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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唯一的败仗——僧格林沁也曾经威风过

洋人们唯一的惨败

额尔金勋爵决心要给清国人一个狠狠教训。在1858年,洋人们跟清国人签订天津条约时费尽了气力,他们真正见识了清国官员品行——各种推搪,模糊,欺上瞒下顾左右言他。比如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有如下条款: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条约中大皇帝同意洋人进城来做买卖。可事实上却完全不能落实。以广州为例,当地居民唯恐洋鬼进城,破坏本地人的风俗,带来某些可怕的传染病,或者华洋杂处,澌灭教化,甚或男洋鬼勾搭城里年轻女子,弄出淫邪,产下半人半鬼的混血鬼仔。

这种恐怖的想象令居民极为不安。他们极力阻止洋人进城,明里抗争,暗里挖坑,还在总督府衙门聚众闹了好几次。

广州官员本来就认定洋人进城后城市管理一定甚为棘手,此时正中下怀,以民意为由,阻止洋人进城。

洋人本来颇重视民意,不欲激化矛盾,想让天朝人慢慢去接受现实。谁知一拖十几年,清国人还是冥顽不灵,洋人耐性渐渐磨光了。

1856年英国巴麦尊内阁上台,英国政府态度日趋强硬。1856年11月6日不能忍的英国人动手了!

他们占领广州炮台,击沉中方师船20艘,先后照会总督衙门十几次强烈要求进入广州城。结果他们碰上奇葩总督叶名琛。

这位总督嗜好抽水烟,嗜好拜大神,从心里来说是爱国忠君,从民族性而言他视洋如仇,从头脑而言他对外国情形一无所知,就手段而言他把天朝人各种无赖、混扯、官腔、忽悠发挥至集大成。

他对洋人有一套完整的玩赖体系,总结起来是十二字“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叶名琛

简单解释这套招数就是什么都不干,我跟你尴尬到底,用坚忍的意志折服你!

洋人没那么强的韧性,却有的是大炮和洋枪。1857年12月28日英军5000余人攻打广州。1857年12月29日广州城陷落。1858年1月5日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军逮捕,押往印度加尔各答。

叶名琛被装在一个大笼子里,随着洋人的战舰在海上漂流,他继续着六不原则,还自称“海上苏武”。

1859年4月9号。他吃完了自带干粮,才违背了他的原则——他饿死了。天朝和洋人的局面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1858年4月13日至20日,携广州胜利余威,英、法(含美)使节先后到达大沽口外,要求清政府迅速派大员来进行谈判,核心要点在于派公使驻京。

本来天朝只跟英国人闹掰,可是1857年4月20日,法方借广西“马神甫事件”加入英国阵营。

同时,美方军舰被清军误以为是英军军舰遭到炮击,遂实施报复还击清方猎德炮台。美国人也借机入伙。三国联军一起北上,封锁大沽口,向天朝提出修约要求,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各国公使驻京事宜。

这恰恰是天朝最不能忍。从道光皇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洋夷之后,天朝政府一直就想把这场不体面的战争控制在地方夷务的层次。道光希望事实可以被塑造成这个样子:

地方总督大员(比如林则徐,琦善)办事不利,引起外夷不满,外夷武力犯阙,为的是向皇帝申诉冤情。

我大皇帝深体外夷的苦衷,于是开恩,宽恕了外夷的罪责并加赏了银两和土地,以安抚外夷的情绪。

总之一切雷霆雨露皆出自于上,大员办砸差使,是他们辜负圣恩,该受惩罚,外夷们顽劣不服,需要安抚。所谓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统统不在是正确的事实,正确的事实是皇帝以如天之仁,赐于了洋人恩典,洋人感激涕零,进而心悦诚服了。

如果1840年以来对外战争的可以如此解释,那么中华中央帝国的位置其实未曾动摇,天朝的皇帝还可以继续享受九州之宰,万方之主的地位,即使只是一种心理幻觉。

道光

可是一旦洋人在京驻使,以平等公文和天朝衙门往来,那么天朝就无法再用朝贡来解释对外夷的关系。

天朝自命天下共主的政治构图里就容不下这样的设计。

咸丰朝已经不是乾隆朝了,可是咸丰的想法跟他曾祖父一无二至。最好是能把洋人统统赶走,既然赶不走,那就限广州等地通商,由地方官员去处理。

如今洋人们要闹上门来,在京师驻派使者,以后想要落个眼不见心不烦都做不到,这当然是万万不可以的!可是大沽口的洋人又轰不走,各种扯皮的混赖也只能拖延时间。

1858年5月20日英法不再等了,开始进攻大沽口炮台。联军战死10多人,伤57人。清军阵亡291人,受伤170人。大沽口炮台失陷。

1858年5月26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拖不下去清庭只好跟洋人谈判,清方派出直隶总督瓜尔佳·桂良(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的老丈人)和乌米·花沙纳前往天津斡旋。期间求助俄国公使调停,作为报酬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1858年6月18日与美方列卫廉签订《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6月26日桂良签署了《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桂良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

本来条约签了,事儿也算完了,洋人也该打道回府了,可是突然洋人们发现,中国的大皇帝似乎不想履行这些条约。

更有甚者,洋人怀疑签约过程中整个条约原文被桂良隐瞒,并未告知咸丰,连条约大致内容都没说……

英国公使团团长额尔金勋爵爆发了!

本来以为中国只有基层官员会耍无赖,想不到皇帝钦点的全权满州大员也在耍无赖。这样无论在哪里谈判,谈出什么结果,都会是一纸空文!

额尔金

在北京的中国皇帝是不是在满朝大臣的欺哄中失去了判断力?或者他也根本是个无赖?没有别的选择了。

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一路打到北京去!让皇帝亲眼见见联军的威风,也许能让他昏聩的头脑听进一点声音!额尔金一怒冲冠,三军(英,美,法)皆奋其威,于是十万旌旗,水陆并进,杀往北京而来!

一八五九年,六月,英法联军的舰队再次一次在白河口集结,由额尔金的弟弟卜鲁斯先生带领,上溯白河,直扑大沽口要塞。经过一八五八年的轻松胜利,这群洋人明显得意忘形,居然连进攻路线都不更改,大摇大摆的逆流而上。

其实自1840年虎门开战至今,洋人们战无不胜,势不可挡,即使在公认打得最为激烈的定海之战,和所谓人民群众的正义反击三元里之战中,洋人死伤总数都没超过10个人。

清国人让联军遭遇一次失败看来是不可能的。即使多战死几个洋人,会是破纪录的稀罕事。

不过,人人都相信的事往往不会发生,人人都不相信的事却突然发生,这就是历史的诡谲之处。

据说统率大军的卜鲁斯是位内向而严谨的绅士,窘迫时容易脸红。那么1859年联军在白河遭遇到一切估计要让他面红耳赤一辈子了。

当舰队逼近白河上游,大沽口的前沿水域时,联军发现了清军的防御工事——河中横有两道明显的栏障,可是守军形影零丁,并不多见。

联军突破第一道栏障时未遭阻拦。时间定格在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早晨天气晴朗,联军炮舰离大沽口要塞只有八百码距离。联军旗舰“鸻鸟”号鼓足蒸气,突破第二条栏障,劈波斩浪而来。

就在此时,情况大变。清军在一八五八年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新的栏障比原来的严密很多,水中巨大的树木挡住了“鸻鸟”号的去路。

而水下是粗大的铁环勾结成的防御网。蒸汽动力“鸻鸟号”都无法突破这铁锁连环的的水上险关,它巡梭不前,联军的其它船只被“鸻鸟号”挡住去路,在白河上兜起了圈子。

沿岸被草席遮盖的火炮此时卸去伪装。整编的守军也随之显身,雷鸣般的炮弹倾泻而来!“鸻鸟号”首当其冲。

第一波齐射的炮火扫过“鸻鸟号”的船头,船头炮手的头直接飞了,三名水手受伤倒在甲板上。第二波密集的炮弹扫过“鸻鸟号”船身,它被轰东倒西歪。

由于被栏障阻碍,“鸻鸟号”无法前进,它的退路又被联军的其他战舰拥堵住,它几乎是被推到守军的炮口之前,动弹不得。

“鸻鸟号”被两岸交叉火力打了足足三个小时。这对船上的英国水兵来说真是地狱般的三小时。最后它的船壳被打烂,船身陷入烂泥,船上除了一人幸存之外,统统下了地狱。

其余的战舰下场同样悲惨,两艘英国炮舰搁浅,失去战力,联军还有两艘炮艇被打得支离破碎,其余炮艇动弹不得。

联军开局败势如此明显,船队本该迅速撤离不利的水域,待它日伺机再战。然而之前的屡战屡胜,使洋人们不甘心如此丢人的撤退。他们向大沽口要塞派出了陆战队。于是失败变成了惨败。

陆战队登岸之时,清军火绳枪的枪声已经变的零星,洋人们以为守军又如上一次般落荒而逃。然而清军这次真正战术撤退,他们佯败诱敌。大沽口炮台外挖了两道深深的壕沟,沟里是水和烂泥。

紧接在壕沟之后,是往外伸出的森森尖铁的一排鹿砦,这使壕沟变成了陆战队的葬身之处。同时,陆战队的平底船遭遇了退潮,进攻的部队的鞋被厚泥缠住,他们的冲锋被大大延缓。

清军的大炮开火了,炮口里塞满了铁片,暴雨般的铁片飞洒过来,一个扫射就撂倒了整整一排登陆士兵。

好不容易逼近壕沟士兵发现壕沟太深难以逾越,而跳下壕口的士兵陷入烂泥不能行走。没有死在壕口前的士兵死在了鹿砦前。

没有死在鹿砦前的士兵聚集在炮台的基座下,却又发现用来爆破的火药已经被水浸透失去了作用。他们只好努力蜷缩在炮台的火力盲点下,等待援军的到来。

天色已黑,忽然,清兵从上方的炮台上挑出长长的竹竿,竹竿上“呲呲”作响的烟火照亮了洋人们身影。一排火绳枪兵从炮台上探出头来。死神将临了。洋人们成了活靶子,被打得尸积如山。他们到死都不明所以。

为什么上一次一触即溃的清国士兵现在如此强悍,原来对手杂乱无章的攻防突然这么严肃有序?如此娴熟绞杀联军的清国人和之前的清国人如此不同,几乎令人怀疑他们是不同的物种。

黑暗的夜色冷酷而无情。

清国火绳枪兵们分三线,依次有序的开火,火绳有时会因为燃烧不足而熄灭,每次射击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枪可以打响。火绳枪这种从明代就传入中国的武器,比起联军手中的燧发枪来说相当中古了。

不过这批清国人用数量和娴熟补足了一切。他们是一支亲兵。绰号“红孩儿”。他们的主人有着显赫的爵位和威风远播的名声。他是清国“博多勒噶台亲王”“湍多巴图鲁”蒙古将军——僧格林沁。

最后的蒙古铁骑

僧格林沁是蒙古草原科尔沁部之族人,是黄金家族第26代之后裔,他父名叫“德力格尔”,本是一名羊倌。

僧格林沁出身贫苦,一家笃信藏教,“僧格林沁”原意为“宝力狮子”。

文殊菩萨

所谓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其特征为“智勇兼备,能破一切苦难”。僧格林沁长成之后,性格沉稳坚毅,与其姓名亦颇能匹配。

僧格林沁年幼时曾入喇嘛教,在寺中充当小喇嘛,若事无变故,可能伴青灯古佛一生,不可能为天朝建下殊功,也不会为清国尽忠而死。

1825年,僧格林沁的远方族叔、科左后旗的第九代札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逝。索郡王是最早归顺努尔哈赤的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的嫡系子孙。因为明安子孙世代与清廷皇族联姻,地位高贵显赫。他的妻子便是嘉庆皇帝的亲女儿和硕庄敬公主。

公主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如今病逝,谁来继承王位成了一个大难题。

传说公主难以决断之时,偶发一梦,在梦中见一个老喇嘛送来一只黑虎,说:“把他还给主人家,您要好好的对待他。”公主惊醒。

第二天,果然有一个老喇嘛带着一个小男孩来到公主的住所,他就是15岁的僧格林沁。

公主十分惊奇,于是携僧格林沁觐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见僧格林沁仪表威武,气度雄阔,认为其必是未来之国家栋梁。

道光皇帝从而恩旨僧格林沁,继索特纳木多布郡王之位。待僧格林沁长成,又娶康熙帝大哥福全的后人多罗贝勒文之女,从而成为皇帝的姻亲,仕途坦荡顺利由此而启程。

1853年(咸丰三年)五月,已据南京为王的天平天国出兵北伐。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2万精锐,挺进华北。

太平天国北伐军

北伐军由浦口出发,经安徽蒙城、亳州(今亳县)入河南,克归德(今河南商丘),于五月二十一抵汜水,抢渡黄河,围怀庆(今河南沁阳),与城内外清军相持两月。

七月二十八,北伐军突然撤围西进。太平军一路经垣曲入山西,过平阳(今山西临汾)、洪洞、黎城,东入直隶(约今河北),克临洺关(今河北永年)、邢台,北上藁城,东占深州(今河北深县),稍事休整后即东进沧州,于九月二十七接近天津南侧。

烽火三月,太平军兵势如飞,长窜之速已侵直隶,天国大业庶几全功,京师门户岌岌难保。

北京城内满清贵胄惊骇不安,豪门大宅以为京师必破,痛悼如丧家之哀,一夜五百余户散出逃亡。

大变来时,皇帝也错愕莫名。他本来正在头疼南边的洋人。广州口岸那群洋人要入城居住。入城居住不说还要建教堂。建了教堂洋人自己拜不够,还要传教给清国人……

皇帝突然发现另一伙拜上帝的广西佬已直插心腹。莫非上帝里应外合,要灭亡天朝?!!

僧格林沁临危受命,要挽狂澜于即倒,他供奉着努尔哈赤金刀,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蒙古诸王劲旅出京。

一八五三年,十月二军会战天津南王庆屯,太平军虽然勇悍,却难冲动蒙古铁骑之长阵。

北伐军被僧王击溃,损失悍将无数,退到连镇一带。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僧格林沁整军再战太平军,破东连镇木城,太平军冒死冲突,僧格林沁尽歼之,生擒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祥。

因此殊功,咸丰帝于二月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四月,诏世袭罔替,俸银加倍。

六月,在山东冯官屯剿灭太平天国李开芳部,生擒李开芳。林凤祥、李开芳都是太平天国的名将,北伐之锐师,僧格林沁在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全部殄灭,无一漏网,蒙古科尔沁的铁骑,无愧劲旅二字。

僧格林沁又有弥坚之志,不辞辛劳,最能鏖兵。比如冯官屯一战之中:

李开芳困守冯官屯,在屯内遍挖地道,使壕沟彼此连接,又在壕堑上遍布小孔,用以观察和射击。

冯官屯内因此地道交错,地堡林立。官军大炮无功,久攻不下,殊为棘手。

僧格林沁未曾气馁,反而敢下苦功。他命令民夫先在冯官屯四周筑墙,再在墙外挖掘深沟,费时一个月,挖成深沟宽5——6米,深2米左右,沿屯有123华里的长度。又使用水车巴斗将运河之水灌入沟中。

水入地沟之后,倒灌入冯官屯之中,太平军所挖的地堡,地道,全被冲垮坍塌。粮食和弹药也浸水毁坏。僧格林沁命令在沟旁加高势,垒起土堡,让士兵以枪炮日夜瞭望坚守,防止太平军破围而出。

继续监督兵勇将外墙加厚加高,将水势抬高。再使用水车水机水戽尽力浇灌,昼夜不息”。加上连日大雨,水势大涨”,渐渐淹至太平军所据之地。

不久,太平军“潜伏之处,俱已有水深三二尺,谷麦虽尚充足,半被水浸”。

再往后,屯内更是“遍地皆水,只剩二三丈干地”及“破屋数椽”,除李开芳尚可支床及少数将士在干地栖息外,其他太平军将士或“处泥淖中”,或“聚居楼上”,火药、粮食亦多被浸湿。

太平军不仅柴米匮乏,甚至连饮水也成了问题,因为初夏的高温,水变得污秽浑浊,加上人马粪溺都堆积其中,臭气日益熏蒸,病菌丛生,故“饮者辄死”。而太平军将士“皆裸足水中,水已及膝,而遍腿粘蛆”。

据说僧格林沁还收购大量青蛙,投放到冯官屯东寨水中,命清军于蛙不鸣处以排枪扫射,造成太平军的更大伤亡。这样鏖兵一个月,太平军粮食匮乏,弹药耗尽,意志渐渐动摇。

李开芳武力突围、派兵诈降、乞求让路等种种南归努力完全失败的情况下,权衡再三,遂于31日上午“复呈降表”,宣布投降。

李开芳是天国最为狡悍的战将,僧格林沁在清军大营见到他时,他穿着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绸短袄,红裤红鞋,大约三十二三岁上下,身边还有两位男童打扇,面目姣好如美女。

僧格林沁的幕僚有人觉得开芳的面貌斯文,不像一个穷凶极恶的逆贼。而另一个幕僚则说,看李开芳的双眼,就可以探知他内心狠毒,他的凶顽之处在心,而不在外形。

李开芳、林凤祥以两万人马,北渡黄河,长驱直入,威胁清国直隶数省,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其凶悍和顽强,令钦差大臣胜保嗟叹“亲督将士,冒死攻扑数十次,几乎无计不施,迄未奏效,”“二贼百战之余,凶狡无比”.

而僧格林沁以弥坚之性,甘历艰辛,将太平军顽悍之军,逐一迫至疲惫竭撅,随即一一剿灭,清国因此金瓯未失,可见僧格林沁之能。

僧格林性格质朴无华,愿意与士兵同甘共苦。甚至与普通士兵吃一样粗陋的食物,有一次军粮断绝,只剩胡萝卜数石,部下以此充饥,难以下咽,僧格林沁就坐在军帐前连吃数根,意犹未尽,众将士见了,不敢再有怨言。

僧格林沁又自视功高,骄横无忌,时常放纵部下袭扰百姓,抢夺妇女。以至于僧兵到处,民愤极大。

僧格林沁迷信蒙古铁骑的威力,对于洋人的炮船战舰以为奇技淫巧,不以为意。

僧格林沁又十分重视火器,身边还有五百亲兵红盔红甲,被称为“红孩儿”,配备大量火绳枪,精于列阵射击。种种矛盾行为,形成了僧格林沁极为复杂的面目。

其实僧格林沁又十分简单。他是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后裔,他或骄横或质朴,或精细或蛮悍的气质都是从蒙古人的天性发出,并非后天刻意扭捏而成。因此僧格林沁是性情洒脱的一代枭雄。

尾声

一八五九年的白河之役,僧格林沁亦以骁勇之蒙古劲旅,和严密的工事防御,把拥有先进火枪和蒸气炮艇的英法联军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之前的御前会议上,咸丰的大臣们对该如何应对洋人意见分歧。其中有一名大臣叫郭嵩焘,他认为“海防无功可言,无纪可效,不宜任。”(郭嵩焘后来做了第一任清国驻英公使。)

而僧格林沁性烈如火,他根本看不起洋人的部队,他坚信洋人若来,他的蒙古铁骑可以粉碎一切。

皇帝爱听这样的话。于是,僧格林沁再建殊功。

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搁浅在河滩上的英国人被僧王肆意屠戮,场面之惨烈,逼迫美国“波瓦坦”号战舰改变中立立场。

此时美国人刚从英联邦中独立出来不久,不过无论美国人再讨厌英国人,也无法眼看着白种人被清国人屠杀。

“波瓦坦”号准舰上的达底拿准将发出“血浓于水”的呐喊。可惜他的主要贡献,是激励了更多英国陆战队员去抢滩送死。

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本来是搂草打兔子,试图跟在英国人舰队的背后捡些便宜,如今老达拿这段“血浓于水”的深情表白,让很多陆战队员感动地从容赴死。

后来据说还被一个二流诗人写成一首煽情的诗歌:

老达底拿绝不会冷眼旁观。

看着白人被这样的敌人屠杀。

血浓于水,我们上吧!

这首诗拙劣的描写了英国人和美国人苟且之意,却只字未提白河之战的结局。

到了二十七号天亮,有四百名英国人战死,其中二十九人是军官,战况之惨烈,以至于有一名陆战队员说,自己宁愿在克里米亚(法俄之战)的战斗中再死去三次,也不愿在大沽口要塞再吃一次苦头。

白河之战是清国人1849年以来对外做战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在战斗中击毙的洋人是之前所有战果总和的十倍。洋人们被彻底的羞辱了。

这也是蒙古劲旅最后一次辉煌。清国人欢欣鼓舞的庆祝他们的胜利,无数称颂大皇帝英明天纵,武功赫赫的颂词被送到御前。

他们忽略国家京畿要地的水路还是被洋人们封锁着,在南方,一座繁华城市又被另一伙叛军威胁。

不过清国人有理由暂时忘记这一切。毕竟,此时离火烧圆明园还有4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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