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已知的记录看来，英国历史上的半组织化帮派首见于1598年，当时葛森在伦敦的一场布道中痛斥他们是「逆天帮（theDamnedCrew）」，批评他们「不懂畏惧，也分不清天堂与地狱，甚至以臭名为荣」，还说「这些喧嚣吵闹的男孩聚在一起，过着缺乏美德的生活，彼此壮胆，专找收敛的人欺负。但事实上，当他们独自一人时，个个都只是爱逞威风的傻蛋，伦敦随便哪个市民看了都会嘲笑、愚弄，但这些孩子一旦聚众，却能吓倒整个社区」。
尼可拉斯．布莱顿（NicholasBreton）也曾在《宫廷与乡村》（TheCourtandCountry）中提及这帮逆天行道之人。这本书旨在透过对比，说明乡村日常为什么胜过廷臣赶流行的生活，根据布莱顿的说法：
「廷臣得知有人说谎，就非得杀掉对方；只是看到谁对自己皱眉，也可以找人家决斗；明明没事却硬要去冒险，还会因为谁用了一个不够优雅的字而杀人；最糟的是，他们常因一场谋杀或血腥争执，就失去土地、财产和生命，甚至波及众人，却仍不改恶习，就只为了取悦其他流氓，成为暴戾兵团的一员，或加入逆天帮逞凶斗狠。」
当代的诗歌与戏剧前后赋予这个族群许多不同名称，凸显出帮派分子在十七世纪初的高调形象，在世人眼中，他们既诡异又新奇，也十分容易引发议论。其实在一五六○及七○年代，就已经有些喜欢虚张声势的男性团体会在街上游荡，只不过结构并不紧密；当中多数人都是担任男仆、身穿制服的贵族子弟，上街时通常会依主人和领主的家族和政治派系分群，如果闹事失控，当局可以下令众家负责人带回管理。
相较之下，逆天帮有自主性，根本无法可管，帮内多半都是志同道合、有钱又独立的年轻男性，他们决定背弃社会常规，大肆享受地位所带来的特权，但对伴随而来的义务与责任却完全置之不理。
这些绅士之子（当中或许有些冒牌货也说不定）随身携带西洋剑与匕首，打扮招摇，爱学廷臣双脚打直的开腿走路法，平时喜欢玩牌和骰子聚赌，还会公然在城市的旅店和酒馆大秀女伴，说话大声、令人害怕，动不动就对身边的人谩骂，有时甚至诉诸暴力。基本上，这群纨裤子弟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就是脾气差、爱打架，只要一找到借口，就算再怎么牵强，也会毫不迟疑地拔出剑来。
一开始，这群人的组织十分松散，也并不正式，当中或许还分成许多小团体，后来则干脆欣然接受大众对他们的侮辱，自称「逆天帮」。一段时间后，相关成员全数凝聚成了单一团体，也发展出专属的次文化，至少在旁人眼中是如此。
关于逆天帮与组成分子的恶行，星室法庭1600年的一个案件，提供了目前最详尽的记录。这件案子之所以会在如此著名、重要的法庭审理，是因为主要犯行人艾德蒙．贝汉（EdmundBaynham）当时刚在征服爱尔兰的行动中获艾塞克斯领主（LordEssex）封为爵士，再三年前则当过一任国会议员；他以逆天帮领导人的身分遭到逮捕时，年仅二十三岁。
事件发生于那年的三月十八日，当天，六名富有的年轻男性带着仆人，聚集在伦敦布列德街（BreadStreet）的人鱼酒馆（MermaidTavern），领头的是来自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艾萨伍斯（Isleworth）的汤玛斯．杜顿（ThomasDutton），众人称他为「队长」，而他们碰面的地方，大概可以说是伦敦最时髦的公开饮酒场所。一般而言，酒馆多卖葡萄酒，不卖啤酒，顾客大都是中上阶级人士；人鱼酒馆更是特别有名，常有名人光顾，当代的许多诗人也都会上门。
这场斗争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杜顿队长和同伴想从外头请音乐家到现场表演，但酒馆的规定并不允许，老板威廉．威廉尔森（WilliamWilliamson）也毫不让步，他向法官解释，在他的原则之下，「音乐家与乐团通常都不得进入酒馆或使用酒馆场地，无论是白天或晚上都一样」。眼见争执一发不可收拾，威廉尔森决定请守卫与当地治安官帮忙恢复秩序，但结果并不顺利。
逆天帮从酒馆移师到街上，脱掉斗篷、帽子和其他宽松衣物，交给仆人保管，自己则拔出西洋剑与匕首，「大声嚷嚷和叫嚣」，并一面冲向「性命遭受严重危害」的倒楣守卫。这场骚动吸引了群众围观，逆天帮成员却加以奚落、嘲弄，贝汉甚至从中抓出了一个可怜的老人，猛扯他的胡子，接着便领众继续嚣闹行进，守卫也随之撤退。
一行人快抵达圣保罗大教堂的庭院时，或许是因为在布列德街败下阵来的人先通知，所以治安官詹姆斯．布列格斯（JamesBriggs）已派出自家的四名守卫，并匆忙地继续找人帮忙，而且这次，所有守卫都「备有平时就会配带的长戟与长刀」，结果汤玛士．贝奇（ThomasBadger）竟「在其他成员有所动作前便冲上前去」，一马当先地质问守卫为何携武，还命令他们闪到一旁，否则就要「用西洋剑把所有人杀得片甲不留」；贝汉则一把抓住休．威廉斯（HughWilliams）的长戟，猛力转向后反往他身上戳，在「头上刺出鲜血直流的一大片伤口」，杜顿更是用西洋剑又再一捅，撕裂了他的护肩，不过威廉斯却奇迹似地躲掉了瞄准他腹部的攻击。
就在此时，治安官布列格斯带着援军抵达，没想到才刚把威廉斯击倒在地的贝汉马上就再次挥动长斧，「狠狠地在詹姆斯．布列格斯头上砍出严重伤口，让他不支倒地，然后又在他身体别处补了两刀」。话虽如此，逆天帮这时其实已寡不敌众，而且同样受了伤（关于帮派成员伤口的记录比较轻描淡写，只说他们负伤拒捕），所以也没什么戏唱了，不过他们仍不断鼓噪，贝汉尤其如此。
后来，当地的理发外科医师替双方人马处理伤口，艾德蒙爵士看见布列格斯在接受治疗时，又叫嚣道：「你还活着啊，要不是没发现你还没挂，我一定拔剑把你刺死。」逆天帮被带离现场时，贝汉还开口威胁布列格斯，扬言要施以暴力，甚至说要拜托地位高的朋友捏造罪名，对他提起诉讼。
约翰．格莱姆（JohnGrymes）和葛戈里．范纳（GregoryFenner）逃掉了被捕的命运，艾德蒙爵士、威廉．葛拉罕（WilliamGrantham）、杜顿和贝奇则都面临审判，但他们接下来的举动也一如众人所料地完全符合逆天帮的作风—四人都表示当天只是喝了酒在玩闹，最后也成功让法官将刑责降至罚款，虽然罚金高达两百英镑，但这些人可都有钱得很。
恶名昭彰的逆天帮没能存活太久，但菁英帮派的概念却流传了下来。例如枢密院（PrivyCouncil）就曾在1623年调查过「提屠鲁帮」（Tyteretuegang）。这个帮派依循前人传统，建立了极富仪式感的正式组织，内含不同阶级与各式称呼，且众人拥有十分明确的身分认同。当年上呈法院的证据不仅提及成员的阶层与头衔，还描述了入帮仪式：成员必须将匕首插入酒中，以示兄弟情谊不变，并宣誓保密并相互扶持。
这帮人全都家境富裕，教育背景优良，提屠鲁这个名字其实是源于维吉尔的拉丁诗作，是一个年轻男孩的名字（「Tyteretue」翻译成现代英文为「You,Tytrus」），他在许多人都被逐出家园时，成功守住了自己的土地。提屠鲁帮的主要成员会佩带黑色号角，随从（仆人和社会阶级较低的成员）则会高调地展示蓝色缎带；他们最爱喝酒、叫嚣、骂脏话，而狠揍值夜班的守卫和打破民间人家的窗户，也是他们的专长。
上流社会的粗野之人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游荡是伦敦独有的景象，只有在这个一国之都，有钱又没事做的人才够多，能集结成帮派。爱滋生事端的学徒所组成的较小团体，也不时会出现在许多小镇与城市的记录当中，伦敦同样不例外，但他们通常都只是短暂地暴力闹事，平时仍得努力工作，并为了生意保持和平；相较之下，逆天帮和提屠鲁帮哪需要回工匠店里帮忙呢？而且他们平日也比较不会受到长辈管控。
后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情势，游手好闲的有钱年轻人内心的暴力倾向突然有了新的出口；在英国全面陷入内乱的同时，新的派别随之成形，众人也得以各自选择自己想效忠的对象。
1642年八月，英王与国会开战，战争血洗爱尔兰，英国的战况也逐渐加剧，时任巡佐的涅梅亚．华顿（NehemiahWharton）曾写信给家乡的主人，也就是商人乔治．威灵罕（GeorgeWillingham），在信中这么写道：「士兵每天都会偷闯民宅，而且最喜欢以剑逼人交出肉品与钱，然后以胜利的姿态带走。」
在英国内战期间，拿剑勒索钱与物品的情况十分严重，所以华顿所述的并非单一事件，这种道德令人存疑的行径和战争相比或许没那么可怕，但仍让许多人十分凄惨。有时，军队指挥官会直接下达命令：「本军队士兵应于星期二奉陛下之令，行七英哩到威廉．罗素爵士（SirWilliamRussels）家中，把物资洗劫一空」；也有时，是因为士兵与受害者分属敌对的宗教和政治派别，「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我们的士兵在这座城市劫掠了一个保皇党员的家」。
不过抢劫的动机经常都只是为了夺取食物，或希望能吃好一点，毕竟战时补给线经常不顺，薪酬也不一定能如期发放。举例来说，华顿的兵团就特别爱吃鹿肉，只要一逮到机会，就一定会到养鹿的公园打劫，不过也有些爱逞威风的家伙只是喜欢仗着自身优势，故意去抢、去恐吓别人而已。
对于同属自家政治与宗教阵营的民众，士兵也同样会劫掠，相关记录经常提到民宅不是被抢，就是被砸毁。举例来说，知名的清教徒威廉．普林（WilliamPrynne）经常为国会发声，是个充满热忱的支持者，但三十名国会派士兵却出现在他位于巴斯市（Bath）斯温西克（Swainswick）的住家，「翻过围墙、强行进门，明明没受挑衅，却痛打我家的仆人和工匠，还对我拔剑」。
不僅如此，這些士兵更帶走了屋內所有衣物，喝光啤酒，把食物全都丟給狗吃，摔碎所有杯盤，逼迫女性幫他們洗衣服，並要求主人給錢。在某些事件中，士兵甚至會屠殺羊群，把屍體留在原處腐爛，或是搗毀家具，然後放火用整齊堆好的柴薪去燒，也有人會在酒桶戳洞，讓啤酒和葡萄酒流得滿地都是，或把床墊丟入泥濘的池塘等等，總之，惡行惡狀難以勝數。
士兵雖會宣稱教訓的是天主教徒或保皇黨人，但幾乎無法提出證據，所以這類藉口通常相當薄弱。「士兵的掠劫行徑極其可憎。」在艾爾斯伯里（Aylesbury）擔任郡長的國會派上校亞瑟．古德溫（ArthurGoodwin）曾這麼寫道：「我實在沒臉面對實正直的人民。」當時的一份報告指出，在以支持國會著名的艾爾斯伯里郡，平均每五戶人家就有四戶被搶過，所以他的確是該覺得丟臉沒錯。
內戰接近尾聲時，保皇黨士兵已因這種行徑而惡名昭彰。當時的一份典型報告曾這麼寫道：「一大群騎士黨士兵來到奇平諾頓區（ChippingNorton），駐守此地，要離去時，為了強調他們行事公平，就挨家挨戶地搶走有價值的所有物品，但其實區內根本只有一個圓顱黨員而已。」
不過在多數人眼中，保皇黨與圓顱黨員其實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並沒有太大差別，例如民謠〈薩默塞特郡民的傾訴〉（ASomersetMan’sComplaint）的作者就曾透過其中的一節如此哀悼：
我之前有六頭公牛，圓顱黨員卻牽了偷溜，惡作劇速度快得令人不知所措。後來我只剩六匹馬，騎士黨員也偷走後才甘願作罷，神啊，這兩批人根本沒兩樣。
那時有幅木刻版畫賣得很好，畫中描繪一名士兵，沒穿盔甲、沒帶武器，反倒全身都是搶來的物品；當代人甚至會用「straggler」（意思是「遊蕩之人」）這個字來指稱那些裝成士兵，但其實只是藉此在鄉間恐嚇民眾交出財物的騙子。
戰爭向來容易讓人放縱自身的黑暗面，而西洋劍正是士兵勒索敲詐的好幫手：十六英呎的長矛在民宅內顯然無用武之地，火繩槍也不適合空間小的地方和快速變化的情勢（以現代標準來看，這種武器十分笨重，填子彈的速度也相當慢），但劍可就不一樣了，只要拿在手上，旁人必然會看到，而且也能迅速出手，構成威脅。
戰爭平息後，各路暴徒又走回鬧事、剝削他人的老路。1652年，一本名為《非凡的有趣歷史：人稱海克特幫的著名刀鋒戰士》（ANotableandPleasantHistoryoftheFamousKnightsoftheBlade）的手冊開頭這麼寫道：
「英國內戰一結束，一大堆軍官和士兵頓失重心，於是回到了著名的倫敦市，希望遇上新的糾紛，好繼續先前在軍隊中那種混亂失序的生活方式，但欺負人的慾望卻無法獲得滿足，只好開始靠騙人維生。」
這本小冊子描述這群遊手好閒又不願重回正常生活的暴徒，是如何進行幫派的入會等各種儀式，以及他們蠻橫又經常摻雜暴力的胡作非為，手冊的後面還這麼寫道：
「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只能說當中充滿欺騙、賭博、誘騙、拉嫖、買妓、咒罵與飲酒，而且多數人都有堂表親關係，至於稍微尊貴一點的那些，則會選擇直接行搶。」
從「稍微尊貴一點的那些」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那些改為行搶的人是紳士階級，而手槍則是他們用劍欺凌他人時的輔助工具。由於戰爭的緣故，紳士（尤其是騎士黨員）多半學會了用槍的技巧，也有不少人在全國各處親身實踐掠劫與勒索的藝術，並發現手槍在騎馬時特別好用，而這些技巧他們當然不會輕易忘記。
約翰．伊夫林（JohnEvelyn）曾說海克特幫是「放蕩之徒的代名詞」，還指控他們喝人血，之所以會有這種說法，可能是因為1650年五月那期的《每日記聞》（APerfectDiurnall）曾以駭人聽聞的口吻，描述一群戰敗的保皇黨員在伯克郡（Berkshire）的故事，賦予了他們惡名昭彰的形象。
據說這群人切下自己臀部的肉，以鮮血舉杯祝賀國王健康，雖然以倫敦為基地的海克特幫其實從未這麼做過，但伊夫林想必認定愛鬧事的暴徒都是一個樣。海克特幫的成員經常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到處恫嚇民眾，無論什麼壞事都要參一腳，而且行事喧囂高調，毫不掩飾，因此很快便臭名遠播。
他們越來越放肆地在鎮上橫行，遇到看不順眼的人就一律趕走（這種行為在英文中稱為「scower」），所以經常現身客棧或酒館，強行把其他客人都攆出門，然後大吃大喝，離開時也不付錢，還會把引起他們注意的倒楣鬼痛打一頓。由於這幫人實在太過惡名昭彰，因此「海克特」這個字的英文「hector」也多了霸凌、恐嚇與怒喝的意思。
隨著我們討論的時期進入尾聲，倫敦那些由上流社會男性所組的幫派也逐漸分成兩路，形成十七與十八世紀非常嚴重的兩個禍根：家世背景較好的那些開始浪蕩過活，變成身染梅毒性病的無賴，而經濟狀況比較沒那麼穩定的紳士子弟則當起擋路強盜，過著凶殘的生活，卻往往因此而短命早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