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娼妓的现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代的“巫娼”，此后在各朝历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在宋代以前的封建王朝并没有查禁娼妓，宫妓、官妓、家妓盛行，由官办的妓院反而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用于富国强军。至宋代，民间娼妓业迅猛发展，宋朝也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始开娼禁，但其旨在纯洁吏治，防止官员的贪图享乐，并无大范围禁娼之举。
元代仿效宋代，着重处罚官吏，规定“诸职官频人.娼优之家者，断罪罢职。诸职官与娼优之妻奸，因娶为妾者，杖七十七，永不叙用”。无论是宋代还是元代，朝廷对娼妓的禁止主要是针对官吏，并且禁令在执行上十分松弛，以至于娼妓业经过宋元两代的发展已十分繁荣，据马可波罗记载，元大都京城内外就住有不下两万五千名公娼，可见元朝娼妓的发展规模。明代大力推行封建礼教，因而对官吏嫖娼行为也有很严厉的惩戒措施：“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与赦，终身弗叙”，但明朝统治混乱，加之政令普遍执行力差，禁娼也只停留在了政策上，并未认真执行。
尽管如此，与唐宋两代相比，明代娼妓“已不若唐宋之盛，渐有消沉之势”，但到了明代晚期娼妓业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史载“金陵都会之乡.杂妓名优，献媚争艳，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做赋也。”从万历年间到清兵南下近百年间，金陵产生了不少名妓，如朱无瑕、郑无美、马湘兰、董小宛、卞玉京、柳如是、李香君等。“各地莺花亦颇繁盛。如大同‘婆娘’、扬州‘瘦马’，均为举世所艳称”。
清灭明王朝后，起初仍然保留了明朝时的乐籍制度。顺治元年(1644年)仍设教坊司。但清政府并未忘记明纵欲而国衰的历史教训。在国势基本稳定后，即开始大力整治娼妓问题。在“重典治娼”理路的指导下，从顺治直至嘉庆年间，清政府屡次颁令全面查禁娼妓，不单废止官妓，私娼也被禁止。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入侵，随后太平天国起义，国势日渐衰微，政府财政赤字日益增加，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迫于时势而于1905年开始推行“寓禁于征”的治理理路，尽管主观上依然想通过“规范”以达治理之效，但却变相复活了绝迹已久的“官妓”，客观上助长了清末娼妓业的失控。可贵的是，颓势的清王朝并没有听之任之，依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以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