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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月中旬，军机处大学士刚毅作为保守派的主要首领之一，居然派出秘密特使到山东去见英国福音布道会的主教斯考特的中文秘书余福。
刚毅的特使告诉余福，刚毅希望卜克斯事件能够尽快地、妥善地解决。
特使说刚毅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不信任：
特使还告诉余福，刚毅的死对头荣禄暂时不会成为障碍，因为他已奉旨到皇家的东陵去执行任务了。所以，如果英国方面能与刚毅达成协议，“他能够保证将它付于实施”。
可是，这位神秘的特使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
窦纳乐对这次秘密谈话极感兴趣，但没有具体的建议向伦敦汇报。他向索尔兹伯里首相报告说，刚毅关于“汉人大臣图谋不轨，意在推翻满族政权的说法，确实很有意思”。
奇怪的是，窦纳乐与其他公使一样，对荣禄的背景一无所知，他在报告中称荣禄是“太后的一个亲戚”。
山东巡抚袁世凯镇压拳乱比较得力，但此时德国人又给他添了新的麻烦。1900年初，山东民众与德国殖民当局的矛盾有激化的趋势。
在高密县，民众组织了大规模的破坏德国铁路工程的行动。青岛的德国殖民当局派出300多名士兵，再一次远征。袁世凯迅速地平息了高密的暴乱，但是德国占领军这一次不愿撤走，袁世凯被迫与亚希克总督签订了《保路协定》，德兵才退回青岛。
袁世凯收到剿拳的“廷寄”，精神大振，他自行决定处决了卜克斯事件的两位主犯。尽管朝廷希望他延期执行，袁向北京报告说不杀此二犯，英国领事不愿意谈判。
袁世凯没有料到的是，英使窦纳乐借卜克斯事件给他施加了难以忍受的压力。窦纳乐派坎贝尔领事到济南，表面上是为了处理卜克斯事件，但实际上他的秘密使命是绕过总理衙门，直接向袁世凯施压。
坎贝尔提出的处理条件十分苛刻，其中包括要求袁世凯亲自参加审讯，并要求惩罚地方官员，还要提供大量的赔款，不但要补偿传教士的损失还要补偿教民的损失。
窦纳乐可能受到刚毅事件的鼓舞，认为处理卜克斯事件必须抛开总理衙门。
袁世凯对这种做法大惊失色，感到难以接受。他向坎贝尔一再强调没有收到中国政府的指示，实难从命。
坎贝尔则直言相告：
袁世凯坚持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在激烈的交锋之中，坎贝尔恐吓袁世凯说他“可能已经忘记了胶州湾事件的发展过程”，言下之意是说英国也可以借卜克斯事件采取类似的行动。
袁世凯愤怒地回应道：
袁世凯特别对英方要求严惩地方官表示不满，他说：
袁世凯问坎贝尔为何在此时给他增添更多的麻烦，而对付德国人己经够受的了。坎贝尔不愿让步，但是袁世凯给他的印象不坏，因为他向坎贝尔透露了决心剿拳的信心，只不过需要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来。
确实，据1900年3月朝廷收到的一份报告，袁世凯自上任以来剿拳特别积极。他派出大股兵力，多方围捕，收效甚大。
就连坎贝尔都向窦纳乐报告说：袁在山东的行径已使他获得了“洋鬼子巡抚”的恶名。
窦纳乐仍然不愿在严惩地方官的问题上让步。据意使萨瓦戈向罗马方面的外交部长报告中说，窦纳乐当面对军机大臣王文韶说，中国如果要避免再次割地，就必须接受英国的条件。萨瓦戈认为，窦纳乐的威胁是促使刚毅与英方秘密接触的原因。
为此，刚毅又派来一个特使，询问窦纳乐所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说慈禧太后本人很想了解英国的真实意图。
实际上，山东义和团已受到袁世凯的严重威胁，所以不少拳民从山东逃往直隶境内也就不奇怪了。1900年2月，天津地区已经出现义和团的活动。
天津署理县令在一次巡视中发现不少青少年在习拳，立即将他们逮捕，但据说这些青少年是受了父亲的鼓励开始练拳的。与此同时，义和团也开始向北京进发。
清廷对第一次照会没有予以理会，四国公使对这种态度极为不满。五国外交代表（英法德意美）于1900年3月2日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第二次联合照会。该照会再次要求中国政府在《京报》上正式发表禁拳“上谕”，它还指控中国政府在剿拳的“廷寄”中有意忽略“大刀会”。
清廷对第二次照会的反应十分强烈。
事实上，尽管此时清廷与义和团的合作并未开始，公使团已认定中国官方对义和团已经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所以，清廷与公使团之间的误解主要是心理上的。
其实，清廷此时更关心的是皇位继承问题。传统上，这类问题是绝不能公开讨论的，更不用说与洋人讨论此事。
然而，公使团的态度越强硬，越趋向一致，清廷就越怀疑列强政府有联合推翻慈禧太后的计划。
公使团对“大阿哥”的态度是清廷最为关心的问题，但在公开场合根本不能流露。
五国公使同盟又被称为“传教国同盟”，但由于同盟之外的两个列强俄国和日本的态度不明确而受到削弱。
俄国的主要政策目标是防止列强对华北进行军事干涉，以保护俄在华的利益。
1900年2月，南满大量出现拳会的习拳仪式。然而，俄国当局认为这些拳乱仍是小范围的，可控制的。
他们认为拳会的打击对象都是关内的欧洲传教士，俄国东正教在华只有3个特设机构，而且不参与传教活动，所以与俄国无关。
日本对拳乱和“传教国同盟”也持冷淡态度。西方外交官在处理教案时从来不加掩饰地运用“黄祸”论，日本外交官对这种种族偏见的论调十分不满，只能三缄其口，不发表意见。
日本对华政策的重心仍然在于遏制俄国。日本政府对俄国的极端恐惧症使得它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从而也未能把握清廷与公使团发生误解和冲突的实质。同时，反洋运动也没有放过日本。
“传教国同盟”第二次联合照会发出之后，中国政府仍然拒绝在官方的《京报》上颁布剿拳“上谕”。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于是陷入外交僵局。窦纳乐公使领导的“传教国同盟”决定诉诸武力迫使清廷就范，窦纳乐的行为更加使得清廷确信英国政府的不可靠。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英国是清廷的盟友，而现在成了推翻慈禧太后政权的排头军，公使窦纳乐直接率领公使同盟与清廷公开对抗。
当然，窦纳乐不肯让步还有其他的原因。当时，布尔战争已经在南非展开，而且英军一败再败，脸面尽失，窦纳乐在心理上不愿意向清廷示弱。
在华的英国人都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保持强硬的姿态是由于受到了布尔战争的刺激，《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逊和在京的赫德爵士都感到抬不起头来。所以窦纳乐决不能让总理衙门因为布尔战争而幸灾乐祸。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英双方当时正在为英资的“福公司”而发生激烈的争执。1900年1月以来，窦纳乐收到多次报告，说中国官员禀承慈禧太后的旨意，对参与“福公司”活动的几名中国官员兴师问罪。
中国董事吴士钊已被朝廷确认为犯了贪污罪。据“福公司”英国董事长的报告，慈禧太后曾亲自下令要山西地方官“阻扰福公司的业务活动”，而当时“福公司”成立时在开矿权协议上签字的官员已被解职。
3月初，窦纳乐公使又收到新的报告，说守旧的军机大臣刚毅和徐桐是弹劾吴士钊等人的主谋。果然，朝廷在3月份领布的“上谕”中，对五位涉及“福公司”活动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员进行惩戒，吴士钊也在其中。窦纳乐大怒，多次抗议未果，于是他想将此事与中国的反洋运动联系起来。但是，除了美使康格之外，支持窦纳乐的却寥寥无几。
1900年3月2日在总理衙门，五国公使与庆亲王奕劻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此后3天，中方仍然毫无反应，直到6日，总理衙门才向公使团提交了一份正式的解释信。信中重申禁拳的“廷寄”已经发往地方督抚，传统上没有必要冉发一道类似的“上谕”。
该信同时指出，官方的《京报》只有很小的发行范围，要将禁拳命令传达到老百姓，“廷寄”更为合适，所以“上谕”不能起到公使们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五国公使对总理衙门的回复不屑一顾，于是在3月7日又召开联席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公使们的脾气大发。美使康格声称：
德使克林德火气更大，他建议将总理衙门的回复信原件退回，表示对中国政府的嘲弄，意大利公使举双手赞成。然而，其他公使都认为此举太过分，没有同意。公使们意识到中国政府不会轻易就范，于是开始研究对策。
因此，大家一致同意请求本国政府用联合海军示威的方式向清廷施压。
窦纳乐在3月10日又主持召开了一次公使会议，会上公使团决定再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一次联合照会，不但要求中国在《京报》上颁布禁拳“上谕”，而且还警告清廷，如果不从，“将采取其他手段”。
于是，窦纳乐向总理衙门提交了这一份措词严厉的照会，声称公使的联合要求必须照办。
然而，各列强政府对中国的实情本来缺乏了解，此时突然收到在北京的公使要求诉诸武力的请求，不免感到大吃一惊。
在1900年3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任命前山东巡抚毓贤担任山西巡抚时，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尽管中国政府自认在处理联合照会事情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毓贤的调任山西巡抚却是给紧张的中外关系火上加油，因为总理衙门与公使团在毓贤是否对山东拳乱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分歧。
窦纳乐一怒之下，向总理衙门发出了严重的警告，说：
1900年3月8日，慈禧太后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在紫禁城宴请公使大人，她希望能像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的第一次类似宴请一样，让公使大人们向她们的丈夫施加正面的压力。
第一次宴会时，公使夫人们对慈禧太后的风度大为倾倒，以至于完全忘记了不久前发生的政变，气氛非常热烈。窦纳乐夫人作为公使大人的代表举杯祝太后万寿无疆，慈禧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时自语：“都是自家人，都是自家人！”
那一次宴会加演戏足足5个小时之久，公使夫人每人受太后赠送名贵戒指一枚，喜不胜收。
但这次慈禧太后却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公使夫人们在上一次都受到自已丈夫的批评，因为这种热烈的气氛与公使团反对戌戌政变的态度不合拍，所以这一次气氛要冷清得多。
窦纳乐意欲动武的强硬姿态只获得美国公使康格一人的积极支持，康格在没有收到华盛顿的指示下就擅自赴总理衙门抗议中国政府对山东拳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他甚至警告中国政府说，如果中方不按公使们的要求办，他将请自己的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康格对毓贤的新职位更是愤怒不已。
其他国家的公使则对联合海军示威的主张口是心非，因为本国政府并不积极支持这类行动。德国军方对在华动武的想法是坚决抵制的，德帝国海军部和陆军总参谋部一直认为，只要青岛地区不受威胁，绝无大规模用兵的必要。
法国政府也想避免在华动武。外交部收到临时代办当都阿在1900年3月份发回的一份报告，说军事威胁的时机并未到来，但是他又说其他公使意欲采取联合海军示威的措施，他不能与“传教国同盟”决裂，不得已而表示支持。
意大利政府对海军示威更加谨慎。三门湾事件的政治余波尚未结束，意大利外交大臣威斯孔第·维诺斯塔早就决定意公使不能主动提议采取过激行动，尽管意大利愿意同其他国家的公使合作。他声称，只有其他国家同意举行联合海军示威之后，他才会改变态度。
实际上，索尔兹伯里首相收到窦纳乐关于海军示威的请求后大为震惊。
他不明白为何公使团还要揪住此事不放，首相对窦纳乐所起的领导作用尤为不满。
他明告窦纳乐，英国在华的利益要求“不要过于张扬，关于海军示威一事尚有段时间才可做出决定”。
这时英国驻法大使芒森爵士报告说，法国德卡赛外长也不愿意卷入对华的军事行动，所以索尔兹伯里的态度更加坚定。据法国公使毕盛于1900年3月15日发给巴黎的电报说：“窦纳乐告诉我说他的政府对目前采取海军示威的建议深感厌恶。”
美使康格虽然积极支持海军示威，但是华盛顿方面也不为他的建议所动。
这样，“传教国同盟”的行动并没能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擅自向清廷威胁动武的做法更加没有效果。
更主要的是，正如学者威勒所指出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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