末遗逸，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托空文以见志”。他们或为探索历史剧变的因果而孜孜不倦，在“哀其所败，原其所剧”的思想指导下奋发著述；或为寄托亡国的忧愁幽思，一吐胸中块垒而闭门写作，潜心于笔墨之中。
顾炎武精心撰述的《日知录》，“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其写作的目的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而他以毕业精力所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同样是一部经世之作。
被后人誉为爱国主义史学家的谈迁，鉴于明朝历代实录多有失真、隐讳之处，天启朝实录尚有短缺，而崇祯一朝的实录又无人撰写，以遗民的情怀，带着能将一部完整而真实的历史传给后世的愿望，于将暮之年客居北方，毕其终生而成被誉为“实录”的《国榷》。正如谢国桢先生所言：“义愤之士，逃荒投野，多为诗僧，而骚人墨客于荒江老屋之中，寤寐啸歌，至死不渝，未可以颓废目之”。这正是他们抒发情怀，不甘屈从的表现。
明亡清兴，始而躬身戎伍，积极抗清的爱国士子，在屡遭失败以后，仍以前朝遗民自甘，虽“天命”已定，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表明了清王朝虽然依靠武力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民族矛盾在清朝初年还相当尖锐，满洲贵族虽然君临天下，但遗民们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感情上，都在节节抗拒。
遗民士大夫观念的转变
遗民虽“回天无力”，却奔走呼号，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其志不衰，史称：“迄于亡国数十年”。这一时间的界定，说明了进入康熙朝后，遗民反清态度开始转变。
1、夷夏之变
朱元璋
“夷夏之大防”，是汉族知识分子士大夫不肯承认清朝统治的最大障碍。“自太祖攘除胡虏，恢复中原，夷夏之防，普天同喻”。对故国怀有眷眷之情的遗民，更是无法忘却“皇祖”朱元璋在开国时发出的“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胡人焉得而治理之”的讨元檄文。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居于主导地位。在封建时代，千百年来由于民族偏见形成的“唯有中国居内以制夷狄，未闻夷狄居中国而治”的华夷之辨，被视为天经地义。夏完淳将明亡喻为“公私倾覆，天地崩离”。
王夫之认为“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桓温，东晋穆帝时任荆州刺史，后官至大司马，曾三次北伐，先伐前秦，晋军曾攻至长安附近；后伐前燕，一度克洛阳，然终以败归。还建康，桓温专擅朝政，废晋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简文帝，阴谋篡夺，然不久病死。王夫之引此典，是说如能北伐成功，驱逐满洲，而后篡夺者，也比拥戴“异类”为中国主好得多。他的父亲王朝聘的临终遗言是：“勿载遗形过城市与腥膻相涉”。顾炎武则明确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弃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爱国士子正由于对明清易代持有这种以“夷狄”代华夏的褊狭观念，才在“亡天下”的深切之痛中，抱定了拒不与之合作的宗旨的。故朱舜水宁愿远走日本，侨居异域，至死也不肯与“夷狄”同居中国。阎古古破万金家资，以一驴亡命3000里，奔走呼号，积极抗清，及至复国无望，乃以布衣自勉，晚年贫困交加，却尤喜苏子牧羊之典。
即使那些降清的“贰臣”，也有人为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如吴伟业仕清以后，又遁迹山林，临终写下了凄酸、痛悔的绝笔，曰：“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因此，满族贵族要在全国建立起稳固的统治，除武力之外，还必须打破广大汉族人民，特别是汉族土大夫心中“华夷之辨”的妨嫌，使之诚心归附。
然而，对刚刚定鼎北京，“抚有华夏”的清统治者来说，要从政策制定上做到收揽人心，以消弭汉族士子的排击之情，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这首先是他们自身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满汉畛域观念。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一一这是自远古起中原华夏族（汉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蔑称。早在清入关之前，明人称其为“东夷”，以言非我族类，而不能与汉族相提并论。后金（清）统治者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称明为“南朝”、“蛮子”，寓意“南蛮”。及至入关以后，清人仍然严格奉行着抑制汉人，首崇满洲的“国策”。
但是，满族毕竟是一个人口稀少而又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要想统治汉族居多数的偌大个中国，对于刚刚君临中原的满族贵族来说，征召统治人才便成为其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当务之急。
爱新觉罗·多尔衮
因而，自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便发布了荐贤的诏令。然而，“清初诏求遗老”，其着眼点在网罗汉族硕彦名儒为清朝统治者效力，以适应入主中原的迫切需要。正如多尔衮所说：“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得贤则治理雍熙，不得贤则民生憔悴”。故收揽人心尚未被重视。重满轻汉，凌辱歧视汉官的现象，相当严重。“在京师即吏部卿贰往往受鞭挞，恬不为怪”。
2、从强硬镇压到柔性笼络
尤其是满族统治者为了摧抑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意识，还借故兴起了“科场案”、“哭庙案”、“奏销案”等大狱。仅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以“奏销案”被黜革、枷责、鞭扑的绅衿，就有13500余人。当时江南地主阶级、士林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吴传业，徐乾学、徐元文兄弟、汪琬、彭孙遹等人更是首当其冲。后来成为礼部侍郎的探花叶方蔼，仅欠银“一厘”，便被革黜，因而民间盛传“探花不值一文钱”。清人说：“千金与一厘同罚，仕籍学校为之一空。至贪吏蠹胥，侵没多至千万，反不置问。”
“奏销案”重在打击江南士绅于此可见。于是，“官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人当风鹤之余，输将恐后。”清廷的这种摧抑政策不仅使入仕的汉官心灰意冷，对遗民更起到了“离心”的作用。阎尔梅就冷冷地说：“诸生自说咸阳好，临到坑时始怨秦”。虽在讥讽降清的士子，实则更疾满族统治者。因而，在清朝初年，清廷虽多方罗致山林隐逸，其收效却是甚微。
康熙帝笼络士大夫的种种手段
1、博学鸿词科
康熙帝亲政以后，局面才逐渐有所改观。其时，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经过去，民族矛盾逐渐趋于缓和。康熙帝强调“满汉一体，无分彼此”，又重视传统的汉族封建文化。尊儒与推崇理学，固然是以此作为封建统治的纲常，但同时也意在收揽人心，故山林隐逸、负海内名望者，备受青睐。康熙帝曾诏命百官举荐隐逸硕儒，地方督抚大员也往往亲访亲荐。
据时人王士祯记载，康熙十年（1671年），浙江巡抚“范中丞荐山林隐逸鄞县葛世振”。康熙十二年（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会同巡抚阿庶熙共同举荐名儒李颙，李颙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康熙十三年（1674年），又再次诏征，并差官多次前往住所敦促。
但是，使清朝统治者更进一步认识到人心的背向关系到清王朝统治能否稳固，还是在三藩反清之后。康熙帝正是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受到了触动，他总结说：“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三桂背恩倡乱，荼毒生灵……皆朕德之薄，不能绥抚之故也。”
因此，康熙帝在以武力平叛的同时，便开始调整统治政策，以取得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乃至广大汉族人民的支持。
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清王朝刚刚从三藩战争的危急局面中摆脱出来，康熙帝便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下令开“博学鸿词科”。
他谕吏部曰：“凡有学行兼优，文章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朕将亲试录用。”至翌年三月，共集“名儒硕彦”143人，赐宴之后，均令入体仁阁就试。所荐之人中，“未仕”多于“已仕”，而“未仕”中又多为遗民，所谓“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
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李因笃、朱彝尊等均在被举之列。顾炎武、黄宗羲以死相拒，不与试，康熙帝并无嗔怪之意；杜越、傅山被强令舁京，仍然不执试笔，康熙帝反以其年高授予中书舍人。对于入试的遗民，则取之甚宽。
可见，清廷开“博学鸿词科”，重在网罗山林遗贤。诚如孟森先生所说：“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卑官，亦许荐呈”。故“康熙之制科，在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作兴之”。所谓“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就是一反顺治朝以来，用惩创手段压制遗民士人的反满情怀，而示以怀柔，以期获取“士民之秀杰者”的拥戴。
而这些为时望所归的“遗贤”及其子弟纷纷应试，标志着他们对满洲贵族君临天下，由排击转而合作与支持。这是清王朝在其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转折。即是说，清统治者在平定三藩叛乱，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又重视那些能倡“大义”的名士，欲其归心。故孟森先生云此举“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诏《明史》开馆。以“遗贤”而修明史，述故国之事，意在迎合其孤臣孽子之心。监修总裁叶方蔼、徐元文以黄宗羲熟知明朝史事及掌故，力荐其入馆，当黄宗羲以母病和年老谢绝后，叶方蔼又奏请以黄宗羲之著述佐修《明史》。康熙帝谕令：“凡黄宗羲有所论著及所见闻，有资明史者，着该地方官抄录来京，宣付史馆”。浙江布政使李士贞奉旨即行，并请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到杭州校勘其父著述，命胥吏数十人缮写进呈。对遗老著述的如此重视，再度表明了满族统治者争取遗民的诚意。
2、南巡与祭拜明孝陵
平三藩以后，康熙帝六次南巡，每次都谒明陵，免积逋、访求贤才、增加入学名额，凡此等等，示汉族士人以惠顾，用心于消弭满汉隔阂。在康熙帝倡导右文求贤之下，一些封疆大吏更锐意于此。理学名臣汤斌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任江宁巡抚。
江南是士人荟萃之地。汤斌不仅悉心贯彻清廷右文之意，且十分重视对遗民的争取。周茂兰乃明朝东林党领袖周顺昌之子，明亡后隐居乡里。崇祯年间，他曾刺血为书，诣阙讼其父被阉党魏忠贤所害之冤，为父昭雪，在江南士子中颇有影响。汤斌重新修葺崇祯时为周顺昌所立的“周忠介祠”，并“亲谒之以为众劝”。
汤斌
而在时人的记载中，汤斌访贤、荐遗民的轶闻趣事尤多。如自称为“九峰遗黎”的明诸生吴骐“于学靡所不窥”,“汤斌抚吴，闻其名，将造庐请见”。常州遗民徐枋，不仅书画皆精，且以节高知名，汤斌“步访徐枋”，以示礼贤，且“钦其高节，尝屏驺从，两诣山中访之，卒不得见，太息而返”。总之，清廷所采取的对汉族知识分子、前明遗民的感化措施，在促进对方的转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历史上，“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清朝统治者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思想文化方面，相对落后的满族却在潜移默化中为先进的汉民族所“征服”。
儒家的纲常名教和政治统治理论，被公认为普遍的原则，从而形成为共同的或比较一致的文化心理状态。儒家思想成为清王朝的统治思想，对于加强满汉联合的清朝统治，是必需的重要内涵。而康熙帝便是清代皇帝中系统学习儒家经典的开创者，他的勤奋好学是十分罕见的。康熙帝“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学到了如何为君之道。他熟读儒家经籍，为汉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也正因如此，满族统治者所建立起的清干朝，才逐渐为广大汉族士大夫和人民所接受。
康熙帝提倡理学，素有“理学皇帝”之称。他曾经说过：“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宗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他命令将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移出，置于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又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注释的《五经》《四书》为完卷标准。
康熙帝崇尚理学，是着眼于他的一统基业的。正如他在《御纂朱子全书》的序中所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在康熙帝为了“治万邦于衽席”而推崇理学的倡导下，一批理学名臣便应运而生。
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熙帝已从现实中洞悉，只有思想文化上的基本一致，方能消除硕彦鸿儒、遗民节义之士对新朝的漠视，成“外内为一家”，而这种强调从思想文化方面巩固清王朝的一统天下，也正说明康熙皇帝的深谋远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